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又名宰木、定思、弱水、任庵，1893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蘇省宜興縣，1938年負責創辦《新華日報》，1955年成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第一任學部副主任（主持學部常務工作），也是哲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籌備創辦了學術雜志《哲學研究》。潘梓年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邏輯學家，是我黨在新聞、教育戰線上的忠誠戰士和卓越先驅，為推動哲學研究事業不遺余力，作出了杰出貢獻。

不同出版社出版的《邏輯與邏輯學》封面書影。資料圖片

【哲人追“思”⑦】

1、一片丹心：矢志不渝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

從北京大學旁聽生到一名共產黨員。潘梓年出身于書香門第，自幼在父親的私塾中學習“四書五經”。受辛亥革命影響，潘梓年對新知識和新文化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迫切想要外出求學，先后到上海的私立大同學校和龍門師范就讀。但作為長子的家族責任感使潘梓年犧牲自己的前途，在讀完書后回到家鄉任教，一邊照顧老人，一邊為二弟潘菽掙取學費，使二弟有了讀書的機會。1920年，受五四運動影響，潘梓年通過半工半讀的形式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當了三年的旁聽生，主要攻讀哲學、邏輯學和新文學，為后來的革命之路和學術之路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開啟了他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邏輯學研究的序幕。3年后，潘梓年被介紹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學教書，他為學生作的新文學講演深受歡迎，講演稿被整理成冊并出版，即后來的《文學概論》。1926年，在大革命的召喚下，潘梓年決心從北京奔赴廣州直接參加革命，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和身體原因，遺憾未能如愿參與北伐。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他毅然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以獻身革命的精神開啟了其一生忠誠為黨的革命生涯。

從普通的共產黨員到頑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入黨后，根據黨組織的指示，潘梓年回到家鄉宜興任縣教育局局長，暗中擔任中共宜興縣特別支部宣傳委員，利用合法身份不斷奔走于南京和宜興之間，發起廣泛的思想動員工作，為宜興起義做了大量的組織準備。1927年9月，潘梓年返回上海負責《北新》《洪荒》等進步刊物的主編工作，發表了多篇社論，為日后的辦報辦刊積累了豐富經驗，也在斗爭中更加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自1929年到1933年，潘梓年在黨的指示下多次易職，歷任華南大學創辦者、“社聯”（社會科學聯盟）負責人、“文總”（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真話報》總編輯。由于叛徒出賣，潘梓年和文學家丁玲被捕入獄，他在獄中經歷了特務們的辣椒水灌喉、電刑等多種嚴刑逼供，仍如“入定老僧”般泰然自若，對國民黨蓄意散布的謠言置之不理，甚至寫下了《詠雪》詩激勵獄中難友堅定理想信念：“一片一片又一片，飛上河山皆不見；前消后繼更兇猛，終把河山全改變。”直到1937年國共合作，被囚4年有余的潘梓年才被營救出獄。獄中4年，他盡管身心飽受摧殘，但仍然保持著積極的學習狀態，撰寫了三十多萬字的《矛盾邏輯》（出版時改名為《邏輯與邏輯學》，1938年再版曾改名為《邏輯學與邏輯術》，后仍沿用原名），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矢志不渝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努力探索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潘梓年與艾思奇、李達等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一道，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普及、創新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從共產主義戰士到黨在新聞、教育戰線上的卓越先驅。潘梓年出獄后，在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下，開始與章漢夫籌辦《新華日報》，后經黨中央批準被任命為新華日報社社長。《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唯一公開出版的大型機關報。從報紙籌辦開始，他輾轉南京、武漢、重慶等地，為爭取出版和言論公開不斷與國民黨進行拼死斗爭：在率領工作人員向重慶撤退時受日機襲擊，他親眼看到25名同伴不幸遇難，并飽受失去至親胞弟之痛。在《新華日報》辦刊的九年多時間里，他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為《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寫下數百篇社論、短評，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斗爭綱領，廣泛報道中國共產黨在生產建設中的成就以及八路軍、新四軍在革命中取得的赫赫戰績，深刻揭露國民黨妥協投降、出爾反爾的丑惡行徑。在潘梓年的全力推動和努力下，《新華日報》成為團結廣大人民群眾，擴大統一戰線的強大輿論宣傳陣地，在戰爭年代教育了整整一代人。1948年12月，潘梓年在《新華日報》停刊一年多之后被組織派往河南籌辦中原大學，任校長兼黨委書記。1949年5月調到武漢，歷任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部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等職位。直到1954年，潘梓年被調到中國科學院負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籌建工作。在他的大力推動下，我國第一本哲學理論刊物《哲學研究》于1955年3月創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和哲學研究所于同年6月和9月成立，潘梓年任學部副主任和哲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他在擔任哲學研究所所長的十多年里，除了行政工作和領導工作之外，仍盡心竭力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傳播，積極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看問題，撰寫了《大家來學點兒哲學》《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最生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專著。1958年，年近古稀的潘梓年不顧自身年事已高，與助手、研究生一道，赴鄭州、開封、洛陽等市縣郊區開展農村調查，歷時長達兩個月，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進而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回答現實問題，正確總結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

2、上下求索：勇于開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

潘梓年是中國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之一，為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創新、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中國學界圍繞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系問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學術爭鳴，在20世紀30年代的爭論中，絕大部分的研究者都主張辯證邏輯是適應于更高社會形態的高等邏輯，形式邏輯是低等邏輯，辯證邏輯應該取代形式邏輯。早年間潘梓年在獄中擬定了體系龐大、內容豐富的《矛盾邏輯》一書，1937年出獄后“將私意輪廓寫成一小冊子發表”，命名為《邏輯與邏輯學》，意在解決和回答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關系問題，此書是他一生最具代表性的哲學和邏輯學著作。潘梓年在此書中強調：“辯證唯物論是現代勞動階級的哲學，它以改造自然存在，尤其是改造社會存在的各種實踐為基礎，同時也就以這些實踐為歸宿，看出了思維的真面目是通過行動去改造世界。”他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的觀點，認為思維不僅是要解釋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由此層層深入闡明辯證唯物論的真理性。在上篇“方法論（邏輯學）”中，他全面闡述了辯證法的三條基本規律，即對立統一律、質量互變律、否定之否定律，以及辯證法中的幾對范疇，包括本質與現象、根據與條件、必然性與偶然性、法則與因果性、形式與內容、可能性與現實性。他認為應當“揚棄”形式邏輯，即并不是全盤否定并取代形式邏輯，而是將形式邏輯中有益之處挑揀出來，以技術的形式服務于辯證邏輯這一主體。這種“揚棄”的做法十分具有進步意義。此書出版不久便寄給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對此頗為贊賞，表示：“潘梓年同志寄來了他所作一冊《邏輯與邏輯學》，本日看至九十三頁，頗為新鮮。”這表明，潘梓年盡管將形式邏輯從“方法”降位為“技術”繼而沿用，但仍然肯定了其價值及地位，在近代邏輯史上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毛澤東同志認為這種看法是新穎獨特的。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學術界的邏輯爭論中，毛澤東同志多次贊賞學界關于辯證法與形式邏輯關系的探索，認為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之間沒有主從、高低之分。

潘梓年在辯證法與形式邏輯關系的上下求索過程中，為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系梳理貢獻了新的觀點和智慧。《邏輯與邏輯學》一書為日后科學理解辯證法奠定了堅實基礎，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對唯物主義辯證法勇敢探索的重要學術成果，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具有重要價值：首先，此書是他獨立思考和勇于開拓的結果，其表述精辟、觀點新穎；其次，在抗日戰爭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蘇聯關于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思考對我國學界產生深遠影響，“辯證法如何引入中國國內”“如何引起大眾的共鳴”是彼時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任務和使命，此書是繼艾思奇《大眾哲學》（1936年）之后另一本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著作，潘梓年在其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辯證法思想，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更加深刻地認識辯證法乃至運用辯證法解決現實問題；最后，此書關于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討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有益探索，其中獨特的觀點和深刻的論證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學者，使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走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道路。

除此之外，潘梓年還發表了《關于認識論與辯證法的同一問題》（1941年）、《關于“由量變到質變”的辯證律》（1941年）、《物質與精神的關系》（1943年）、《新哲學研究的方向》（1951年）、《否定之否定——辯證法三條基本規律之一》（1956年）、《從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方面對毛主席兩類矛盾學說的一點體會》（1958年）、《大家來學點兒哲學》（1958年）、《辯證法是哲學的核心》（1959年）等一系列哲學論文、演講，深入淺出地闡述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基本內容，將手中的筆化作捍衛唯物主義辯證法科學性的有力武器。在《新哲學研究的方向》一文中，他回答了“什么是哲學”的重要問題。他認為：“哲學是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思維科學的共同的規律總結起來，得出總的規律，而這總的規律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幾條原則。”在《關于“由量變到質變”的辯證律》一文中，他通過回顧恩格斯對量變質變的表述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力抨擊了“‘質量律’已經是落伍了的‘機械論’”的錯誤言論，重申量變與質變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一辯證律對中國發展建設的重要指導作用。潘梓年幾經學術爭論浪潮，始終堅持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立場用唯物辯證法分析中國問題、解決中國難題，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武器一一擊碎意圖動搖我黨根基的錯誤思潮和不當言論，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與此同時不斷向世人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顛撲不破的真理性和歷久彌新的生命力。

在歷史唯物主義方面，潘梓年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在1956年撰寫了《對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怎樣進行研究》一文，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是把一切都當作發展過程來看待的，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條件下，對于人民還是有利的東西，還有它的積極作用的東西，我們就要發展它，在一定的限度之內發展它，使它的積極作用獲得充分的發揮。”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肯定了我國在過渡時期應該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并且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包括社會主義成分和非社會主義成分，更進一步認為過渡時期經濟基礎中的不同經濟成分不是雜湊在一起的混合體，而是按照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內在聯系有機組織在一起的統一而完整的集體。除此之外，他認為復雜的經濟基礎將有復雜的上層建筑與之相對應，主張厘清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在1958年寫作的《宏偉的遠景規劃，卓越的科學理論》一文中，潘梓年強調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兩種優良作風，要求在實事求是研究的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貫徹群眾路線。潘梓年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獨到看法，對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高度重視，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為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貢獻的寶貴財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中國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

潘梓年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注重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特別注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第一，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發表論著。潘梓年盡管長年承擔著極為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仍然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撰寫了多部專著、多篇社論，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真正運用到中國革命及建設實際中來，不斷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總結我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斗爭中的實踐經驗，是中國早期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解決和回答中國問題的典范，充分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革命及建設實踐中的重要指導作用。第二，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要與自然科學研究相結合。一方面，他在所發表的專著及論文中，十分注重將哲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相結合，例如，在《邏輯與邏輯學》中將唯物辯證法的論述與數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體系相結合，通過總結提升自然科學的規律來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本質及其規律；另一方面，潘梓年在行政工作中鼓勵哲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的融合，極力支持并創辦了《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志，參加全國第一次自然辯證法座談會，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與自然科學研究者結成學術聯盟。第三，主張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具體的社會實踐調查相結合。潘梓年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時，盡管年事已高，但仍然以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既注重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解答現實難題，又注重從現實調查中發現問題、從實踐中檢驗理論成果。1958年，潘梓年率領一行人開展歷時2個月的調查研究，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問題中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在實踐中檢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及方法，并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學術成果通過論文和報告的形式與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分享，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探索之路中，潘梓年虛懷若谷、謙遜恭謹的治學態度，也讓人肅然起敬。潘梓年在1937年出版的《邏輯與邏輯學》一書中強調，“作者敢提出一己之見，就正于明達”“希望能引起一般人的討論與批評，以求個人的進步”。在1961年再版時，他表示此書是匆促寫成的，“至多只是敢想敢說的成果”“里面幼稚可笑之處甚多”，最后強調“敬請同志們鞭策”。這種治學態度始終貫穿著潘梓年的整個學術生涯，例如在《新哲學研究的方向》一文中，他兩次表示：“我還沒跟旁的朋友談過，所以是個人的意見。”潘梓年這種謙遜恭謹的治學態度，展示了一代哲學宗師的大家風范。

3、鞠躬盡瘁：無私奉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者

潘梓年是一名當之無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者，他窮其一生都在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辦報辦刊的過程中，他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身體力行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潘梓年通過暢通傳播渠道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在辦報辦刊方面，他一生創辦了《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哲學研究》等一系列刊物，負責過《北新》《洪荒》《真話報》等刊物的主編工作，積極創建面向廣大人民群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渠道，開辟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從而正確闡明中國共產黨斗爭的宗旨和目標，對抗歪曲事實、鼓動反動的思想觀點，通過紙質媒介贏得廣大人民對中國共產黨事業的支持和擁護，團結一切可團結的群眾，被譽為“中共第一報人”。第一，潘梓年明確了辦刊的原則。一是黨性原則。他曾提出：“黨報要加強‘黨性鍛煉’。”只要是他經手的報刊，黨性原則一直貫穿著辦報辦刊的整個過程，上至整個報刊的辦刊宗旨、辦刊方向，下至報刊刊登的每項內容、每則消息，都無一不體現著黨的立場和使命，堅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二是以團結人民為己任。《新華日報》發刊詞中莊嚴宣告：“本報愿將自己變成一切抗日的個人、集團團體、黨派的共同的喉舌；本報力求成為全國民眾的共同的呼聲。”由此可見報刊在他的領導下以團結人民為己任的決心和使命。在創辦《哲學研究》雜志時，他一方面團結有真才實學的專家組成刊物編委會，定期召開會議；另一方面重視各學科的建議，多次召開會議征求意見，將以團結人民為己任的決心和使命淋漓盡致地體現在辦報辦刊中。第二，潘梓年創新了報刊管理方法。在《新華日報》辦刊中提出“編得好、出得早、銷得多”的口號，在紙張管理上精心改進技術工藝，提高紙張質量，使得刊物銷量更多，從而提高了報刊的傳播廣度。總而言之，潘梓年在辦報辦刊期間，始終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使報刊雜志成為宣傳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陣地，堅決捍衛中國共產黨的話語權，在戰爭時期有效地引導了輿論方向，團結了廣大人民群眾，鞏固了一致對外的統一戰線，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宣傳開辟了重要的輿論陣地。

在教育教學方面，潘梓年曾歷任縣教育局局長、中原大學校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位，有豐富的教育教學經歷，在教育界不留余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引領更多青年學者加入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術接班人。潘梓年在學術交流傳播中從不以專家自居，也從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他人，總是謙虛地向別人請教。他每寫一篇文章，都要向許多專家、學者征求意見，高度重視并虛心接受大家的批評建議。在實際工作中，他經常主動向專家學者請教，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宣傳工作得到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重視和認可。潘梓年還致力于培育新人。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之后，他認真貫徹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積極培育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先鋒力量，經常組織、主持各項學術討論會，支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隊伍開展對外交流。與此同時，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視扶植群眾性的哲學研究隊伍，鼓勵群眾加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隊伍中來。正是因為潘梓年謙卑待人、團結眾人，并致力于培育新人，使之成為一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的優秀代表，越來越多的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在他的影響下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深刻認識到學懂弄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

潘梓年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內容上根據不同的行政崗位展現不同的側重點。任報社社長時，他側重從宣傳的有效性出發，強調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到具體的中國革命中，或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抨擊歪曲中國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不當言論，或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眾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綱領及宗旨，受眾群體主要是廣大人民群眾，文章多數為報刊服務，篇幅較短，講究時效性，重在宣傳；任哲學研究所所長時，他側重從教育的深刻性出發，將視野拓寬到提升全國哲學研究水平的高度，更加強調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受眾群體除了廣大人民群眾外，還有大批專家、學者，文章講究學術性，重在教育。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斗爭中，潘梓年一天也沒有離開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實踐。

回顧潘梓年的一生，他對黨和國家赤膽忠心，“共產黨員”這一稱號是他至高無上的榮耀、重于泰山的責任。他用自己的矢志不渝和無私奉獻，詮釋了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情懷和擔當。他的戰友石西民在1982年《學者與戰士——回憶潘梓年同志》一文中談及：“1966年初，有一次我到他家看望，他是那樣懇摯地向我表示，很怕因為年老遲鈍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而有違共產黨員的稱號。”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繁榮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取得巨大成就，我們在努力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同時，應永遠銘記這樣一位終身為后人開山造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永葆初心，不負韶華！

（作者：馮顏利，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