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王文章
一個國家要實現長遠的現代化發展目標，首先必須要具有社會環境的穩定性，使人們對未來抱有比較穩定的預期。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目標就只能化為幻影。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屈指算來所剩時間已經不多，此時我們既要對實現該目標充滿信心，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沒有克服不了的艱難困苦；同時我們必須要為實現該目標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不然現代化發展難以推進。因此，探究維持社會穩定性的根本要素，以及研究這些要素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意義，是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一項課題。
維持社會穩定性的根本要素探究
關于社會穩定的具體含義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來說主要是指包括國家的經濟系統、政治系統、文化系統等在內的整個社會大系統，處于協調有序、動態平衡的連續運行狀態。因此，社會穩定并不是說整個社會靜止不變，而是說全社會大多數成員能夠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維護現行的社會秩序，從而保障社會整體上的協調有序。在整個社會大系統中，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認同又是維系社會穩定的根本要素，這些要素決定著整個社會的穩定性狀態。
首先是政治穩定，即國家政治制度、政治權力主體、政治生活、政策法規、政治秩序等方面的相對穩定或者變化平緩，政治系統有序運行，政治制度按照既定程序正常運轉，政府基本上能夠將社會沖突控制在其所允許的安全范圍之內。維護政治穩定是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必須要面對的一大難題，正如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言，這些國家“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其次，經濟發展是指在一個較長時期里經濟平穩有序地持續增長，即不會因為經濟增長速度太快或太慢及過分懸殊的貧富差距而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或大起大落。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發展始終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決定著上層建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各方面，因此經濟發展對政治穩定乃至整個社會穩定的影響甚大。特別是對一些正處于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而言，因為在這一階段容易存在資源分配、占有和使用的不公，以及權力在資源配置上的瘋狂尋租，往往會導致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和社會階層的巨大分化，進而引發社會騷亂、利益集團爭斗和群體暴力等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政治不穩定現象。再次，文化認同是指社會大多數成員在思想文化的認同上大體一致，特別是對主流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都持有共同支持的態度。文化認同有助于增加政治制度運行所需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高人們對現存政治制度的信任度，有助于政策的貫徹執行，進而帶來社會穩定。
新時代的中國現代化發展正處于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時期，在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征途之中，容易出現經濟增長速度回落、社會貧富分化加大、政治腐敗現象增多等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現象，以及由此而觸發的社會不穩定問題，加之中國還仍然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全方位轉型過程之中，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巨大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以及國內民族宗教問題、國外對中國的遏制等問題的影響，都容易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由此可見，維護好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認同等社會穩定性的根本要素，關系到中國現代化發展績效、全面深化改革成果、“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局，我們必須要從戰略思維的高度來重視這些根本要素及其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長期的政治穩定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前提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偉大目標，經過一個半多世紀的努力，已經初現勝利的曙光。此時除了需要和平的國際政治環境給我們提供戰略機遇期之外，還需要穩定的國內政治環境。具備了穩定的國內政治環境這個政治前提，我們的現代化事業才能不斷向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能計日而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繼續保持政治穩定需要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盡量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要求。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一個巨大不同就是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不同，因為現代社會里的公民或相關利益集團，更加愿意公開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愿，懂得通過合法的參政渠道來參與公共政治生活和維護自己的各項利益。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公民的政治參與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斷增加，社會的民主化程度也由此不斷提升。此時如果國家的政治制度化建設程度能夠與公民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度相匹配，實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那么不但不會帶來社會動蕩，反而能夠起到促進公民的政治認同、減少政府官僚主義和遏制政治腐敗等積極作用，有助于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持續發展、新興社會力量的不斷崛起和中產階層的日益擴大，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意愿也在不斷增強，如何為公民提供更多合法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實現政治參與擴大過程中的政治穩定，是我們必須要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為此，我們一方面要通過改革為公民參與提供更多的合法制度渠道，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需要，避免因為參與渠道不暢而引起的不滿；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來實現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要求，因為作為現代政治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現代政黨是組織公民制度化政治參與的主要機構，能夠有效地同化新興的社會力量或社會團體，而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強大的政黨和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有能力和責任來同化與吸收中國社會的新興政治力量和社會團體，為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提供合法的制度化渠道，以確保政權的穩固和政治的穩定。
二是要注意提高政府的權威和能力。歷史發展經驗證明，政府的權威和能力有助于實現政治穩定，因此亨廷頓就特別強調政府權威對于發展中國家實現政治穩定的重要性，認為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實際上，環顧世界，凡是政府具有高度權威和能力的國家，也是政治上高度穩定的國家。一般來說，政府權威往往建立在政府能力的基礎之上，即只有具備執行力的有效政府才能在民眾中樹立起權威。新時代的中國要提高政府的權威和能力，首先就必須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防止少數地方勢力為了謀求地方利益而罔顧整個國家的利益，如個別基層政府對中央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又如一些民族分裂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會嚴重破壞政治穩定和國家統一。其次要遏制因為歷史原因和制度建設不完善所引發的政治腐敗，因為腐敗會侵蝕社會的公平正義，嚴重敗壞政府的公共服務形象，進而削弱政府的政治權威和執行能力，影響到政治穩定。因此，我們必須繼續貫徹執行“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強力反腐方針，遏制政治腐敗，早日建立起廉潔高效的政府；同時繼續加強對官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權力監督，嚴格官員的選拔制度和糾錯機制，提高官員依法執政的意識，建立起對官員行之有效的新聞輿論監督制度。
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物質基礎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經濟的高度現代化，這是復興之路的物質基礎。事實上，今天中國之所以能夠受到國際上的高度關注，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短短的40多年里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大國，進而帶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與此同時，穩定的經濟發展還有助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的社會穩定。眾所周知，貧窮是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根源，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力長期得不到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改善，那么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早晚都會地動山搖，社會穩定就失去現實依據，政府強力也只能奏效一時。而經濟發展可以幫助消滅貧窮，帶來社會穩定。根據美國著名學者李普塞特的研究，經濟發展能給人們帶來更多的經濟安全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增強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從而促進社會的穩定和民主的鞏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家的整體發展水平仍有較大前進空間，解決任何問題還都離不開經濟發展這個主題，因此繼續堅持發展這個硬道理，快速增強國家的綜合實力，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是維護社會穩定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途徑。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經濟發展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如果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社會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固化等問題，那么經濟發展得越快速，各種社會矛盾也就越尖銳。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預見到了這種危險并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由于現代化發展的階段特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一直在高位徘徊，社會貧富分化現象仍有待得到根本改變，社會階層的流動機會減少，引起了部分群眾的不滿。因此，我們必須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和取締非法收入等，來盡快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實現經濟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源頭上化解產生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根源；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增加諸如從農村向城市流動之類的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以優化社會結構，減少人們因為相對剝奪感所帶來的破壞傾向和社會不穩定因素。
此外，利用既有的經濟建設成果來加強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能夠極大地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國家政策導向，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影響也大為不同。如日本、韓國等一些東亞國家成功成為了社會較為穩定的高收入國家，而拉美的一些國家則長期陷入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動蕩不安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在發展過程中，及時地加強了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和改革力度，變相地進行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解除了人們在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的后顧之憂，從而成功化解了影響社會穩定的種種焦慮和不安情緒。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發展水平限制，我國在教育、社會保障、醫療等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切身利益上的發展空間依然較大，一部分群眾生活還比較困難，所以要通過健全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著力解決好這些問題，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保障制度，使人民群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使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從而實現社會的長期穩定。
廣泛的文化認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柱
共同的文化是在千百年來歷史沉淀的基礎上形成的，記載著生活在此文化背景下民眾的共同記憶，能夠在瞬間召喚起他們共有的情感，產生極具凝聚力的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雖有劫難仍能存續下來并不斷發展壯大、中華文明能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罕見的沒有根本斷裂過的古老文明，與中國人強烈的文化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強大凝聚力和共同體意識密切相關。由此可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文化認同的支撐，因為廣泛的文化認同可以促進中國社會的團結，減少政府政策執行的制度成本，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這里的文化認同主要限定在政治文化的認同上，不包含傳統文化或民族文化認同。
共同的政治文化毫無疑問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因為它反映了國民對政治制度的評價，而社會的和諧穩定取決于民眾對政治制度的認同程度，以及對這個制度的原則、目標和規范的自覺維護程度。具體而言，人民群眾對國家制度認同的話，會從內心世界產生一種政治情感上的歸屬感和對制度的信任感，從而賦予政府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基礎和必要權威；人民群眾對制度的認同，還可以使民眾自覺履行對制度的義務、忠誠和信賴，實際上維護了該制度及其政府的權威性。因此，國內有學者認為，“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說，一種有效的政治制度，必須要有適應的政治文化的支持”。對新時代的中國而言，由于仍處在以現代化為背景的政治文化變遷過程中，既要正視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政治文化的價值沖突以及由此出現的觀點分歧，防止因為觀點分歧引發認同危機和社會不穩定風險，又要看到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認同，因為該制度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充分顯示出了強大效力和優勢，在經濟發展、維護穩定和應對災難方面尤為顯著。因此，我們應當繼續宣傳制度優勢，讓人民群眾牢固樹立起對該制度的認同，以利于社會穩定。
政治文化認同是與政治價值觀緊密相連的，或者說有什么樣的政治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政治文化認同，今天現實政治生活中常見的政治觀點分歧，往往都是起因于政治價值觀的歧異。因此，我們在新時代要加強政治文化的認同，提高廣大民眾的政治鑒別力和政治凝聚力，以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首先就需要加強公民的政治價值觀認同。政治價值觀是社會成員對所屬政治體制及其政治實踐的主觀態度，主要包括人們的政治思想、政治行為、政治態度等，一旦形成就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并對個人的政治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一般來說，政治價值觀的形成會受到政府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后者往往會為民眾提供理想信念、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進而形成全社會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目標。廣大民眾對主流意識形態及其影響下形成的政治價值觀的認同，有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也有利于促進國內各階層的團結統一，防止社會秩序的失衡。據此，在新時代現代化背景下，我們應當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加強新時代的政治價值觀建設，為人民群眾提供適應時代所需的正確政治價值觀，增進人民群眾的政治文化認同，從而維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的社會和諧穩定。
綜上所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保持社會的穩定性十分重要，否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等各種建設都不可能順利進行，已經取得的各種現代化建設成果也有喪失殆盡之虞。對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而言，長期的政治穩定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前提，沒有它整個社會就會動蕩不安；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物質基礎，沒有它將難以解決引發社會動蕩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廣泛的文化認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柱，沒有它，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也將難以維持。因此，在新時代保持政治的長期穩定、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文化的廣泛認同，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