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依據總體國家安全觀，維護國家安全要與經濟社會發展一起謀劃。面對發展中的各種不確定風險，各級政府應統籌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通過有效的社會治理手段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社會消費能力。與此同時，扶持壯大“小微企業”、鼓勵發展新型從業形式，積極擴大就業，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

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 經濟安全 社會治理 經濟韌性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還未得到有效控制，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在一些國家有所抬頭，國際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保障我國經濟安全的重大方針，即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依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維護國家安全要與經濟社會發展一起謀劃，面對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風險壓力，政府需要密切關注經濟社會動態，統籌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加強社會治理，防止經濟壓力和社會問題的雙向傳導和相互強化，實現更為安全的發展。

加強社會兜底保障，提升社會消費能力

推動國內大循環可以增強國家經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有效應對外部沖擊，是當前我國維護經濟安全的重要策略。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對外貿易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開始下降，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上升，成為保障我國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壓艙石”。另一方面，社會潛在的消費能力和實際消費水平之間存在一定差距，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據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1559元，其中居住、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娛樂三項支出占比達43.9%，食品煙酒支出占比為28.2%，維持生存的基礎性消費比重偏高，消費水平有待提升。受疫情影響，2020年我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有所下降，消費支出偏低。此外，雖然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龐大，具有很大的消費潛力，但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財產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較低，實際可支配收入水平也更低，極大限制了農村社會的購買力。同時，一些地區房價過高，對居民的消費意向形成了明顯的“擠壓效應”，導致其它產品的有效市場需求不足，影響和阻礙了國內大循環。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強調，在發展中國家應對各類未知風險的過程中，側重保護弱者的兜底性福利制度和政策對于社會穩定至關重要[1]。由于社會資源擁有量的差別，風險的后果和成本的分攤具有群體不均衡性，與擁有較高收入的群體相比，低收入群體缺乏物質財富和社會資本，特別是在大的經濟波動中，他們抵抗風險的能力很弱，政府需要格外重視低收入群體的生計安全，這是維護經濟安全的一種必要的社會投資。人們在面臨風險時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問題，在響應能力和機會選擇上存在很大差別，而社會福利政策對最弱勢的群體成員具有首要的保障義務，只有這些人的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形成穩定的社會心理基礎，我們才可以談國家發展的其他方面。現階段，各級政府需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充分發揮政府的保障性職能，擴大兜底性政策的力度和覆蓋面，進一步采取措施限制各種經濟體的短期自利行為，增加公租房、限價房、廉租房等福利性保障房的供給，加快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和住宅產權制度的改革，防范外部經濟壓力導致的各種社會風險。

扶持壯大“小微企業”，積極擴大社會就業

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2020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874萬人，但由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出現了就業難的現象。社會就業問題與經濟的穩定運行息息相關，社會就業率的下降會抑制消費，導致民眾負面心理預期增多，由此形成不穩定的社會心理。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要切實落實保安全、護穩定各項措施，下大氣力解決好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全面做好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藥衛生、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住房市場調控等各方面工作”。

面對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動，中央明確提出要保市場主體、保就業，通過穩定市場主體逐步擴大就業機會，防范社會風險的發生。在各市場主體中，小微企業數量眾多，他們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對于擴大社會就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近年來，由于國際經濟環境影響，加之我國人工成本增長較快，一些小微企業運轉困難，在融資貸款、市場準入等方面受到不少限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切實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大援企穩崗力度，落實好就業優先政策”。為此，各級政府需要放寬市場準入、對帶有行政壟斷特點的產業加快市場化改革，讓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享受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同時，完善相關的配套政策措施，解決好企業銀行貸款、投資融資方面的問題，為小微企業的發展壯大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鼓勵和引導新型從業形式的發展，增強經濟發展“韌性”

針對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風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曾提出“經濟脆弱性”這一概念。具體而言，經濟脆弱性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在面臨不可預料事件沖擊時所表現出的低承受能力，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和就業形式單一。國外學者在分析美國俄亥俄州35年來縣級就業數據的變化后發現，遭受外部風險沖擊后，產業多元化的縣在抵御、分散風險方面的效果較為明顯，產業集中度高的縣則表現較差。據此，他們提出“經濟韌性”的概念——包括經濟抵御和吸收風險沖擊的能力；經濟遭到風險沖擊后恢復生產的速度；經濟在遭受沖擊后重新調整自身結構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以及經濟發展路徑的創新能力，等等。并認為增加經濟韌性需要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和就業形式，從而防范因某一產業遇到沖擊時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和致貧現象[2]。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新的從業形式在我國層出不窮，如網絡直播、網店經營、網上代購、網約車、網約配送員、網上快遞等發展迅猛，從業人員已經達到上千萬人。不同于“朝九晚五”式的傳統工作方式，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從業形式具有時間靈活、進入門檻較低等特點，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據阿里研究院的預測，2036年我國零工經濟自由職業者總量有可能突破4億人。新型從業形式的快速發展有利于吸納社會富余勞動力，同時可以改變大學生的擇業觀念，從而減輕外部經濟變動導致的就業壓力，降低社會風險發生的幾率。新型從業形式大多以互聯網為媒介，具有虛擬經濟的特點，他們的經營行為和運行機制與傳統的用工模式、組織方式和勞資關系存在很大差異，在職業規范和監管政策方面還存有很多的空白，需要政府加強引導和規制。一方面為新型從業人員提供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培訓，提升他們的從業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加快相關領域的立法工作，協調好新型從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權益關系，促使其健康發展。

現代經濟風險具有復合性和交叉性的特點，涉及生產、消費、投資、就業等多個領域，各領域的風險相互影響和傳導，形成了一個風險綜合體，需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樹立全面系統的治理思維，并以提升社會消費能力和擴大就業為抓手，統籌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通過有效的社會治理手段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注釋

[1][印度]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5-37頁。

[2]胡樹光：《區域經濟韌性：支持產業結構多樣性的新思想》，《區域經濟評論》，2019年第1期，第143-149頁。

責編：蔡圣楠 / 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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