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中形成了在重大斗爭中鍛煉和識別干部的優良政治傳統。革命時期在戰火中考驗和識別干部；新中國成立后，在推動重大社會變革中鍛煉和識別干部；改革開放后，在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等重大斗爭中鍛煉和識別干部。通過在重大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黨和國家優秀干部的標準更加明確并富有時代特征，是我們黨的領導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具體體現。

關鍵詞: 重大斗爭 干部治理 干部識別

【中圖分類號】D26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其成立至今百年的輝煌歷程中，一路走來，克服了無數危機和挑戰，每一次應對危機，都可以看作一場嚴峻的重大斗爭。成功應對每一次危機，贏得斗爭勝利，是我們黨進步的階梯，同時也是我們黨迎接新的挑戰的開始。在應對斗爭中，干部無疑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正是在應對各種斗爭的過程中，我們黨形成了豐富的鍛煉、識別干部的理論和經驗。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行百里者半九十”，必然會面臨更加嚴峻的風險和挑戰。贏得新時代偉大斗爭、成功化解各種危機，是我們黨必須具備的本領。因此，研究建黨以來、新中國成立以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重大斗爭中我們黨鍛煉、識別干部的經驗，對于我們加強干部治理，提高干部隊伍治理水平，打造有助于干部隊伍贏得偉大斗爭勝利的過硬本領，具有重要意義。

在革命戰火中鍛煉和識別干部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無時無刻不在應對嚴峻的危機挑戰。也正因如此，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和戰爭的過程中，非常注重在斗爭中考驗和識別干部，特別通過各級黨組織和軍隊干部對中央各項決策的落實，錘煉和識別干部。通過干部的擔當作為，把中央正確的決策見諸實際行動中，并且用斗爭的實際結果檢驗決策的正確與否。因此，我們黨在每次斗爭的關鍵時刻，如在遭遇革命低潮及重大斗爭時，都首先會對干部提出明確要求。通過撤換領導、組織整頓、批評與自我批評、學習教育等方式，對干部進行篩選培養，使黨的組織和黨員干部更能適應斗爭的需要，領導人民及軍隊順利化解危險，應對危機，贏得斗爭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在推動重大社會變革中鍛煉和識別干部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鞏固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更是要頻繁應對各種內部外部危機。在金融市場動蕩、恢復國民經濟、抗美援朝等過程中，我們黨在干部隊伍中開展了“三反”運動，對干部隊伍進行整頓，處理了大批不合格的干部，為取得重大斗爭的勝利，順利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組織領導基礎。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我國發展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我國從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的社會階級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必然要求人們的思想意識隨之發生變化。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1]為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成更為重大的歷史任務，我們黨在多次應對和處理政治、經濟、公共衛生安全等方面的危機的同時，對干部隊伍進行大力整頓，注意在斗爭中鍛煉和培養干部。從1953年到1966年，每年被開除黨籍、退黨、自行脫黨、勸退和勸退不退除名，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的黨員人數都在11萬人以上，尤其是1960年、1961年及1966年，每年的出黨（出黨是指黨員被開除黨籍、退黨、自行脫黨、勸退和勸退不退除名，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等）人數更多。這在新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國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復雜、艱難的局面，也反映了我們黨對黨員隊伍進行大刀闊斧整治、維護黨員隊伍尤其是干部隊伍純潔性的決心和力度。盡管每次處理的效果不同，有時候甚至發生錯誤的判斷，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但是我們黨的干部隊伍在一次次應對危機中得到了鍛煉，相信黨、信任黨的干部始終是占主流的，確保了即使經歷了大的挫折和動蕩，也能保持國家基本制度的穩固，政局和社會的穩定，為實現黨和國家歷史性轉折、開辟改革開放道路，打下了政治基礎。

改革開放后在重大問題的處理中鍛煉和識別干部

一是在改革開放進程的重大問題上識別干部的政治態度。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黨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排除各種干擾和錯誤思想，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這是全黨面臨的必須取得勝利的嚴峻斗爭。機遇稍縱即逝，而在短期內完成這樣艱巨的工作，難度極大，做得不好，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我們黨首先從組織路線上入手，對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進行清理整頓。在1977年底的《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在調配領導班子時，重點有四種人不能進領導班子。他特別提醒大家：“看人是不容易的啊！一定要在斗爭中觀察、識別干部，選擇得當。”[2]正是對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進行大力整頓，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順利召開、開啟中國新的歷史征程，奠定了組織和人事基礎。

二是在落實中央重大決策中考驗和識別干部。改革開放后，為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中央戰略決策的貫徹落實，鄧小平特別注意干部隊伍中潛在的政治風險。他指出，干部隊伍要堅決清理這幾種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3]同時，嚴把黨員隊伍“入口關”，對新發展黨員要求尤其嚴格。尤其是80年代初，我們黨發展黨員非常慎重。為順利推進我們黨改革開放決策的貫徹落實，中央在重新啟用一些老干部的同時，大力提拔擁護黨的方針政策的中青年干部，充實黨的干部隊伍，努力破除干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現象。經過對整個干部隊伍的綜合整頓，贊成和擁護黨的基本路線的優秀人才進入黨的各級組織，我們黨逐漸培養出了一支高素質的經得起改革開放考驗的干部隊伍，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轉折，保證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不走回頭路、探索新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是在應對世界格局劇烈變化中錘煉、識別干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由于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進入低潮，這關系到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穩定，是改革開放后遇到的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挑戰。鄧小平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4]這次危機是一次“灰犀牛事件”，主要看怎么去正確應對才能避免造成大的損失。我們黨之所以能成功地應對這次危機，原因有很多，對黨員干部隊伍的治理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涉及國家安危的關鍵時刻，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干部挺身而出，保衛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確保了國內政治穩定。我們黨順利度過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給我們黨的事業帶來的嚴重危機，抵御了國內政治風險對國家政權的沖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推向21世紀奠定了政治基礎。

四是在重大自然災害和公共衛生危機應對中鍛煉和識別干部。1998年的洪災，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都是改革開放后遭遇的重大自然災害和公共危機事件。在抗擊特大洪水的危機斗爭中，各級領導干部在危急時刻和生死關頭，紛紛奔赴現場，同廣大軍民一道頑強奮戰。不少黨員干部立下了“生死狀”，他們身先士卒，以身作則，沖鋒在前，撤退在后，在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充分表明在危難關頭我們黨的絕大多數干部都能經受住考驗。我們黨逐漸形成了如何在急難險重的斗爭中鍛煉和識別黨的干部的認識，并開始思考如何把這種認識制度化。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進入21世紀后我國面臨的第一次全國范圍的公共衛生安全危機，也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全國范圍的緊急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為了貫徹落實中央關于防疫的精神和部署，各地各級干部迅疾進入了危機應對狀態。不少地方對抗擊非典斗爭不力的干部進行了查處。如截至2003年5月29日，山西省全省“共有319人受到了處理，其中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212人，組織處理的119人(含雙重處分)，受處理的人員有縣處級干部28人。”[5]在抗擊非典結束后，不少地方在提拔干部時，把抗擊非典時的表現作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參考。2008年的汶川地震，對全國的應急救災體系是一個大的考驗，對各級干部尤其是災區的干部來說，更是一場大考。將抗震救災中的表現與對干部晉級、修養、學習、培訓等多方面的治理舉措相結合，不僅是對干部工作的充分肯定，也體現了我們黨干部治理的新思路。

黨的十八大后，在重大斗爭中考驗和識別干部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處于新的歷史方位，必然更加需要在重大斗爭中、在各種危機應對中鍛煉和識別干部。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考驗的不僅是我國衛生防疫制度體系，更是對我們黨十八大以來干部治理體系建設成效的一次檢驗。

首先，中央在疫情防控初期對干部隊伍提出政治要求。2020年1月，在疫情暴發不久，中共中央及時印發了《關于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各級領導干部和黨組織領導抗擊疫情提出了具體要求，開啟了危機應對下的干部治理布局。《通知》強調：“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線考察、識別、評價、使用干部，把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在疫情防控斗爭中的實際表現作為考察其政治素質、宗旨意識、全局觀念、駕馭能力、擔當精神的重要內容。對表現突出的，要表揚表彰、大膽使用；對不敢擔當、作風飄浮、落實不力的，甚至弄虛作假、失職瀆職的，要嚴肅問責。”[6]這是在應對嚴峻斗爭與考驗中，中央第一次以黨內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對全黨各級干部和黨組織提出明確要求，提出要在與疫情的斗爭中綜合運用考察、識別、評價、使用、問責等形式，對干部隊伍進行管理。

其次，提高干部隊伍治理的規范化。抗擊疫情期間，地方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出臺了具體的干部治理舉措。有的地方出臺了在疫情防控中火線提拔干部的暫行規定，以地方黨內法規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哪些干部可以被火線提拔，提高了火線提拔干部的規范性。如甘肅平涼市委組織部在2020年2月發布了《平涼市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火線提拔”干部暫行規定》。各地黨組織貫徹中央精神，及時提拔那些在抗疫一線勇于擔當、敢于負責、沖鋒在前、措施得當的領導干部，不僅武漢市在短期內火線提拔多名在抗疫工作中表現突出的優秀干部，湖北省各地以及其他省市如天津、山東、江蘇等地，也都有相關舉措。火線提拔干部，有效激發了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這些干部臨危受命，在抗疫一線發揮出了應有的作用，獲得了群眾的高度贊揚。

第三，加大對不合格干部的處置力度。對表現不合格的干部進行緊急處理，是危機應對下干部治理的一大特征。在這場抗疫中，各地都加大了對不合格干部的處理力度。湖北省迅速調整了省委和武漢市委領導班子成員，各地對防疫不力的干部也進行了大力整頓。如吉林省舒蘭市防疫不力，疫情長期得不到控制，2020年5月15日，吉林省委發布關于舒蘭市委書記職務任免的決定。[7]

在重大斗爭中加強對干部的治理，是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中形成的優良政治傳統，彰顯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充分體現了黨的領導制度優勢，是我們黨以組織路線來保證政治路線的優良傳統和歷史經驗的具體體現，體現了黨對干部隊伍的絕對領導。黨組織在干部素質、干部的任命和罷免、監督等方面，具有絕對的領導權，使黨組織具有了上下貫通、行動迅速的政治保障，尤其是應對重大危機時，這種制度的優勢就充分顯現出來，有利于凈化干部隊伍政治生態，促進全黨政治生態的好轉。重大斗爭，往往是凈化黨的政治生態，強健干部隊伍，促進干部作風好轉的重要歷史契機。通過重大斗爭考察和識別干部的優良作風，也有利于督促干部自身能力的迅速提升和帶動整個干部隊伍以及黨員隊伍作風的好轉，進一步密切干群關系、黨群關系，提高黨的執政公信力。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研究中心（室）主任、研究員】

注釋

[1]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87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頁。

[3]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對改革》，《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

[4]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頁。

[5]《山西查處抗疫中違法違紀縣處干部主要有4種情況》，中國新聞網，2003年5月31日，https://www.chinanews.com/n/2003-05-31/26/308917.html。

[6]《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新華網，2020年1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8/c_1125508545.htm。

[7]《吉林省委發布關于舒蘭市委書記職務任免的決定》，人民網，2020年5月16日，http://renshi.people.com.cn/n1/2020/0516/c139617-31711606.html。

責編：臧雪文 / 李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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