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發展階段，國家安全問題被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統籌發展和安全，更加需要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構建與新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國家安全體系。源于中西方的共同傳統，經過馬克思深入闡發的“有機體”思維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理解大安全格局下的國家安全體系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發展和安全 國家安全體系 總體國家安全觀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這意味著，在新發展階段，國家安全問題被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國的發展邁上更高一級臺階，不僅發展任務更加繁重，所面臨的安全風險和挑戰也更加復雜和嚴峻。為了應對這種新的挑戰，中國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致力于構建新的國家安全體系，形成更加穩固的大安全格局。面對國家安全體系的新發展，我們要在學理上深刻把握，突破原有的理論視角。
“兩個大局”背景下的安全挑戰
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面臨什么樣的安全挑戰呢？總體上來說，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與“兩個大局”緊密相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隨著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百年奮斗，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的勝利。中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制度優勢明顯，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勁，社會大局穩定。中國以更加雄偉的身姿屹立在世界東方，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優勢和條件。
與此同時，全會指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這些可以概括為與繼續發展的“優勢面”相對應的“脆弱面”，這些脆弱性的因素如果得不到有效處理，就會上升為國家安全方面的問題。
因此，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安全問題主要是發展的伴生問題，需要在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予以解決。解決得好，發展會變得更加順利，同樣，發展得好，安全也會變得更加可靠。在理解國內發展與安全問題上，一定要堅持辯證的和系統的思維。
對于國際大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是這樣描述的，“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同時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這個“大變局”，與國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精煉的表達就是“東升西降”。沒有中國的快速發展，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東升西降”的巨大變化就不會產生。因此，我們要從內外因的角度深刻理解這兩個大局的關系，國內大局是主因，是決定性的因素。我們只有牢牢把握國內發展這個大局，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目前，國際環境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在各種復雜的國際矛盾中，經濟矛盾始終處于基礎性的地位。因此，抓住經濟矛盾這個“牛鼻子”，其他矛盾的性質就會清晰顯現，從而有助于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
與國內矛盾不同的是，國際矛盾的主體更加多元，矛盾的解決很難隨著單方面的意志而轉移。當一方主動激化矛盾時，另一方采取隱忍的方法是難以奏效的。所以，要敢于斗爭，守住底線，這個“底線”實際上就是國家安全的底線。當威脅到國家的核心利益時，就要按照國家安全的要求加以應對。這種應對并非是要放慢，甚至停止發展的步伐，相反，維護好國家安全，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要長期堅持的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了高度的戰略定力，深刻分析了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認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當前這個階段的戰略機遇期呈現出新特點，需要把國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統籌發展和安全，可以更好地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保證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
統籌“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更加需要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構建與新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國家安全體系。對于內涵和外延大大擴展的國家安全體系，需要在學理層面予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就需要在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學”學科中進行學術理論創新。源于中西方的共同傳統，經過馬克思深入闡發的“有機體”思維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理解大安全格局下的國家安全體系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大安全”的實質是政治有機體的健康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觀念中，就有一種類似“生命體”的有機體思想。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家和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然長成并一直延續下去的生命體，“天下”則主要是文以化之的文明共同體。人的能動作用是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讓此生命體或共同體興旺發達，而不能制造或消滅它們。“國泰民安”“天下太平”是中國人對家國天下之安全的期望，在這種期望中，既包含著人為的努力，也包含著非人為的力量。
在西方政治傳統中，也發展出了某種有機體的思想，這種思想相信有一種自我演化的力量，使得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自我調節地運動著、演化著。歐洲近代社會思想家如斯賓塞等將這種有機體思想發展成一種理論，認為“社會就是一個有機體，也有營養器官、循環器官、協調器官和生殖器官”[1]。
馬克思對這種“社會有機體”理論進行了改造，認為其是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一個有機整體，“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2]。馬克思特別強調在這種整體的變化中，四種生產（物質生產、人類自身再生產、精神生產和社會關系再生產）相互關聯和相互統一，其中，物質生產具有基礎性作用。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現實社會有機體的內在矛盾和斗爭規律，相信社會有機體會在矛盾運動中發展到一種和諧的狀態，也就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狀態。所以，在馬克思那里，社會的“有機性”更多地是未來的狀態，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調和而非沖突的因素居于日益主導的地位，在國家力量的調節之下，社會有可能呈現出相對和諧的狀態。對于這樣一個社會，由于其和諧的狀態是建立在國家調節的基礎上的，因此，一個比較合適的稱呼是“政治有機體”，也就是在政治權力的調節下，在經濟的基礎性作用下，一個能夠安全、健康運行的政治體。
在馬克思“社會有機體”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政治有機體”理論對于理解以政治國家為基礎的大安全體系有著啟發意義，它既突破了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又突出了國家安全體系中政治安全的根本作用和經濟安全的基礎作用。國家是否安全，實際上就是作為國家的“政治有機體”是否能夠健康運行，這只有在一個綜合的大安全體系中才能得以理解。
大安全體系的內在結構和特征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中國的大安全體系有著不同于以往的內在結構和特征。所謂國家安全體系的內在結構，主要指的是多個國家安全領域在整個安全體系中的地位及相互關系。判斷國家是否處于安全狀態，就必須根據這種內在結構進行總體分析。要讓這種分析能夠產生相對準確的結果，就有必要對這個安全體系的內在特征做出恰當的描述。安全體系的內在特征實際上就是政治有機體的健康運行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或者說就是政治有機體的健康特征。
一個健康的政治有機體具備統一性、協調性、活力性和生長性四大特征。[3]這幾個特征有助于理解大安全體系中不同安全領域的相互關系及其在整體中的地位。
首先，任何安全運行的政治有機體都需要統一的價值體系、權力體系和規則體系，從傳統政治到現代政治，這種“統一性”都是存在的。在現代國家這種政治有機體當中，三種“統一”實際上結合得更加緊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是國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基礎。
其次，在這種政治基礎之上，中國政治有機體強調以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宗旨，對于有機體之構成部分的利益和意志，則強調通過國家的協調，以保持其相互的和諧與合作。這種協調性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府內部的協調性；二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協調性；三是社會內部的協調性。中國這個超大規模的國家能夠長期穩定、安全地運行，這種協調性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統一性和協調性的基礎上，中國政治有機體努力激發人民群眾從事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活動的“活力性”。馬克思所說的四種生產過程就是展示有機體“活力性”的過程。馬克思的“生產性”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活力性”，通過對這種“生產性”思想在當代中國語境下進行轉換，我們可以將中國政治有機體的“活力性”分解為三個方面，即經濟活力性、社會活力性和政治活力性。由于物質生產具有基礎性作用，因此，經濟活力性在政治有機體的活力性中占據著首要的位置，同時也意味著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中具有基礎性的位置。
第四，政治有機體是在一定的環境中不斷變化的，馬克思特別強調有機體作為整體的變化特征，而且認為這種變化有一種歷史的方向，具有歷史方向的變化性就是政治有機體的“生長性”。將政治有機體的這種“生長性”分解為兩個方面，就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所經常強調的“生存”和“發展”。就生存方面來說，政治有機體需要應對環境變化的挑戰，能夠作為一個整體而生存下來；就發展方面來說，政治有機體需要具有面對環境的變革能力，包括政治體制自身的變革能力和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的能力。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變革是在上述生存的基礎上發生的，也就是說，政治有機體“生長性”的首要目的是要在環境挑戰中安全地生存下去。這種生存的含義有助于理解大安全體系在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中的擴展。理解這種生存與發展的關系，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當今中國發展與安全的關系。
根據政治有機體的幾大特征，我們可以構建出政治有機體健康度的指標體系，并進而設計國家安全指標體系，因為政治有機體的健康運行就意味著國家處于安全狀態。
衡量國家安全的新標準
首先，確立多樣性共存的全球新安全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這種全球新安全觀的核心指針。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國都能夠獲得充分的“生長性”，也就是在命運共同體中安全地生存和發展。
其次，在國家安全中突出“政治統一性”的作用，尤其是“政治領導力”對于國家穩定和發展的核心作用。過去，我們認識到這對于發展中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意義，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意識到政治領導力的薄弱同樣可以讓發達國家陷入災難。這會讓更多的國家認可中國對政治領導力的強調，并向中國學習經驗。
第三，在國家安全中以“協調性”思維替代西方的“對抗性”思維。在政府和社會內部及其之間，強調“信任與合作”，而不是拆臺與沖突。中國的政治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等都具有鮮明的“協調性”特征。
第四，在國家安全中以“活力性”替代“自由性”。強調行為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活力”是一個比“自由”更加積極的概念。它可以回答為什么一些國家按照西方“自由”標準進行變革之后，整個國家卻陷入了僵化和低效，從而進入了比變革前更加不安全的狀態。這就是因為獲得所謂“自由”的人民并不能自動轉化為有“活力”的人民。經濟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都需要以激發全民的創新活力為重要目標，沒有這種創新活力，這些安全也無法從根本上得以保障。
結語
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的國家安全體系建設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其中滲透著源于中西方共同傳統，并經由當代中國發揚光大的“有機性”思維。這種思維產生了衡量國家安全的新標準，打破了西方以國家強權為基礎的意識形態枷鎖，強調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在安全的內外環境中健康地生存與發展。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所包含的“有機性”思維下，我們可以深刻地理解如何更好地統籌“兩個大局”，如何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系。總體國家安全觀不僅對中國國家安全體系的建設，而且對世界安全體系的發展發揮著引領性作用，進而讓中國和世界處于更加安全的狀態。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受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實踐發展與理論創新”（項目編號：13JZD022）資助】
注釋
[1][美]威爾·杜蘭特：《探索的思想》，朱安等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第381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頁。
[3]儲建國、陳剛：《政治有機體視角下的政治健康度指標體系構建》，《比較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1期，第30-49+210頁。
責編：司文君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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