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自然環境、經濟基礎條件的限制，長期以來，鄉村地區居民的幸福感總體低于城市地區，在城鄉融合背景下，不僅要著眼于鄉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更要注重提升鄉村居民的幸福感。當下，應通過城鄉融合、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道路，采取城市鄉村聯動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戰略，促進城鄉資源、要素雙向對稱流動，從根本上提升鄉村居民幸福感。
【關鍵詞】城鄉融合 鄉村居民 幸福感 【中圖分類號】D422.6 【文獻標示碼】A
2019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2年、2035年和本世紀中葉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初步建立、更加完善和成熟定型三大目標，城鄉融合的發展理念也逐漸從改革的其他領域進入居民幸福指數提升與治理的軌道上來。新時代的城鄉融合是指從頂層設計出發，以政府為推進主體，以市場為決定性力量，以城鄉居民共同利益為著眼點，通過優化城鄉間資源配置，促進城市與鄉村在工農業、產業結構、居民收入、社會文化事業協同進步的發展模式。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逐步提升鄉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的重要任務。在城鄉融合發展的背景下，要從“客觀生活質量”“健康與基本生存質量”“經濟生活質量”“社會生活質量”“文化生活質量”和“生存環境質量”入手構建幸福生活指標體系，提升居民現實生活的幸福感。
城鄉融合背景下提升鄉村居民幸福感必須直面的問題與環境特點
鄉村地區的生存環境亟待改善。其一，由于農業生產產出率偏低，鄉村地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明顯低于第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盡管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的實施提升了城鄉融合發展進程，也提升了鄉村居民的絕對收入水平，但從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方面來看，鄉村居民依然處于劣勢地位。其二，各項民生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滯后，鄉村地域分散、人口分散，公路、鐵路、水電氣等硬件基礎設施無法為滿足較少的人口和較低的經濟潛力而不斷追加投資，教育、醫療等配套設施條件同樣面臨類似問題。其三，本土就業環境長期不振。長期以來，農業、畜牧業等第一產業在鄉村經濟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但大多數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模式，就業容納能力有限。近年來，生態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新興產業為鄉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依然未能成為鄉村地區的主導型產業，無法為鄉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鄉村居民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相對惡劣。
鄉村地區經濟空間相對狹小。其一，國家城鎮化發展戰略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成為經濟增長極，鄉村青壯人口常年流向城市，導致鄉村地區人力資源匱乏，缺乏消費群體的鄉村經濟發展空間受限。其二，城鎮化過程中的城市產業結構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體，產業結構配置相對合理，人力資源、生產要素在市場機制下能夠形成自發的優化配置，而鄉村地區在體制外殼的“保護”下，缺少農業經濟工業化發展的內在激勵和外部壓力，而且其空間特性也決定了鄉村地區無法有效吸納外部資源和人力。其三，從現實性看，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鄉村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已逐步開始，但是產業試行、產業布局與規模發展還有待市場檢驗。
鄉村地區文化環境相對閉塞。其一，鄉村地區的文化環境缺少內在創新功能，基本延續之前的鄉土文化特征，與城市文化環境的開放性、變異性相比，鄉村的文化和教育環境缺少外部刺激。其二，鄉村文化環境缺乏多樣性，導致農業生產與生活長期處于單調、保守的文化氛圍之中。網絡普及對改變鄉村居民的生活發揮了正面作用，然而鄉村地區的文化服務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歌劇院、文化宮、展覽館等長期匱乏，限制了鄉村居民現代性思維的生發和拓展。
鄉村地區自然環境優勢可轉換性較強。其一，鄉村地區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為以旅游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綠色基地，同時，城市的喧囂迫使城市居民尋找綠色的休閑空間，鄉村地區的生態環境恰好迎合了城市居民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其二，鄉村地區具備獨一無二的天然、綠色生產和加工優勢。鄉村地區的優質自然生態資源為生態養殖、農林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撐，這也為鄉村轉型發展提供了一個初具模型的發展范式。
城鄉融合發展是鄉村居民幸福指數提升的重要旨歸
首先，城鄉融合發展必然激活鄉村居民的經濟資本。城鄉融合發展策略與機制，可以調動城鄉自然資源、各類生產性與服務性要素的有效、有序對接，引進金融資源、旅游資源、基礎設施等。引導鄉村地區經濟結構調整，促進鄉村居民多樣化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直接增加鄉村居民的經濟資本。當鄉村居民通過城鄉融合發展策略改善經濟資本存量，必將借助經濟資本的增值與擴張特性，實現自身經濟資本和經濟地位的改善。
其次，城鄉融合發展能夠改進鄉村居民的文化資本。其一，城鄉融合必然改變落后的鄉村文化、教育環境、人居環境以及鄉村文教和基礎設施環境；其二，城鄉融合會提升鄉村居民的文化素養，優化鄉村居民的知識結構，以實現鄉村居民文化資本提質增效目標；其三，可以引進網絡化、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技術，實現鄉村文化環境的迭代發展。
再次，城鄉融合發展能夠增進鄉村居民的社會資本。其一，追求鄉村居民與外部居民之間基于利益、共同發展目標所形成的信任交往，這與產業對接、資源流動、人員流動等相輔相成；其二，城鄉融合在文化和心理層面，著力追求跨地域、跨文化的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互信、交往，使得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間“社會共融體”總體目標得以實現；其三，城鄉融合可以為鄉村居民的職業技能升級、職業發展方向轉型、產品模式革新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外部支持和協助。
最后，城鄉融合發展能夠改進鄉村居民的象征資本。其一，推進鄉村居民“綠色發展先行者”的符號化構建，打造國家“綠色衛士”的光榮形象；其二，塑造鄉村居民作為“新生產者”形象，這種“新生產者”既是新時代“綠水青山”的建設者、開發者，也是“金山銀山”的締造者、開拓者；其三，鄉村居民還可以宣傳“鄉村勞動者”的光輝形象，以勞動光榮觀念促進鄉村居民自我認同感提升。
如何以城鄉融合推進鄉村居民幸福指數提升
堅持走城鄉融合、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道路。其一，城鄉融合發展要求鄉村地區地方政府和其他管理部門在制定鄉村發展規劃上與城市政府實現目標融合、步驟銜接、模式匹配、方案互適。目標融合就是鄉村地區地方政府和相鄰城市政府、省域中心城市各自的發展規劃要形成目標兼容；步驟銜接就是鄉村地區企業改革要與具有城鄉對接需求的城市產業轉型升級、企業創新、產品創新步驟形成有序、有效對接的程序安排；模式匹配就是鄉村地區農業生產、加工企業的經營模式、項目開發、產品升級要與城市產業集群發展形成耦合效應；方案互適就是鄉村地區的各項改革、改制方案要與對應城市的政治、經濟、管理、法律法規的改革、改制方案形成相互適應關系。其二，堅定不移地推進本地經濟綠色發展。從綠色發展的思路看，鄉村綠色經濟就是要堅持生產方式的環保原則；堅持農業生產天然性、生態性、低碳性、循環性；堅持鄉村旅游業發展的綠色環保屬性，拒絕為發展旅游經濟而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其三，不僅要堅持城市產業、城市經濟與鄉村地區產業、農業經濟發展方向上的耦合、同頻共振，更要確保發展速度、利益分配上的合理合宜。農村與城市協調發展是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是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要高度重視鄉村居民與城市職工發展機會公平，注重兩者資源、要素配置的價格均衡和比例均衡。其四，鄉村居民幸福指數提升更在于鄉村與城市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續融合發展。
推進鄉村地區體制機制改革要采取城鄉聯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戰略。其一，鄉村地區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要采取城鄉聯動的系統性戰略。鄉村地區的政府、企業要思考城鄉間從一般性聯系到深度融合的系統性發展戰略設計。城市、鄉村兩類產業集群與產業結構的系統性改革、公共服務水平的平衡銜接與人員的系統化培養、產業工人的職業技能培訓都要在系統性的方案體系內完善、執行與更新。其二，鄉村地區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要采取城鄉聯動的整體性戰略。從“補短板、強弱項、激活力”的整體格局出發，頂層設計要考慮對農業產業及從業人員進行更多的財政轉移支付，以彌補這一弱勢群體。其三，鄉村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要采取城鄉聯動的協同性戰略。協同的目的是讓城市與鄉村的產業和規劃走向共軌、同頻的發展道路，兩者的協同最終要以實現高效率為目標。
引導城市與鄉村地區資源、要素的交流互動。其一，引導城市金融資源、消費者資源與鄉村地區農業資源和農業產業進行科學、理性交匯對接。從發展經濟學來看，位于增長極的地區必然帶來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經濟增長只能通過數個增長極向其他地區或部門傳導。城鄉融合戰略，頂層設計勢必大力引導城市資源向鄉村流動。如通過低稅收、低地租手段引導城市金融資源和消費者資源向鄉村轉移。金融資源進入鄉村將加速鄉村產業結構升級、企業理念更新、制度創新、品牌創新；消費者資源進入鄉村將為鄉村的產品提供更廣闊的消費市場、更便捷的銷售渠道。其二，引導城市高級生產要素向鄉村針對性地轉移。現代交通、通訊、網絡等數字化、智能化基礎設施以及高級專業人才等要素資源，對鄉村實現硬件升級、增加鄉村發展后勁和外資吸引力起到支撐性作用。同時，基礎設施的改進將加速擴展鄉村居民外界聯系的溝通渠道，不僅能拉近城鄉之間空間距離，更能拉近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的心理距離。
提高鄉村居民及其家庭成員主動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鄉村居民幸福指數需要鄉村居民在理念上更新、行動上創新。其一，鄉村地方政府、農業企業鼓勵當地居民參與所在社區的文化發展，并適度推廣地方文化品牌，推動文化宣傳工作向域外擴展。鄉村地方政府、企業從要積極倡導、鼓勵、引導鄉村居民與家庭成員積極投身社區組織建設，打造一支能為社區共同體服務的公益組織隊伍，為集體利益出謀劃策。其二，鄉村居民通過參與社區建設，對社區能形成更佳的安全感、舒適度和親和力等心理體驗，必然形成幸福指數中社區歸屬感的增值效應。
（作者分別為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林業局基金項目“國有林區改革問題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JYC2016-47）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基于產業生態系統的東北國有林區林業產業轉型模式及路徑研究”（項目編號：17YJA630094）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邢占軍：《中國幸福指數報告（2011-201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②龍云飛：《公眾幸福指數指標體系的構建與運用》，《人民壇論》，2012年第12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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