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城邦中最好的政體，在另外一個城邦中可能是最壞的政體

—— 民主的“亞里士多德定律”

西方政治學鼻祖亞里士多德基于對古希臘158個城邦國家的比較研究，得出一個堪稱“亞里士多德定律”的經典結論：在一個城邦中最好的政體，在另外一個城邦中可能是最壞的政體；不僅如此，即使在同一個城邦，當社會條件發生了變化之后，原來的政體也會變形甚至衰敗。從此，這一政治學原理被古今西方思想家奉為圭臬，深諳世界歷史和世界政治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家也不例外。中國有類似的實踐智慧，諸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也是講社會條件的重要性。社會條件既指看得見摸得著的現狀性社會結構，也包括歷時性積累的深層結構比如文明基因。歷史反復證明，作為政治制度的民主源自社會，其運行好壞完全取決于與社會條件的匹配度，否則就逃不出“亞里士多德定律”。

美國人占領國會山，標志著美國民主政治呈現衰敗之勢

美國民主的蛻變又一次驗證了“亞里士多德定律”的威力。美國人占領國會山，標志著美國民主政治呈現衰敗之勢。冷戰后短短的幾十年內，“民主燈塔”為何走下神壇？根源就是社會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同質化文化演變為異質化文化。

美國實行的是代議制民主，其實現形式就是政黨通過競爭性選舉而獲得政權，因此又稱“黨爭民主”。黨爭民主的社會條件是同質化文化，即參加游戲的人都有國家認同并有共享信念，否則黨爭民主就會演變成撕裂社會乃至分裂國家的制度安排，比如德國歷史上“魏瑪共和國”的失敗所誕生的希特勒法西斯政權。這是由黨爭民主的政治邏輯所決定的。競爭性選舉是由政黨組織的，政黨的社會基礎不但有傳統的階級更有信念不同的教派和認同各異的民族，競爭性選舉刺激并強化了各自的身份認同，結果黨爭民主實際上成為撕裂社會乃至分裂國家的政治制度，催生政治生態的返祖現象——部落化，政治過程“否決點”層出不窮，政府難以作為。這就是美式民主亂象的制度性根源。

歷史上美國民主運行得還不錯，因為玩家都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盎格魯-薩克森白人，即所謂的同質化文化下的一種游戲。然而，伴隨著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文化多元主義的流行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美國國內的“文明的沖突”，美國已經成為一個異質化文化的國家，黨爭民主刺激了身份政治，強化了文化的異質性，美國社會大分裂由此而來，并上演一出美國輸出“顏色革命”常用的劇本——占領國會。

黨爭民主在“燈塔國”尚且如此，更別說在社會條件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原本就落后的非西方社會了，他們大多數是多民族的或飽受教派沖突影響的國家。遺憾的是，殖民地遺產（思想殖民）讓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失去政治認知能力和政治判斷力，盲目信仰所謂的“普世價值”而移植黨爭民主。其對國家治理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輕者無效民主導致無效治理，從非洲到南亞再到南美很普遍，重者政治分裂乃至國家政治動蕩，蘇聯、南斯拉夫以及今天烏克蘭的分裂都是如此。

中國協商民主的全過程性來自政治制度的協商性

幸運的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堅定的自主性，中國不為“西風”所動搖。假設中國喪失了政治定力而追隨所謂的“普世價值”并在政治上搞黨爭民主，中國非但不可能取得坐二望一的經濟成就，而且很可能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甚至成為比他們更悲慘的一個大號發展中國家。要知道，辛亥革命后，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實行黨爭民主并以失敗而告終的國家，并因此而陷于“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叢林規則”政治。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目前中國正大力推行完全不同于黨爭民主的全方位、多層次的協商民主。從事關國計民生的國家立法、大政方針到微觀的鄉村治理、社區治理，協商民主都貫穿在全政治過程之中，因此又被稱為“全過程民主”——它完全不同于靠一次選舉定勝負的黨爭民主。

協商民主的全過程性來自政治制度的協商性。新中國是協商建國，全國政協早于全國人大。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構成和立法、監督職能都體現了協商民主原則，比如按照行業和地區代表性原則所構成的人民代表大會，從代表的產生到代表履職方式，協商民主深深地融于其中。反過來，體現了協商民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性，不至于議而不決，也正是因為有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保障。

協商性政治制度的創立首先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傳統的一種繼承。在局部執政的延安時期，我們黨就創造了著名的以協商為主要精神的“三三制”民主政治經驗，毛澤東稱人民政府是“商量政府”，“有事好商量”。協商民主原則在新時代被進一步發揚光大，2014年9月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的重大判斷。

“和文化”孕育的是協商政治，協商政治則保障了文化的和合性

從過去到現在，我們黨之所以一以貫之地秉承了協商民主原則，根本原因就在于協商政治根植于中華文明基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中國古代，各個層面的政治都有協商性制度安排。在上層，廷議制度和言官制度不但在決策過程中集思廣益，也制約著皇權，被海外中國研究學者認為是協商政治；在中層，有專門議政的學校和書院制度；在基層，祠堂就是家族公議之所在。可以認為，協商政治不但是一套正式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套非正式制度意義上的行為機制，是內嵌于中國歷史的一種最古老、最持久的政治傳統。

這種源遠流長的協商政治傳統，并非無源之水，是“和文化”的政治實現。在世界觀宇宙觀上，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對立，中國一開始就講“和實萬物，同則不繼”，講不同事物沖突融合而和合而產生萬物，金木水火土五行說，水火不容，但五行可以雜合起來成為萬物。在價值觀上，“和為貴”，這是中國人評價事物的根本價值取向。在道德觀上，追求上下、左右都比較和諧。“和”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實踐，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核心內涵。

文化是政治的土壤，是政治成功的根本原因；反之，政治則是文化的實現形式并延續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孕育的是協商政治，協商政治則保障了文化的和合性以及由此而來的和諧社會。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