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新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戰略定力，準確判斷形勢，精心謀劃部署，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攻堅克難、奮發有為，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2020年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三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成就，科技創新取得重大進展，改革開放實現重要突破，民生福祉得到有力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越性得到進一步彰顯。

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我國今后5年乃至更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擘畫了宏偉藍圖。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要同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021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歷經風雨、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將迎來百年華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

2021年，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哪些新課題新任務？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確保我國實現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安定和諧，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有哪些課題值得重點關注、深入研究？

為此，《國家治理》周刊、人民智庫推出“2021年國家治理領域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年度特別策劃，依托人民論壇全國理論調研基地（點）網絡，通過電話、郵件、微信等方式，向130余位各領域專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通過網絡問卷，收集全國各地2000余名黨政干部、企業家和社會各界人士意見建議。在2020年度國家治理領域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跟蹤研究基礎上，最終評選出2021年國家治理領域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這十個課題分別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如何更好推進鄉村振興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如何將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

·“兩個大局”下的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

·新發展階段如何以治理現代化助力高質量發展

·智慧治理的應用及其有效規制

·新發展格局與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如何完善適應數字社會需要的治理體系

·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創新路徑

·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實現更為安全的發展

這十個課題，既是當前各領域專家學者、黨政干部社會公眾所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立足“兩個大局”更好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點和難點。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如何更好推進鄉村振興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將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憧憬變為現實，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志性工程，組織推進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經過近八年持續奮斗，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成就，也是世界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2020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指出，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要堅決守住脫貧攻堅成果，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工作不留空檔，政策不留空白。”

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于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后，如何健全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機制，過渡期內如何對現有幫扶政策逐項分類優化調整，如何構建適合鄉村資源稟賦的產業體系，怎樣深化改革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力，怎樣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怎樣構建黨組織領導下“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等一系列現實問題，都需要思想理論界和各級黨政、企業界持續關注。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1921年，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此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1978年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秉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奮斗目標，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堅定不移推進改革、擴大開放，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

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經驗進行系統總結，對黨的領導在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理論概括，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如何將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深刻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的多方面顯著優勢，包括“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等。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成為各界廣泛關注的課題。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基層。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然而長期以來，基層治理存在“條塊分割”“權責不匹配”“小馬拉大車”“對上不對下”等體制機制問題。一方面，這導致自上而下傳達的政策在基層常常出現執行力減弱的情況；另一方面，使得基層需求反映到上級部門“音量不足”，很多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基層代表座談會上強調：“‘十四五’時期，要在加強基層基礎工作、提高基層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因此，如何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如何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提升基層服務群眾、解決問題的能力，怎樣將我國制度優勢真正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值得深入研究。

“兩個大局”下的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同時，世界面臨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正在增加，全球經濟低迷，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遭受沖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進一步表明，世界各國是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成為安全“孤島”。面對疫情威脅，世界各國應團結協作、共同應對，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效、有序、有力的全球治理體系。圍繞團結抗疫，習近平主席與各國領導人進行了多次通話，出席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等多場“云會議”，呼吁各國和衷共濟、團結抗疫，加強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并宣布支持全球抗疫五項舉措，體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這對推動抗擊疫情國際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正在經歷大變革大調整，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為應對全球危機、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在此背景下，深刻認識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關系，正視大變局下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與難題，使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相協調，成為值得關注的課題。

新發展階段如何以治理現代化助力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其中一條就是“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是要“堅持深化改革開放”，要“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的體制機制障礙，強化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調動全社會積極性的重大改革開放舉措，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升級版，不再以要素驅動、規模擴張為主要形態，而是以效率提升、結構優化、新舊動能轉換為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往高速增長階段的體制機制難以完全滿足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必須推進適宜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宏觀調控機制、收入分配體制機制、更高水平開放體制機制和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等。

進入新發展階段，以治理現代化助力高質量發展，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投資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作用；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改革，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

智慧治理的應用及其有效規制

2020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指出，“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廣闊”。

近年來，隨著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智慧城市”“數字政府”“智慧社區”等地方創新實踐層出不窮，“城市大腦”“數字鄉村”等系統工程催生了以信息化為標識的智慧治理新時代。作為一種新興的治理模式，智慧治理正日益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驅動力。智慧治理將信息技術和現代社會治理相結合，在優化和完善治理水平、驅動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建構整體性治理等方面呈現出顯著和強勁的治理優勢，既是有效彌補傳統政府管理失靈的重要通道，更是實質性回應社會發展訴求的風向標。

新一代信息技術不僅重塑了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促進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方式的大變革，同時也沖擊和重塑了現代社會的倫理秩序和道德觀念。諸如人的主體性的消解、多元主體的利益沖突、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等問題的出現，不斷刷新和刺激著人們對智慧治理的認識和反思。各類智慧治理產品研發和應用參差不齊，數據泄露、數據失真、數據殺熟等問題層出不窮，嚴重影響著國家和社會的安全與穩定。為此，需要深度審視智慧治理的應用效能和倫理邊界，構建智慧治理的倫理規范與道德規約，促進并實現智慧治理的“善治”與“善智”互構。

新發展格局與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在當前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我們必須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戰略謀劃。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也是各級干部認識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參照。

構建新發展格局過程中，基層政府應如何通過優化治理，打通“堵點”補上“斷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如何通過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利企便民，激發市場活力？如何發揮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作用，促進就業、保障民生，改善人民生活品質？如何進一步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如何調動基層干部主動擔當作為、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性？……這些都對提升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構建新發展格局與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都要求聚焦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找準各方利益的結合點，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差異化、個性化的需求，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何完善適應數字社會需要的治理體系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我國互聯網產業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活力和韌性，生鮮電商、在線教育、在線醫療、遠程辦公等數字經濟的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成為我國應對新挑戰、建設新經濟的重要力量。在疫情的淬煉下，我國“互聯網+政務服務”水平不斷提升，數字治理體系不斷完善。“健康碼”“大數據行程卡”成為此次大數據支撐疫情防控的重要創新。

但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數字社會的快速到來，也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如一些老年人等弱勢群體因不擅長使用智能手機而處處受限；外賣騎手被困在算法系統，為趕時間而不得不超速、逆行、闖紅燈，導致交通事故頻發；一些互聯網平臺違規從事放貸業務暗藏金融風險；互聯網巨頭圍繞社區團購跑馬圈地，靠補貼低價傾銷，對傳統菜農商販形成擠壓……

2020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同年12月22日，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商務部召集了阿里、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滴滴6家互聯網平臺企業進行指導，并發布了社區團購“九不得”新規，對低價傾銷、不正當競爭等問題加以規范。這些都是相關部門完善服務、加強監管的重要信號。

當前人類正進入從傳統社會向數字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數字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技術發展領先于人類社會制度的準備，一系列的普遍技術推廣已經嚴重沖擊了傳統社會形態和普通公民的生活。因此，應加強大數據、人工智能、平臺經濟等領域的制度研究，并確立未來數字社會發展的制度基礎，從而減少新技術對傳統社會的沖擊。

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創新路徑

治國安邦，重在基層。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關乎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近年來，各地不斷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推行網格化管理，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借助新技術手段為群眾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先進經驗和理論成果不斷涌現。

2020年6月29日，“七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抓緊補齊基層黨組織領導基層治理的各種短板，把各領域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梳理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典型經驗和創新路徑，總結其中的共性規律，補齊基層黨組織領導基層治理的各種短板，對于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實現更為安全的發展

“統籌發展和安全”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之一。“十四五”規劃《建議》中，“安全”一詞共出現66次，如“經濟安全”“糧食安全”“金融安全”“生態安全”“生物安全”“數據安全”等。“十四五”規劃《建議》明確要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這意味著要從國家戰略高度重視統籌發展和安全，從大安全和大發展的視角推進平安中國建設。

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都造成巨大沖擊，更加凸顯了安全發展的重要性。當前我國發展進入一個風險易發多發期，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更要始終繃緊安全發展這根弦。在此背景下，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實現更為安全的發展，成為各界關注的重要課題。要注重提升應急管理機構的治理能力，使之能夠在危機的預警、響應、處置、善后和防范等各個環節應付自如；各級領導干部要增強風險意識，提高應急處突能力，面對可能的風險隱患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統籌發展和安全，還要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為實現更高水平更高層次的安全提供更為牢固的基礎和條件。

【執筆：周素麗】

責編：賀勝蘭 / 司文君

（基于調查研究結果，《國家治理》周刊邀請十余位權威專家，圍繞這十個課題撰文分析研討。也期待社會各界圍繞這些課題進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討，為“兩個大局”下更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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