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實體經濟的代表，制造業是國家創新力的重要載體，也是走向經濟強國的基礎力量。二戰以來，日本制造業快速崛起并不斷轉型升級，已經穩居全球制造強國之列。日本制造業強大的主要原因是：重視發展教育和培養專業化人才；注重技術進步與產品質量提升；政府給予企業以導向和政策支持，并打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企業注重現場實踐及構建穩定的合作關系；企業國際化運營彌補了國內資源與市場的先天不足。日本的經驗為中國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提供了有益借鑒。

【關鍵詞】制造業 專業化人才 技術創新 高質量

【中圖分類號】D58 【文獻標識碼】A

隨著科技革命日新月異、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傳統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作為實體經濟典型代表的制造業，再度成為主要國家戰略競爭的一個著力點。日本是二戰后快速崛起的制造業強國，由此奠定了其經濟大國的地位。目前，在很多高端制造領域，日本仍處于世界一流之列，制造業也成為其保持經濟實力的重要支點。那么，資源貧乏、市場狹小的日本，制造業為何如此強大？探討這一問題，對于正在大力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我國而言，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制造業鑄就和支撐戰后日本經濟強國地位

日本是一個后來居上的發達工業國家。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通過學習歐美國家近代工業化的經營思想、制度設計以及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加快了工業化進程，改變了制造業基礎薄弱、結構不合理等狀況。到二戰前，日本的鋼鐵、機械、兵器、汽車、飛機等產業已具備一定實力，為制造業發展奠定了基礎。二戰以后，日本制造業發展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制造業快速崛起，促成日本經濟增長“奇跡”。戰后初期，日本實施了解散財閥、農地改革、勞動立法等民主化改革，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制造業及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條件。在資金、物資供應緊缺的情況下，1947年吉田內閣開始推行“傾斜生產方式”，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使用，優先生產煤炭，繼而用于發展鋼鐵、電力等產業，由此帶動整體產業的復蘇。隨著產業及經濟逐步恢復，1952年日本實施《企業合理化促進法》，加快推動產業現代化、生產規范化和企業規模化。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在繼續促進產業合理化的同時，日本將重點轉向扶持重化工業。為振興機械、石化等產業，日本政府在資源供給、融資條件、稅收優惠、技術支持等方面予以傾斜，并限制進口相關產品。可以說，20世紀50—60年代是日本產業政策的興盛時期，特別是重化工業化政策對促進戰后日本企業發展壯大、確立制造業強國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日本制造業的產能不斷提升，成為世界船舶、收音機、電視機等生產大國。伴隨制造業的崛起，日本的產品出口日益擴大，20世紀60年代中期基本扭轉了貿易長期逆差的狀況，并于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重化工業化政策也直接導致了貿易摩擦、環境污染等問題的出現。

第二階段：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推動日本制造業成功轉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給能源短缺的日本造成重創，制造業成本顯著上漲，產業競爭力下降，甚至經濟一度陷入負增長。以此為轉折，日本開始大力推動能源結構轉型，開發和推廣節能、新能源等技術，擴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并引導和推動制造業從資源消耗型重化工業向低能耗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經過調整和轉型，日本不僅節能環保技術走在世界前沿，對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承受能力增強，而且實現了制造業的結構升級，勞動生產率明顯高于歐美發達國家，產品性能及出口競爭力進一步提升。

到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具有節能特點的家電、汽車等產品充斥世界。以汽車為例，1968年日本汽車產量在全球汽車總產量中占比為9.5%，與美國相差懸殊；而到了1983年，日本汽車產量在全球汽車總產量中占比達24.1%，已經超越美國。在這一時期，日美兩國圍繞汽車及汽車零部件的貿易摩擦不斷演化升級，從側面反映出了日本產品及產業競爭力的提高。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制造業在困境中探尋出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躋身于世界經濟、貿易、投資、援助大國之列的日本，其后發效應消退，國內市場日漸飽和。在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的情況下，日本采取了寬松貨幣政策，以防止出口下滑和經濟蕭條。釋放出的資金大量進入房地產、股票市場，推高了地價和股價，經濟“泡沫”膨脹，制造業競爭優勢滑坡。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由此引發了有關制造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何看待制造業在日本經濟中地位的討論，如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認為，制造業立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日本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這一時期，日本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世界經濟從工業化時代向信息化、網絡化時代過渡，新興市場快速發展，各國和地區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轉型，而日本的發展則相對滯后。典型的例子便是1999年日本的信息技術經費投入遠低于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等。日本制造業存在信息技術滲透緩慢、與市場需求脫節、新的比較優勢缺位等問題，索尼、松下等大企業一度陷入經營困境，開始紛紛調整企業戰略，探索適應未來發展趨勢的轉型之路。

第四階段：21世紀以來，日本著力構筑制造業競爭新優勢。21世紀初，美國先后經歷了IT泡沫破滅、國際金融危機，開始重新重視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2010年8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強調要“重返制造業”，號召海外企業回歸美國，以促進國內就業和對外出口。隨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快速發展，主要國家也紛紛制定和實施制造業發展戰略，并將之視為培育創新力和競爭新優勢的強力支撐。比如，德國于2013年正式提出“工業4.0”戰略，日本將振興制造業作為國家復興戰略的重要內容等。

2016年，安倍政府成立“第四次產業革命官民會議”，下設人工智能技術戰略會、第四次產業革命人才培養促進會等，大力發展代表人工智能技術產業化的機器人產業。為推動第四次產業革命、調動企業的創新和投資熱情，日本采取了諸多措施，如進一步完善規制體制、提高信息化程度、培育創新型和技能型人才、強化公司治理、降低企業法人稅率等，同時推動勞動市場改革，擴大女性和退休人員就業、積極引進外國勞動力，以緩解少子老齡化形勢下企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日本制造業企業主動轉型，將現代化元素注入生產經營中，不斷深化產業融合，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和新趨勢，如積極強化服務功能，從以往的以提供商品為主逐漸轉向以提供價值服務為主；通過在商品上附加差異化、個性化服務，形成企業新的競爭力；提高服務水平和進入門檻，避免激烈價格戰。可以說，制造業服務化發展趨勢，已經成為日本制造業企業提升產品附加值和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再如，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數字化成為日本促進產業及經濟復蘇的一個重要抓手。日本政府積極推動企業加快調整，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將迎來大發展時代。

日本制造業強大的主要原因

目前，日本的制造業強國地位依然穩固。在日本的出口產品中，核心零部件、重要設備等居多，技術出口以制造技術為主。日本的國際品牌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領域。日本申請的專利數量雖然已被中國超越，但在質量和影響方面依然不容小覷，且其在新材料、機器人、資源再利用、生態環保、生物醫療等新興領域仍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發布的報告顯示，2018年日本機器人企業供應量占全球供應量的52％；在減速器、控制器等機器人核心零部件的供應方面，日本更是處于優勢地位。日本制造業為何如此強大？從歷史傳承、動態發展、社會文化及國際比較等視角分析，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重視教育和培養專業化人才，是日本制造業發達的根基。日本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在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就成立了先進的文化教育機構。明治時期，日本將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建立現代教育體制作為長期規劃。二戰后，日本將發展教育作為促進經濟增長和趕超歐美國家的一大著力點。1947年，日本頒布《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將適齡人口義務教育年限從六年延長至九年，之后重點普及高中教育。現今，日本已經成為全民族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也被公認為是國民素質較高的國家之一。

職業教育是日本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制造業發展輸送了大量專業化、實戰型人才。1951年，日本制定《產業教育振興法》，明確發展涉及工農商等領域的職業化教育，注重培養技能型人才。在此背景下，不僅普通中學開設工農商等課程，而且職業高中和高等專科學校也成為職業教育的主陣地；不僅限于院校，延伸到職場，企業培訓成為職業教育的重要補充。日本大企業通常結合生產和經營狀況，對不同層級的管理人員和員工進行培訓。政府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對員工進行培訓，如實施人才投資促進稅制，對中小企業的培訓活動采取減免稅收措施，培訓經費在勞務費支出中所占比率越高，可享受的優惠幅度越大。

其二，注重技術進步與高質量產品，是日本制造業強大的核心要素。在與歐美國家經濟差距較大的情況下，日本制定和實施《外資法》，鼓勵企業引進先進外國技術。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引進的外國技術成倍增長。企業根據實際情況對這些技術加以改良和創新，并生產出更加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從而縮短了日本趕超歐美國家的進程。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項研究表明，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增速高于美國的主要原因便是技術進步。隨著經濟實力逐漸增強、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日本技術引進的效應逐漸消失，技術發展模式開始向自主研發轉變。

技術創新和成果產業化，往往意味著產品的附加值、性能等得到進一步提升。但是，如果在生產制造的過程中不能保證產品質量，就很難實現創新的初衷。在江戶時代，日本便形成了“工匠精神”，內含敬業、專注、精益等文化力量。這一精神的發展和傳承，促進了日本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使日本產品成為高質量的代名詞。日本企業普遍認為，產品質量是生命線，故而在技術產業化和產品生產的過程中，注重在每一個環節上精耕細作，以滿足客戶對質量、標準、服務等方面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新興經濟體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日本人口老齡化的逐漸加劇、日本企業成本壓力的不斷增大以及日本國內勞動力的日益短缺，日本制造業企業的“工匠精神”有所褪色。

其三，政府給予企業以導向和政策支持，并著力打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日本政府根據不同時期國內產業發展狀況制定和實施不同的產業政策，引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方向，而且在金融、財政稅收、技術上給予支援，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戰后初期，日本實行“傾斜生產方式”，將有限的資源統一使用，向煤炭產業傾斜后又逐漸擴展到其他產業。20世紀50年代，日本成立日本開發銀行、日本進出口銀行、中小企業金融公庫等政策性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融資支持。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際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日本政府開始全面推進體制改革，探索符合新形勢和本國國情的制造業發展之路。比如，減少政府對產業及經濟的干預、放寬外國勞動力準入限制、加強能源危機治理、推動電力供應分散化和多樣化、促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降低企業法人稅率等，旨在提升產業效率，構筑制造業競爭新優勢。同時，為確保政策的落實和行之有效，日本政府不斷健全和完善制度環境，根據形勢變化和需要制定或修改《商法》《禁止壟斷法》《工業標準化法》《勞動標準法》《外匯法》《中小企業基本法》等有關產業、企業的法規，并注重宣揚法治觀念，加強執法監督，從而為企業生產經營、公平競爭等提供制度性保障。

其四，企業注重現場實踐以及構建穩定的合作關系。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是戰后日本企業經營體制的重要支柱。企業因雇傭關系穩定而傾向于對員工長期投資，培養和提高其知識儲備、現場技能及綜合素質。企業管理人員通常從基層干起，因經歷過崗位輪流和逐層晉升，對基層比較了解，通常會針對實際情況采取切實對策。可以說，“從現場出發”是日本制造業形成國際競爭優勢的一個關鍵要素。作為普通消費者，從日本產品的人性化設計、實用性和便利性等方面，亦可感受到日本制造業企業所推崇的現場理念。近年來日本制造業服務化的發展趨勢，實際上就是對這一理念的生動實踐。企業通過附加在商品上的服務，深入現場對客戶需求進行及時追蹤和把握，研判市場供需變化。

另外，日本企業注重構建長期穩定的協作關系，如大企業周圍聚集了眾多中小企業，為其生產和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分工協作，形成上下游產業鏈，實現共同發展。對于中小企業而言，這種合作能給其帶來穩定的訂單和收益，可以使其集中精力提升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日本很多精細制造技術都掌握在中小企業手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小企業為日本制造業的發展強大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隨著日本經濟形勢變化、結構改革不斷推進、政府大力推動地方經濟振興，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進入新興領域，制造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協作關系出現松動態勢。

其五，企業國際化運營彌補了國內資源與市場的先天不足。資源貧乏、市場狹小的國情，使得日本高度重視對外貿易發展。由于日本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制成品出口競爭力逐漸提高，即使是在日元兌美元匯率呈升值基調的情況下（主要指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貿易增長的幅度仍快于經濟增幅，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制造業強國地位穩固。企業通過發展對外貿易，解決了生產原材料等問題，擴大了產品海外銷路，形成了制造業與對外貿易發展相互依托、相互促進的格局。

隨著經濟發展及企業實力的日益增強，海外直接投資成為日本企業國際化戰略的重要組成內容。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在國內市場趨于飽和、生產經營成本提高、日美經貿摩擦持續的背景下，以日元升值為契機，日本制造業企業大規模向海外轉移生產，以降低成本、擴大銷售渠道、規避摩擦。中國也成為日本對外投資和建立海外生產基地的重要對象，如20世紀90年代初和21世紀初曾出現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熱。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突發，導致日本國內產業環境惡化，電力供應緊張，加之人口老齡化加劇、消費持續低迷，日本企業重新審視產業鏈安全問題，再次擴大海外投資。目前，日本制造業海外生產比率已達1/4，尤其是汽車等運輸機械產業更為突出，且出現銷售“現地化”趨勢。

日本制造業發展轉型對中國的鏡鑒

作為實體經濟的代表，制造業是國家創新力的重要載體，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走向經濟強國的基礎力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取得了長足發展，成為世界制造大國和出口大國，眾多產品的產量居于世界前列。但不可否認，中國在一些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及重要設備上仍依賴進口。當前，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新興經濟體快速趕超，中國制造業面臨眾多挑戰，需要加快轉型升級步伐，推動高質量發展，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作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最強的國家之一，日本制造業的發展轉型對中國邁向制造強國具有借鑒意義。

第一，完善教育和培訓體系，培養開拓型和專業化人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員素質，也關涉制造業發展成敗。日本長期重視教育的結果是：國民整體素質較高，企業、大專院校等聚集了眾多優秀的企業家和科技人才。日本的職業教育和企業培訓體系，不僅增強了員工的職業技能，促進了人力資源潛力的進一步開發；也促使員工形成了歸屬感、協作精神和制造理念，為制造業發展培養和輸送了大量富有“現場感”和忠于企業的專業化人才。

在物聯網、智能化、數據化大發展的新時期，人才的重要性更加突顯，已成為國家之間搶占競爭高地的焦點。面對這一形勢，中國需要盡快健全和完善教育體系，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探索個人所得稅優惠等政策，引導優秀人才流入制造業；將職業教育延伸到職場，鼓勵企業加強對從業人員的培訓，使其及時掌握新知識、新技能，更好地適應新技術、新模式，進而滿足制造業及經濟持續發展對高端化、專業化人才的需求。同時，要通過培訓宣傳精益制造理念，培養和傳承企業文化。

第二，促進技術創新和成果產業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技術創新是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日本長期重視科技投入，研發成果所獲專利數量名列前茅，同時也重視科技成果的產業化，以實現創新的價值和意義。1998年，日本頒布實施《關于促進大學等的技術研究成果向民間事業者轉讓的法律》，鼓勵大學組建技術轉移機構。截至2020年5月末，日本官方認定的大學技術轉移機構有34家，分布在全國各地高校。2004年，日本成立大學技術轉移協會，在知識產權管理、技術轉讓等方面加強機構及個人之間的交流，分享有關信息、組織調研活動、提出相關建議。這些機構和組織對促進產學合作、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及產業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日本還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法規體系，為自主創新和自主專利保駕護航。

當前，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專利數量大國之列，但一些核心零部件、設備，如中高端芯片、發動機、高端數控機床以及醫療器械等仍依賴進口，而且研發成果的產業化程度有待提高。雖然入圍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數量不斷增加，但高端制造產業和民營企業較少。對此，一方面，中國需要盡早在關鍵領域和環節加強基礎研究，推動金融服務與創新鏈條的合作。同時，應賦予科研人員部分科技成果所有權，激發其研發創新的積極性；應優化科研資源配置，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將多方成果整合形成專利。另一方面，有必要推動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在各地組建有關技術轉移、社會第三方成果檢測評價等機構，使其成為科技成果產業化的催化器。同時，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對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提高維權效率和侵權成本，促使高校和科研院所及企業致力于基礎研究和自主技術開發。這也是中國科技發展及經濟持續增長的現實需要。

第三，培養“工匠精神”，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能力。赴日游客之所以大量購買藥妝品、電器乃至日用品，除了對異國文化的體驗需求、中日同類產品價格差縮小之外，更主要的原因便是對日本產品質量的認可。而日本的高質量產品來自于其“工匠精神”。至今日本存續百年以上的企業有數萬家，日本企業長期深耕本業，精耕產品質量。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日本的“工匠精神”，也有學者指出，這一精神的過度發揮導致其產品性價比降低、生產成本提高。

中國經濟增長正在從以往的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轉變，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日趨多樣化和精細化，對品質的要求也更高，高質量發展成為制造業企業在競爭中得以生存和延續的關鍵要素。因此，應大力培育“工匠精神”，平衡好質量與成本、效率的關系，完善質量認證和管理體系，確保產品質量。同時，應盡快脫離低水平重復現象，轉入產業鏈中附加值含量較高的環節，專注于產品深加工、精加工，持續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能力。

第四，政府發揮導向作用，構建有利于企業創新與競爭的制度環境。世界銀行于1997年的發展報告中談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指出“絕大多數成功的發展范例，不論是近期的還是歷史上的，都是政府與市場形成合作關系從而達到糾正市場失靈而不是取代市場”。日本政府根據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產業政策和規劃，引導企業未來發展方向，促使產業結構升級，同時注重加強制度建設，強化監督制約機制，值得我們借鑒。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因此需要堅持企業優先原則，而政府的作用應主要體現在引導企業發展方向，通過金融、財政稅收等政策手段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政府應扶持新興產業發展，推動企業生產經營合理化，維護市場規則和秩序。中國因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產業的市場化程度有待提高。政府有必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推動國有企業改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強化執法監督，為企業創造有利于開拓創新、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從而推動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提升效率。

第五，加大扶持力度，激發中小企業制造及創新的活力。日本中小企業數量約占企業總數的99%，是日本制造業發展的中堅力量，也是日本技術創新的主要陣地。相對于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規模小，在融資、吸引人才、技術開發、產品進入市場等方面處于劣勢。為扶持其發展，日本采取了諸多措施，如成立中小企業金融公庫（2008年改組為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國民生活金融公庫（2008年改組為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商工組合中央金庫等政策性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不同期限的低息貸款；并組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協會、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為其申請貸款提供擔保和保險。

在中國，中小企業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創新活力。與眾多國家的中小企業一樣，中國的中小企業也面臨融資難、人才不足、銷售市場有限等問題，影響其新技術、新商品、新服務的開發及經營改革。為此，迫切需要完善有關中小企業的政策體系，確保其經營資源。在研發創新方面，可以借鑒日本的做法，針對中小企業研發的不同階段、實際進展等，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補助，降低其風險，鼓勵其開發新產品、新渠道。

第六，全面增強制造業自主能力，充分有效利用“外循環”。日本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國之一，但其對外貿易依存度并不高，低于歐洲主要發達國家、新加坡、韓國、中國等。從貿易的商品結構來看，日本生產、生活所必需的能源、糧食等自給率較低，需要通過“外循環”加以解決。同時，日本也是全球投資自由化的受益者。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制造業企業大批走向海外，國際化運營水平不斷提高，在海外積累了巨額財富。

當前，中國所面對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復雜嚴峻，與日本制造業快速崛起時期的外部環境不可同日而語。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加快，美日等主要經濟體鼓勵制造業回流，并推動海外供應鏈多元化。作為制造業大國的中國，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為增強經濟發展的主動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要優化升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體系，深化對內經濟聯系、增加經濟縱深，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功能，加快推進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率先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此形勢下，一方面，中國制造業需要利用已有較完備的基礎設施和制造業體系，促進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制造業與服務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加快完善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擴展和深挖內需，刺激消費；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需要兼顧和有效利用“外循環”，促進高效、高質發展，向創造大國和制造強國轉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日]野口悠紀雄著，楊雅虹譯：《日本的反省：制造業毀滅日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

②《現代日本經濟事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日本總研出版股份公司，1982年。

③張舒英：《后來居上的日本制造業面臨新問題》，《求是》，2010年第10期。

④李毅：《制造業在日本經濟復蘇中的角色探討》，《日本學刊》，2015年第3期。

⑤張玉來：《日本經濟產業解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

責編/孫渴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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