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詞，最初為社會階級地位之象征，是與普通百姓相對，為貴族所專有之稱號。春秋時期，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對君子這一概念，作了創造性改造，賦予其更多道德內涵，使其從社會階級概念，轉變為“人人可學而至人格典范”。戰國時期，孟子于孔子基礎上，又加以闡發，在強調內在道德之同時，又突出德性之外在發展，將那些具有高尚道德，且追求人生價值和人生目標，實現社會理想與政治理想，具有完美理想人格之人視為君子。
孟子心目中之君子是具有道德修養的，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采取積極之生活態度。在對君子如何進行修為之問題上，孟子說：“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君子必自反也。”從自我內部來尋找施行“仁義”的原因，而不是向外部去探尋其根由，實際上這正是孔子“君子反求諸己”思想的再體現。如果一個人以“自反”的態度在實際生活中施行“仁義”，“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那么這個人也就具有了君子之要求。
追求人生價值和人生目標之實現，追求完美崇高之理想人格境界，一直是包括孟子在內之儒家學者所孜孜以求之重要課題。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心目中之君子，不僅要具有內在道德，還要把這種德性推向外部，以便對國家、社會作出貢獻。孟子將建功立業視為君子人生之一部分，他說：“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將君子視為圣人，強調通過教化，推進王道實現。又《孟子·離婁上》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孟子·離婁下》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孟子心目中之君子是具有“內圣外王”之修為，能以個體之道德自覺為修身原則，終而立于天地間，擔當起國家、民族之重任。
孟子非惟言出心目中之君子形象，還道出了塑造“君子”之主要方法：一是修身修心與道德修養。孟子主張人性善，強調“四端之心”根置于人心之中。孟子以先天先驗之內心善念來激發喚起人潛意識中善之本性，極力促使人們通過主體自身之道德修養來達到改造自我之目的。孟子認為，要解決任何問題，都要從事物之內部尋求原因，內部原因解決了，其余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孟子十分重視“修身”之重要性，把“修其身”看作是治天下之開始，孟子所謂“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主體之修為，是提高和完善自我價值的一種個體之主觀能動行為，這一行為包括修心、修行兩個方面。先有“心”之所思，而后有具體之行為，故修身之要重在“修心”；修身又是齊家、治國之根本，這種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反過來又以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來達到由外及內之規定來達到改造人的目的。這兩種不同之“流程”或“修心”路線是一個完整而統一的內部修養循環系統，是“內圣之道”之完全體現，如果做到了這一點，那么“家，國，天下”之事便暢通無阻了。為了實現通過自我道德修養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理想目的，孟子突出強調了“心”在這一過程中的絕對重要性，認為盡心不但可以知性，而且可以知天。孟子之修身、修心學說是他改造人、改造社會、治理國家之重要理論手段，也成為與其性善學說相互發明、相互補充的重要內容。
二是節欲寡欲與存心養性。孟子塑造“君子”之另一方法是節欲寡欲與存心養性。孟子試圖通過兩種方式來解決當時之社會和道德問題：一種是通過游說諸侯國君之方式，目的是使他們接受他所主張之“仁政”學說。但這一方法在當時沒能奏效。孟子采用的第二種方式是通過強化自身道德修養之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孟子認為，一個人在道德修養過程中，首先面臨的是人的感性欲望與道德理性之關系。在孟子看來，人性雖善，但受物欲影響多了，便可能趨于惡。因此，要完善自我之道德修養，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節欲、寡欲，他告誡梁惠王如果想實現“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之“大欲”，就必須節制自己肥甘輕暖、聲色犬馬之欲，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一天下”之更大欲望。孟子試圖使人們對物欲之追求在一種合理之道德范圍內進行。孟子主張“節欲”“寡欲”，并不是否認人有正常之欲望，相反，在某種程度上，他還認為人之欲望正是人倫道德之基本出發點。當人之欲望與人之道德理性發生矛盾沖突時，應當合理地以外在之“禮義”和內在之“仁”來限制人之欲望。孟子倡導的節欲、寡欲并不是目的，而是其“存心養性”之一種手段和方法。孟子認為，人道德修養之好壞以及修養境界之高低，都是由自身所決定的，如果一個人只懂得追求生理層面的自我滿足，就難以發掘內在之善性，就難以成為道德君子；要成為道德君子，首先要“立乎其大”，培養自己之理想人格，做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過“心”之向外擴充，使“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立志做一個以天下為己任、追求道德完善之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自我道德價值。孟子從人之普遍性原則出發，目的是為了能夠充分調動、激發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和道德自覺性，促使人們以積極的心態去生活、去進行道德修養，最終成為“君子”。
孟子之君子觀對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積極向上之人生價值目標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古代仁人志士無不以這種孟子之君子標準來要求自己，在實際生活中塑造自己的人格。他們的精神與氣概構成了中華民族崇尚民族氣節、堅持正義、具有頑強之民族凝聚力和凜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很好地繼承和發展。孟子心目中之君子，更是我心中向往之君子。
作者:王杰，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