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邁入新發展階段，改革也面臨新的任務，必須拿出更大勇氣、更多的舉措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有效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投資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作用；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改革，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
關鍵詞:深化改革 高質量發展 體制機制 要素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0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和必須遵循的原則，其中之一是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消除體制機制障礙，積極構建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的體制機制，為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使高質量發展加速推進。值得注意的是，在體制機制建設中，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體制機制的新要求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升級版，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代表著發展模式的創新。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主要目標不同于數量發展階段，不再以要素驅動、規模擴張為主要形態，而是表現為以效率提升、結構優化、新舊動能轉換為目標的質量型特征。在這樣的情況下，高速增長階段的體制機制難以完全滿足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因此，轉向高質量發展既要推進發展方式和增長路徑的轉變，更要加快推進適宜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體制機制的新要求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
高質量發展要求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制，通過高標準的市場經濟體制筑牢高質量發展的根基。
一是通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以打破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實現要素自由高效地流動，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以更加成熟穩定的經濟制度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二是完善產權制度，完善產權的使用權、收益權與轉讓權，健全產權保護制度。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推動農村承包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完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三是加快金融體系完善，暢通金融和實體經濟循環。提升金融業優化資金配置、管理風險的能力，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提高質量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能力。
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科技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從增長激勵轉向創新激勵，不斷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一是以體制機制改革為抓手，破除創新改革的各類障礙。建立對基礎研究和原創性研究提供長期穩定支持的機制，加強前沿應用研究，引領前沿技術創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二是提高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支持企業基礎研究平臺發展，全面提升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三是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培育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加強基礎性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究。四是以市場機制為杠桿推動科研成果產權制度改革，強化科研成果產權的創造與運用，提高我國自主創新的能力和實力，不斷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宜的科技創新體制。
推動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創新
宏觀調控是國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為微觀經濟運行提供良性的宏觀環境的重要方式。形成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需注意以下三點：一是轉變宏觀調控理念、改進宏觀調控目標、方式、手段，處理好速度與質量、短期與長期的關系，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評判體系。二是推動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的創新，健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和落實機制，通過構建并逐步完善法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的宏觀調控體系，增強宏觀調控的質量和效能，減少市場無序競爭。創新及完善宏觀調控應以提高發展質量為目標，致力于推進效率變革，以促進高質量發展取得全新進展。
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收入分配體制機制
高質量發展需要通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形成收益共享機制。一是堅持按勞分配，增加勞動報酬，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特別是要適應創新性經濟的發展，實行按照貢獻分配，激勵創造性勞動。二是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調節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建立高收入有調節、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收入分配格局，完善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機制。三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通過再分配調節縮小差距。加強對公民合法財產權益的保護。推進收入分配相關制度完善，提高收入分配質量。健全初次分配公平制度，消除分配不公。促進共享發展，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
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高水平開放體制機制
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更加平衡和清晰的對外開放路徑，構建高水平的開放型體制機制。
一是需要處理好外需和內需之間的關系、出口和進口之間關系，以及進一步強化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二是構建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開放體制，有效利用境內外資本、技術和人才資源，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實現國際國內雙循環，合理利用并有效配置人力、資本、技術三大資源，增強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創新驅動效果，優化經濟結構水平，激發產業結構優勢。三是深化對外開放層次，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國際化市場大背景下，我國需要加快形成能夠對標國際高標準的高端制造業、優質服務業的產業組成，在國際化市場中形成獨特優勢和競爭能力。四是構建開放型經濟下的財政稅收政策、貨幣政策、科技創新政策體系、公共管理服務體系，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積極推進與國際慣例接軌，推動中國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
從生態環境保護角度來看，應在充分堅持綠色發展理念的框架下，不斷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
一是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引領，把經濟活動、人類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承載范圍內，在嚴格的生態環境準入條件下構建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同。二是深化環境監管體制改革，提高環境監管有效性，使生態環境質量不斷改善，以體制機制創新提高保護生態環境的能力，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推進我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是要制定和實施好促進生態環境保護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生態環境保護的各項制度安排，發揮制度的激勵約束作用。四是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構建生態環境補償連廊。同時，根據地域比較優勢，增強生態型產品供給數量及質量，建立生態產品園區及示范基地，以提高綠色生態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配比，對接人民群眾對優質生態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和對美好環境的需要。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
以往，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基本上是與高速增長階段的發展要求相適應的，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后，這種體制機制不僅不能完全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需要，而且還將成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
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商品市場已經比較發達，而要素市場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仍有差距。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已經成為阻礙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同時，要素市場的不健全，制約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
一是在資金要素方面，金融服務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三農領域等薄弱環節服務不足，多層次資本市場尚未完全構建。二是在勞動力要素方面，勞動力流動的交易成本高，勞動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阻礙了勞動力要素的優化配置。三是在土地要素方面，由于市場在農村土地資源配置中未能有效發揮基礎性作用，農村土地資源的配置低效化嚴重，農村土地要素未被完全盤活。
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不完善
目前我國創新體制效能尚未充分激發，創新型資源、創新型人才自由流動和有效組合存在體制壁壘，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下，要以創新為核心動力，破除創新體制機制不完善、不充分的阻礙。
一是創新資源共享層面，我國科技創新資源配置面臨的主要制約，表現在資源配置的分散、重復和低效方面，導致了創新驅動能力不足、科技產出的效益較低。二是創新激勵層面，科研成果的資產屬性未明確界定，使得科創型人力資源的自主創新積極性不能很好的發揮，且同時阻礙了創新成果向產業領域的轉移轉化，創新成果的市場價值無法轉化為動能優勢。三是創新政策協調機制層面，由于各部門制定的政策及制度尚未完全達到共同促進、相互協調與配合的程度，致使創新政策的功能沒有充分發揮。
宏觀政策的落實機制缺乏
高質量發展需要通過宏觀政策來落實，但是在高質量發展中存在著宏觀政策的落實機制缺乏的問題。
一是結構政策存在障礙。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政府和市場的界限界定不清楚，在市場準入、產業競爭等領域仍有越位現象，在市場監管、公共產品等領域存在供給不足的現象。二是政策落實機制存在障礙。宏觀政策的落實機制不配套，存在激勵不兼容、地方缺乏積極性的問題。三是從政策體系的內容來看，宏觀調控目標中體現經濟社會發展質量、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態環境建設的指標。在宏觀調控的手段上，市場化工具不完善，行政手段使用多。在宏觀調控機制方面，決策機制不完善，實施機制不足，傳導機制不暢。
發展成果共享機制不完善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導致社會收入分配和財富結構的失衡，造成了發展成果共享機制不完善從而對高質量發展形成障礙。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二是在教育領域中，學前教育普惠性不全面，教育供給質量不高。基礎教育領域表現為區域、城鄉和校際之間的差距較大。三是在公共衛生領域，基本服務保障不充分、醫保管理水平不高。四是勞動力市場分割未完全消除，社會保障制度的規范化程度和權益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對外開放環境的新變化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使得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對高質量發展所要求的高水平開放環境形成影響。一是疫情由短暫沖擊演變成為持久性沖擊，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疫情沖擊帶來的沖擊嵌入，不再是短期和瞬時性行為，因此，其造成的需求恢復滯后，全球產業鏈的摩擦成本加大，對全球經濟帶來的是中長期擾動影響。二是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化了全球產業鏈網絡化布局，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布局轉向成本、市場、安全等多因素并重的格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散化、多中心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原有的世界經濟分工格局將發生重大調整。三是對外開放面臨更多非經濟因素影響。中美經貿摩擦嚴重壓縮我國全面開放和發展空間，產業鏈外遷壓力進一步增大，對外開放面臨更多非經濟因素影響，我國技術升級步伐可能進一步放緩。
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不完善
生態環境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但是相關體制機制不完善嚴重制約著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實現。一是體制機制不完善是造成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的根源。我國仍然面臨嚴重環境污染重的問題，體制不完善、機制不健全是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突出問題的深層原因。二是生態資源保護體制機制不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國土開發保護、資源總量管理以及資源有償使用和補償等方面存在制度缺陷和體制機制障礙。三是環境資源產權不明晰、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配置。生態環境保護監管職能分散，各部門之間缺乏協調配合機制，存在多頭執法、政出多門、建設資金分散等現象，難以形成嚴格監管的強大合力。
破除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障礙的改革取向
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體制機制，要深化重點領域改革，不斷健全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把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充分釋放出來。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
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政府作用要更多轉向為市場作用的發揮創造更好社會環境，因此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
一是要重塑政府職能，提高服務供給能力。著眼于提供公共服務，以再造服務流程、整合服務資源、增強功能聯動性為重點，大力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二是要重塑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現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變革。通過簡政放權和完善監管體系，變革監管方式方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三是要圍繞培育高質量增長點進一步簡政放權，提高企業開辦的審批效率，推進投資項目審批改革，強化對相關政策的公平競爭審查評估，打破各種或明或暗的地區分割，消除部門、地區、行業為了自身利益限制或排斥競爭的壟斷性行為。
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
高質量的投融資能夠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現，因此需要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
一是推動投資結構優化調整。以促進有效投資為核心，嚴格控制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加強對企業投資的引導，避免盲目過度競爭，提高投資精準率和投資效益。二是發揮投資在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要發揮投資在優化要素結構、產業結構中的關鍵性作用。積極推進企業投資體制改革，放寬企業投資準入，推動有關部門協同，下放審批權限，優化再造審批流程。加大對民間投資鼓勵支持力度，促進民間投資持續增長。促進民間投資穩定持續增長的各項政策落實力度，拓展民間投資渠道。加快直接融資發展，加大資本市場對投資活動的支持力度，為高質量、高效益投資創造寬松融資環境，推動投資領域從注重規模數量向質量效益轉變。
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需要深化要素市場改革，構建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因此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是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市場機制。利用市場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效能，推動資源向優質企業集中，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二是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充分發揮市場決定價格的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推進我國要素市場制度建設，推動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大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實行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制定高質量發展考核評判體系。四是拓建科技成果交易平臺，培育數據要素交易市場。制定土地、技術市場交易管理制度，加強反壟斷監管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完善失信行為的懲戒機制。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的供給體系，這就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提高制度的供給體系質量，建立高質量發展要素支撐體系、評價考核體系和保障體系，以優質的制度供給、服務供給、要素供給和完備的市場體系，增強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質量標準體系，提高產品、工程、服務和環境質量。二是圍繞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以實體經濟為重點，優化商品和服務的供給體系質量，做大做強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三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優化要素資源配置，完善要素市場體系，提高供給體制的質量。構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數字經濟、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行動計劃和促進政策，著力形成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現代產業體系。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
高質量發展要求構建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體制機制，轉換增長動力，培養創新能力，實現創新驅動，把創新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因此，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一是通過加快構建動力變革的體制機制，推動創新要素自由流動，使創新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二是要著眼于科技創新強國戰略需要，高起點高標準完善和優化支持科技金融發展、加速科技成果轉化、高端人才集聚、創新型產業與企業集群、新型研發和創投機構發展、知識產權保護、科技項目投融資創新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三是促進科技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融合，建立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政策鏈和資金鏈聯動的創新發展模式。積極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以質量為目標，以企業為主體，以產學研深度融合為特征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培育壯大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推動制造向創造轉變、速度向質量效益轉變。
深化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改革，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高質量發展階段，綠色發展及生態文明建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同時，深化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改革、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一是改革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納入生態效益、綠色發展、資源消耗等指標，構建涵蓋綠色、生態、環境的綜合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二是加快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的制度構建，提高企業排污收費標準，完善碳排放權、排污權等交易制度，并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價格改革。三是推動經濟發展的結構性改革，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提升產業發展的節能環保性能，推廣節能環保產業，推動環保產業鏈上下游整合，提升產業集群的科技含量，減少產業發展給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四是積極培育壯大生態產業，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打通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通道，引導產業生態化轉型，培育生態產業化發展，壯大生態產業新領域。五是改革完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要在繼續保持經濟政策體系與法治體系優勢、推進監管體系和能力保障體系建設的同時，建立健全環境治理的責任體系、監管體系、信用體系和法律法規政策體系等，落實各類主體責任，形成決策科學、激勵有效的環境治理體系。
【本文作者為西安財經大學副校長，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標準經濟學學科體系建構與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8ZDA036）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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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一鳴：《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經貿導刊》，2020年第9期。
[3]張軍擴、候永志等：《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求和戰略路徑》，《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責編：賀勝蘭 / 李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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