【摘要】“飯圈”的形成與網民和企業的需求以及社會環境密不可分。進入“飯圈”時代，追星群組在人員數量和行動方面都呈現出規模化特點：人數急劇增加，應援規模空前擴大；運行層級分明，成員分工明確；管理制度細致，應援流程復雜。作為娛樂產業的一環，“飯圈”借助社交媒體和各類線上線下活動，將明星、演藝公司和粉絲聯系在一起，滿足了粉絲與偶像互動的需求。但“飯圈”導致的負面問題不容小覷，特別是對未成年人的認知、行為、價值觀念和道德意識等都造成了不良影響，亟待治理。
【關鍵詞】“飯圈文化” 粉絲 網絡生態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無底線追星行為和各類亂象多次引發輿論熱議。2020年7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下發《關于開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網絡環境專項整治的通知》，明確提出要“重點整治誘導未成年人無底線追星、粉絲互撕等價值導向不良的信息和行為”。抵制“飯圈文化”對網民特別是未成年人造成的不良影響，需要企業、學校、監管機構以及網民自身共同努力，從制度建設、行業規范、教育撫育、社會引導等多角度入手，防范“飯圈思維”侵蝕主流價值觀。
“飯圈”的形成與網民和企業的需求以及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著名傳播和媒介研究學者亨利·詹金斯將“飯圈”定義為“狂熱地介入球類、商業或娛樂活動，迷戀、仰慕或崇拜影視歌星或運動明星的人”。“飯圈文化”源于日韓，可以理解為以對某一偶像的迷戀為紐帶，在社交媒體和現實生活中形成的群體文化。不同的社群愛好不同、形式多樣，在自身發展和與不同社群的交往中形成的“飯圈文化”也不同。事實上，“飯圈”的形成與網民和企業的需求以及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個人因素：未成年人的情緒抒發與認同需求催生“飯圈”產生。未成年人是追星群體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半月談》的調查數據，有42.2%的中學生自小學就開始了追星生活，有52%的中學生追星時間在3年以上。可以說，追星活動是未成年人彰顯個性、追求潮流的重要手段。未成年人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對各類新興文化產品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這為其理解和參與追星活動創造了前提條件。當代未成年人多為獨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多缺少陪伴，孤獨感更為強烈，而互聯網成為填補這一空缺的重要媒介。借助網絡，藝人和各類文娛節目深入未成年人的業余生活，為未成年人所熟悉。藝人在文娛節目等公共空間中的形象光鮮亮麗、語言和行為富于個性，契合了未成年人表達情感、彰顯個性的需要。
在社交媒介普及之前，追星活動往往局限于個體，即使存在一些追星組織，但受社交工具和財力物力的限制，未成年人也難以參與其中。而網絡和社交媒體則為未成年人尋找“同好”、參與追星提供了巨大便利。以共同喜愛的明星為紐帶，在社交媒體上形成不同的群組，不同群組之間以及群組內部的交往互動，構成了“飯圈”的基本生態。
社會因素：文化產業蓬勃發展與適宜未成年人的文化產品不足形成矛盾。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始終保持高速發展勢頭。據國家電影局數據，2019年我國電影總票房642.66億元，全年共生產電影1037部，在綜藝節目、動漫產業等方面也有亮眼的表現。但在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另一面，則是符合未成年人認知特點、適宜未成年人觀看和使用的文化娛樂產品相對匱乏。兒童和青春題材的影視作品數量不足、質量不高，難以獲得未成年人的接受和認可。動漫方面，盡管出現了幾部在各年齡段均獲得較高認可度的作品，但從整體上看，仍然呈現出低幼化特征。受社會關注度和贏利能力的制約，制作機構對于出品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的綜藝娛樂節目的意愿并不強烈。在這樣的矛盾狀況下，具有知名藝人、內容豐富、制作精良的影視作品和綜藝娛樂節目自然會吸引未成年人的注意力，而在不斷收看這些影視作品和綜藝娛樂節目的過程中，一些藝人逐漸為未成年人所熟知，自然地也就形成了一定的追星群體。
產業需求：“流量為王”的商業邏輯促使“飯圈”成為娛樂產業的重要組成。對于個人而言，追星和形成追星群組的目的是獲得陪伴、表達個性、追求認同。但“飯圈”的生成與壯大離不開商業邏輯的推動。對于娛樂產業而言，明星和作品是其重要的資產和獲利手段，而由明星和作品不斷曝光所吸引的流量則是獲得利潤的重要條件。可以說，“流量為王”已經成為娛樂產業運行過程中必須遵循的“金科玉律”。在這一邏輯下，對某一明星或作品忠誠追隨、不離不棄的粉絲群體自然成為文娛產品生產者獲取利潤的重要保證。因此，娛樂公司將追星群體納入文娛產業的生產環節，通過與追星群體建立聯系，為其提供資金、物料支持，將原本松散化、個體化的追星群體與明星、企業捆綁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體。
當追星群體成為“飯圈”時，其行為也就超出一般的個人追星范疇。作為娛樂產業的一環，“飯圈”的行為受到娛樂公司的直接影響。打榜、應援、代言產品售賣等活動為娛樂公司帶來了收入；粉絲針對明星的簽到、話題討論甚至群組之間引發的爭吵，為娛樂產業帶來了可以炒作的話題；有組織、有規劃的接機、街拍、現場聲援等活動，提升了明星的曝光率，為企業宣傳營造了強大聲勢。因此，在商業邏輯的不斷參與下，“飯圈”的發展壯大既滿足了追星群體更多接觸明星、獲得個人滿足和認同的需求，也成為娛樂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
進入“飯圈”時代，追星群組在人員數量和行動方面都呈現出規模化特點
早期，追星活動多屬于個體行為，盡管有一些線下“歌友會”“影迷會”，但其規模往往局限于小范圍的幾十人到上百人，且由于相互之間缺少聯絡手段，組織較為松散。隨著社交媒體的不斷發展，各類追星群組逐漸超越地理空間的限制（在微博、豆瓣、微信等社交平臺上進行交流互動），參與者的數量急劇上升。在微博上，很多知名藝人的粉絲數量超過千萬，超級話題瀏覽量達到幾十億甚至數百億，討論量、發帖量也有數千萬，這樣的規模在之前幾乎是無法想象的。粉絲行為的規模也得到了空前放大。傳統的掛橫幅、貼海報、舉燈牌已經被購買媒體廣告、承包戶外大屏甚至包火車、包飛機等方式取代，耗資不菲。
粉絲群組的人數增多、行動規模擴大，內部結構也趨向層級化。一方面，粉絲群組層級劃分是出于加強組織管理的需要。早期小范圍的粉絲群組基本可以實現負責人對成員的直接管理，難度不大。隨著粉絲規模的不斷擴大，動輒達到數十萬人，基于此，必須建立層級才能做好管理和控制。同時，聲勢浩大的應援活動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調配，為確保活動的正常開展，自然也需要嚴密的管理。另一方面，通過層級劃分明確粉絲在群組內部所處的地位和可能獲得的利益。粉絲群組通常會根據加入的時間長短、為偶像投入的精力大小、擁有的財力多少以及在活動中的參與程度確定粉絲層級。貢獻越多、投入越大，就越能進入粉絲群組的核心圈層，反之則只能在邊緣徘徊。比如，某一明星的全國后援會可以下設地方后援會，全國后援會和地方后援會各自設立分工不同的管理人員，職責較為明確，功能基本固定。各個粉絲群組還會設置諸如“站姐”“粉頭”之類的召集人員和管理人員，負責各類活動的召集以及粉絲的管理等工作。
除職責劃分結構化外，人員分工的不斷細化也是“飯圈”的特點之一。在一個粉絲群組中，不同的粉絲被分配了不同的任務，其中包括負責編輯文案海報的宣發組、負責獲取信息的新聞組、負責應援活動的打投組以及負責與其他群組交流的管理組等。各部門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圍繞著“明星應援”這一主題，進行有償或無償的服務，共同構成了較為嚴密的粉絲群組體系。
與傳統的線下粉絲群組相比，如今的線上粉絲群組規模龐大、分工明確、制度健全、管理嚴密。由于管理制度的制約和群組管理的需要，粉絲群組建立了一定的規章制度，這些制度不僅包括追星的注意事項，還包括群組內發言的規范、群組術語的介紹、發言格式的模板以及參與群組活動需遵循的原則和獎懲制度等。比如，指導粉絲如何與其他群組進行互動、規范粉絲在國家重大紀念日和活動期間的發言等。制度和機制的建立助推了粉絲群組規模的擴大、層級的分化，也規范了粉絲群組的管理，保障了應援活動的有效開展。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制度規定的約束力具有一定的限度，在實際操作中會有一定的彈性和變通空間。
粉絲群組對成為粉絲的標準有著詳細的規定。在“飯圈”中，一名合格粉絲的標準不僅是喜歡某一明星，還包括完成大量的日常任務，包括微博簽到、超話留言、應援打榜、轉發關注、購買代言產品等一系列復雜任務。通過這些任務，“飯圈”在心理和行為上將自己與“路人”（不追星的人）相區隔，設立了自己群體的“準入門檻”。同時，通過對不同類型粉絲活動與心理的區分，進一步劃分出“唯粉”“男友粉”“媽媽粉”等，實現了粉絲身份認同的進一步細化。
“飯圈”所導致的負面問題不容小覷，特別是對未成年人的認知、行為、價值觀念和思想道德等造成了不良影響
第一，封閉群組帶來“回音壁”效應，影響未成年人認知健康正常發展。與傳統追星群體相比，“飯圈”的組織結構更為嚴密、行動更為一致，因此對粉絲的忠誠度要求也更高。在此前提下，“飯圈”內部對發言內容和形式都有嚴格限制。而在偶像形象和言論的反復渲染下，“飯圈”內部逐漸形成“回音壁”效應，即相似的言論不斷重復出現，對外部聲音的包容性不斷下降。這樣的傳播方式雖然有助于粉絲形成自我認同，但對判斷力和自制力薄弱的未成年人而言，單調、重復的言論會影響其正常認知的發展，限制其參與正常的社會交往、獲取正確的信息。此外，“飯圈”在擴大自身規模、吸引新的粉絲加入時常使用的“虐粉”手段，也會對未成年人的認知造成影響甚至傷害。“虐粉”通過塑造“受難—殉道”的敘事，觸動粉絲產生共鳴，加強粉絲對明星的認知和聯系，促使粉絲形成一種“舍我其誰”的觀念，積極主動參與應援。“虐粉”通常表現為一種“傳銷式話術”，而涉世未深、理解能力有限的未成年人極易陷入這些話術中不能自拔。
第二，“飯圈”集體行為日趨群體極化，影響未成年人發展思維判斷能力以及建立主流社會道德意識。“飯圈文化”現象可以用社會心理學的“群體極化”理論解釋。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就曾提出：“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為了獲得認同，個體愿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人備感安全的歸屬感。”“飯圈”活動通常包括循環往復的日常“打卡”和重大活動中的集體行動。在群組管理者（“粉頭”）和娛樂公司的共同推動下，大量普通粉絲日復一日地進行著打榜、投票、簽到、接機等應援活動，在重大活動中則通過眾籌、集體發聲等方式表達對明星的支持。在這樣或重復或集體的行動中，原本為了宣揚個性的追星行為反而抹殺了個性，個體的身影被淹沒在應援、簽到的數字以及各類集體活動的吶喊聲中。而群體活動一旦發展到一定階段，在情緒和環境的作用下，會轉向群體極化，做出一些極端行為，包括激烈的網絡罵戰、聚集性的不理智行動等。在這些活動中，未成年人既是重要的參與主體，也是層級地位較低的群體。在被不斷裹挾參與各類“飯圈”活動的過程中，封閉的極化思維不斷強化、固化。由此，未成年人在群體情緒的驅使下參與到各類網絡罵戰中不能自已，失去了對常識和真相的分辨能力和判斷能力，影響了其主流社會道德意識的建立。
第三，誘導消費，未成年人的消費觀、價值觀出現偏差。商業利益是“飯圈文化”興起的重要動因。近年來，每逢人氣偶像發布作品和慶賀生日時，或者養成類選秀節目打榜投票時，粉絲們都會斥巨資（通過發布廣告、購買作品、打榜投票或其他手段）表達對偶像的支持。可以說，花費數百萬廣告經費、購買數千萬影音作品和代言產品，已經成為“飯圈”的常態。娛樂公司和“粉頭”為從中獲利，不斷強化粉絲保護偶像的“使命感”，誘導粉絲增加消費；部分明星對此持支持或默許態度，進一步助推了粉絲的消費意愿。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難以抵御各方誘導，容易做出非理性消費。“飯圈”中動輒幾千萬的應援費用，不僅遠超未成年人的承受能力，會給其家庭造成一定壓力，且追求數額、攀比排場的應援觀念會對未成年人的消費觀、金錢觀、價值觀等產生負面影響。
第四，無底線追星是群體道德低下的表現，會影響未成年人的道德判斷。古斯塔夫·勒龐曾指出：“個人一旦成為群體的一員，他就不必再為其所作所為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約束的一面。”“飯圈”活動作為一種群體行為，容易導致個人的行為失當和道德迷失，而一些狂熱粉絲的無底線追星行為也在不斷觸碰道德和法律的紅線。近年來，粉絲追星的不當行為屢屢引發輿論熱議。由于粉絲追星，機場、車站等交通樞紐以及飛機等交通工具出現安全問題；明星住所周邊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干擾；明星個人隱私外泄，正常的生活受到影響。至于網絡謾罵、粉絲互撕等行為更是“飯圈”的“家常便飯”。當然，這其中既包含著粉絲的非理性行為，也有娛樂公司和明星宣傳策略的影響。但是對于難以準確把握個人行為的未成年人而言，這些無底線行為無疑會對其成長造成不利影響。無底線追星的另一個表現是對偶像行為的無限包容。未成年人容易將偶像作為自己的模仿對象，會不斷地美化和合理化偶像的行為。然而，一旦偶像自身出現不良行為甚至觸犯法律，粉絲對偶像的模仿和美化則會變成道德上的縱容和包庇。比如，盡管一些知名藝人發生違法違規行為，但仍有不少粉絲為其行為進行解釋、包庇甚至謾罵執法者。這樣的行為若不及時糾正，無疑會對未成年人的道德觀產生影響。
除以上問題外，“飯圈文化”還與其他網絡亞文化相結合，進而導致更多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市場規范度不高的互聯網直播行業，一些網紅、主播的行為缺乏約束，在野蠻生長的市場環境下，諸如“祖安文化”等以低俗、謾罵為榮的網絡亞文化廣泛傳播，如果未成年人長期浸淫其中，對其成長和發展的不利影響難以估量。治理“飯圈”的種種亂象，需要從未成年人的網絡主體地位和現實需求出發，集合政府部門、行業組織、市場以及教育機構、家庭和未成年人自身等力量，針對相關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因勢利導地引導未成年人正確認識和對待網絡流行文化；應為未成年人提供符合其成長特點的網絡平臺和內容，建設健康、文明、有序的網絡生態環境。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9級博士研究生劉博睿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青少年網絡輿情的大數據預警體系與引導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ZD013）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科研規劃項目“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項目編號：2019ZDGH01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人民網三評“飯圈”之二：尊重個性，不可簡單否定》，人民網，2020年7月17日。
②《關于開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網絡環境專項整治的通知》，中國網信網，2020年7月13日。
③《青少年追星調查：警惕飯圈思維侵蝕主流價值觀》，半月談網，2020年6月28日。
④《人民網三評“飯圈”之三：幕后黑手，必須堅決斬斷》，人民網，2020年7月18日。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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