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99萬人，如果參與世界各國人口排名，可以排進前二十，超過英國、法國、德國的人口。

而這，也是2012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數字。8年后，這一數字變成了“0”。

這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世界。隨著脫貧攻堅的推進，世界貧困人口分布圖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談到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的減貧目標時，有國外學者直言：“很明顯，大部分進展都歸功于中國的成功。”

這樣一場壯舉，它的度量衡只能是“人類歷史”，它的形容詞只能是“前所未有”。

這樣一場創舉，為時代定義，給時間重量。它劈山破浪，將上億人的物質生活推到了貧困線之上；它滴水穿石，在十幾億人的內心世界刻下了精神坐標。

脫貧攻堅既是奮斗史，也是精神史。脫貧攻堅工程不僅讓中國告別絕對貧困，而且也在文化維度上塑造著當代中國的精神特質。大同之理想、小康之愿景，民胞物與、守望相助的文化精神，愚公移山、鐵杵成針的民族氣質，熔鑄于脫貧實踐，人們看到了民族精神的根深葉茂，文化自信的活水源頭。

這樣一場壯舉，點亮了萬家燈火，也涵養出大國氣象。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習近平總書記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賀詞里如是宣告。五千年文明史，將翻開告別絕對貧困的一頁，我們也將開啟一個新的時間。在這條時間線里，脫貧攻堅在文化層面留下的意蘊與財富，將深遠地影響中國。

挺立，文化自信

脫貧攻堅，也是講述文化自信的中國故事。

翻閱統計年鑒，199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排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之后，落后的幅度是30%。

估計沒人想到，30年后，這個國家會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會有總計7億多人擺脫貧困，世界減貧人口的70%都來自這里。

全世界都在好奇：脫貧，中國為什么可以？

從《尚書》里的“民為邦本”，到《禮記》里的小康圖景，數千年的民族冀望最終落實于中國共產黨根本宗旨與發展思想：以人民為中心。

當文化資源與政治優勢相貫通，一場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由此書寫。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脫貧被定格在舉國事業的高度、成為一個大黨的莊嚴承諾，以遠超西方國家選舉周期的時間跨度向前推進。一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力量，從中央貫徹到基層；中國共產黨員與人民群眾擰成一股合力。這期間，有過世界經濟周期的震蕩，有過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讓脫貧攻堅戰略始終保持如山定力，一往無前穩步推進。

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推進的偉業，呈現了與大國國情相適配的全面、系統、精準。其中既有大筆揮毫，也有細筆勾勒，它們共同詮釋著謀一域與謀全局的辯證法。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頂層設計逐層細化：年均千億元的資金投入，上百個配套政策文件，通過一張張蓋著省、市、縣、鄉、村各級公章的責任書，最終被落實到了田間地頭。

轟轟烈烈的脫貧實踐，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

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的價值理念，落地落細于脫貧實踐。脫貧攻堅的世界意義還在于，它讓人們看到了在以自由之名反對平等、馬太效應泛濫的西方價值觀之外，還有一種來自東方的解答。

“學習”“經驗”“榜樣”，這是國外媒體在提到中國脫貧攻堅時常用的關鍵詞。擺脫貧困，是人類共同面臨的答卷。中國在這方面取得成績，相當于在國際社會共識性最強的議題里，展現中國的制度與文化優勢。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使我們更有自信審視“歷史終結”的神話，超越“轉型范式”的束縛，回到中國視野、中國邏輯去探索總結中國之治的經驗與規律。

脫貧攻堅，由此構成了文化自信在今天的一個重要來源。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百年奮斗中所創造的人間奇跡，既深耕了中國大地，也深度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狀態：

當代中國人，以肉眼可見、親身感知的方式，理解了何謂歷史跨越。

形塑，時代風貌

“時間過得真快，我以為自己無法堅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這是黃文秀日記里的一段話。

有兩個數字值得記住：300多萬，這是駐村干部的總數，一聲令下，是他們奔赴戈壁深山、江濱海畔；

1800，這是犧牲在一線的扶貧干部人數，他們長眠在了那些熟悉的田野里。

正是這樣一支歷經千錘百煉、生死考驗的干部隊伍，訪民戶、問疾苦、找路子，立下安民報國的志向，磨煉出堅韌不拔的意志。他們用穿山越嶺的腳步，將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牢牢拴緊，以汗水、青春乃至生命詮釋著“一切為了人民”。

其中值得矚目的，是以黃文秀為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這是21世紀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大規模、深層次地觸摸鄉土中國，同時也是他們一次集體的精神返鄉。

“我發現我的方言進步了，可以和貧困戶完整用桂柳話交流了。”正如努力學習方言的黃文秀，接受過大學教育、習慣書卷式思維的年輕人，必須和或是黃沙漫天或是荊棘遍野的“另一片土地”對話，并被這片土地接納。

這是一場雙向互動。青年知識分子群體帶來技術、知識與眼界，也收獲一場理解中國來路與去向的啟蒙，完成一次自身前途與國家命運的關聯。

奮發圖強的意志，也向廣袤大地滲透。

“天剛亮，早讀的學生就撒滿了整個操場”，這是一位扶貧干部描繪的場面。在這場脫貧戰役里，精神脫貧與物質脫貧是同等重要的命題。從“扶貧會人都來不齊”到“天天堵著扶貧干部的門”，漸漸地，貧困群眾寧愿苦熬、不愿苦干的宿命意識，被只爭朝夕的奮斗哲學所取代，他們的精氣神變了。

他們在地里埋下種子，心中就種下希望；他們把特產放到網上，眼光也就通向世界。正因始終強調“造血”功能，激發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脫貧攻堅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貧困群眾的意志、信念、眼界。

脫貧精神，由此進入當代中國的精神譜系。

脫貧干部、知識分子、貧困群眾，以及用各種方式助力脫貧的中國人民，他們共同經歷的這場精神洗禮，最終凝聚成一股形塑當代中國精神面貌的力量。

一諾千金與鍥而不舍，敦本務實與自立自強，時不我待與眾志成城，都經由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被深埋于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一個擁有悠久文明史的國家，之所以能不斷邁向發展新境，正有賴于通過不斷完成史無前例的發展目標，實現自身的精神升華。

而這些，不是來自外界的“教導”與“灌輸”，而是從中國的山河大地里自然生發。也因此，這股精神的力量將持久且堅韌，影響力廣闊而深遠。

告別絕對貧困，一個青春之中國即將開啟。

再現，移風易俗

“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是貧困地區脫貧致富過程的兩個方面。兩者相互關聯，相互協調，相互促進。”29年前出版的《擺脫貧困》一書中這樣寫道。

溯源精準扶貧戰略，文化建設一開始就是題中之義。

有學者曾試圖揭開“精神貧困”的原因，提出精神貧困的實質是“個體失靈”，即人們不按理性原則決策并行動，從而導致個體福利無法最大化。無力改變命運，與物質貧困有關，更是文化落后的癥候。

天價彩禮、薄養厚葬、愚昧迷信等陋習，一度困擾著農村貧困地區。一位學者在中部某縣的調研報告里曾如此描繪：因婚喪致貧、返貧的比例高達近10%，一家人幾年打工的積蓄，一次大操大辦全部揮霍。

因此，脫貧攻堅必然要為解決落后傳統與現代文明之間的兼容性問題提供解答，為文化革新創造必要前提。

于是，一張張更新版的村規民約貼在了公告欄里，村里多了“紅白理事會”“道德評議會”，“抵制賭博”“拒絕迷信”標語隨處可見，“面子”文化被用來倒逼村民主動脫貧……脫貧攻堅以深入文化肌理的形式，不斷沖刷著鄉土社會的思維方式。

效果是明顯的。據媒體報道，因婚喪嫁娶的改革，僅河南一個人口60多萬的縣，一年就節省了一個億。可以想象，在廣大農村有多少民生積蓄避免了無謂消耗，在不可見的精神層面，文明的水位由此逐級而升。

而脫貧攻堅的廣度與深度，也讓56個民族，同時面向“現代化”沖刺。

“道德為先”“公私不傷”“耕讀傳家”“禮敬尊長”，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村規民約里的句子。脫貧攻堅帶來的移風易俗，讓56個民族幾乎在同一時間點實現千年跨越，有的擺脫溫飽危機，有的告別原始的生活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物質豐裕與文化豐富，每一項都要抵達。

近代以來，中國人曾迷惘于由農耕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艱難過渡。但脫貧攻堅所帶來的文化觀念再造，已經給無數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的命題提供了現實路徑。

或許根本不用等到幾十年后拉開歷史距離后再回眸，“年”的顆粒度足以讓我們真切看到一個群體的精神面貌如何被改變，一方土地的精神氣質如何被再造。當億萬個人的命運出現轉折，當億萬個故事寫下冒號，當億萬種出彩的人生被激活，傾瀉而出的智慧將深刻改變中國。

文化演進的力量，將凝聚起價值公約數，讓一個民族獲得更加清晰的方向感。

邁進，數字未來

“在一個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絕不會因之認錯了人。”費孝通曾經如此評價鄉土中國的生活半徑。但今天，這條半徑已經延伸至全世界。

在古老的村寨，一根網線將外面的世界無限拉近到跟前；在偏僻的鄉村，大千世界的瞬息萬變幾無時差地出現在年輕人的手機屏幕上。貴陽青年在數據標注工廠進入人工智能的技術浪潮，涼山果農在電商平臺為雷山臍橙打開銷路。一條條15秒的短視頻，讓更多的鄉村青年“被看見”。

如果不是這場對貧困的戰役，“鄉村”和“數字化”這兩個似乎毫不相干的概念，或許不會在21世紀的中國產生如此緊密的聯結。

一場跨越山海的資源大調配，讓網絡光纖深入僻壤深山。智能終端和新媒體應用創新擴散的加速，讓數字下沉成為事實。當世界經濟論壇還在警示無法互聯的國家和人口正陷入“數字貧困”之時，在中國，貧困村光纖通達率、快遞鄉鎮網點覆蓋率已雙雙觸達98%。

脫貧帶來接入的平等，由可得性差距造成的數字鴻溝被逐漸拉平。過去在技術高歌猛進中被甩出去的人們，現在重新進入這一場域。

接入性數字鴻溝的彌合，當然意味著“一塊屏幕改變命運”式的機遇，也自然包括“助力農貨銷售”“激發自我表達”的影響。不過，僅此而已嗎？

有兩組調研數據，耐人尋味。

專家在對某品牌智能音箱產品進行市場調研后發現，該產品的市場基礎已經從東部沿海一路向西擴展到原本被認為是“接受洼地”的中西部地區，標記發展鴻溝的“胡煥庸線”被小小的音箱盒子輕松跨越；

另有電商平臺的統計數據顯示，電商百強縣中有近六成都不是GDP百強縣。社會學學者的調研也發現，電商百強縣、GDP百強縣與數字鄉村試點縣這三份名單的重合比率并不高。這意味著，很多后發地區在數字時代有了新的彎道超車的機會。

一條新的起跑線，被緩緩拉出；公平，正被賦予更多意涵。

這些無聲卻重要的細節，已經在表明，脫貧攻堅的溢出效應已超出熟知的范疇。數字時代的后發優勢，正是中國縣域經濟格局實現重構的最大變量，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支點，也是傳統經濟空間布局實現重塑的可能性所在。

正像這些新的可能性所展示的——

回望，脫貧攻堅的深沉力量，已經大大改變了我們腳下的土地。它既以“億”這樣的天文數字為單位，也以“戶”這樣的具體場景為落點，改變了一個大國的水土和風貌，也改變了億萬人的生存方式與精神氣質；

前瞻，在廣闊的未來，它將成為不斷被回溯的歷史。它所指向的，不只是擺脫貧困、奔向公平發展戰略，更是一個民族對自身發展道路、價值依歸的歷史沉思。“糧穩國安”塑造了大國心態，“望山見水”形成了新的預期，鄉村振興藍圖已經開始在中國大地上鋪展，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時代入口，我們必將懷抱從容與篤定，自信與底氣，邁向鄉村振興與民族復興。

史詩，仍在繼續。

（作者：關銘聞 學術指導：呂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林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