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新時代與新發展階段，必須持續加強制度建設，完善制度體系，強化制度執行力，在新發展格局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可持續、包容和持久的經濟增長，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速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世界提供統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制度樣本。

關鍵詞: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 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并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確立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之一。新時代，我們要夯實制度基礎，完善制度體系，提升制度執行力，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推動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也是中國的世界擔當

縱觀歷史，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是理解人類社會發展、國家興衰存亡的關鍵線索。近現代以來的民族國家建構，無一不把消除貧困、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對平等視為最重要的政治議程之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推動了社會平等，但“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無產階級貧困規律”卻始終無法改變，“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主義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對此，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通過大量的數據驗證了歐美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問題，指出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且將變得更加嚴重，發達國家面臨著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危險[2] 。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探索，共同富裕正從理想轉變為現實，向世界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強調，“必須將貧雇農的利益和貧農團的帶頭作用，放在第一位”。[3]鄧小平同志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4]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共同富裕提升至制度體系建設的更高層面。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正是在歷代中國共產黨人艱辛卓絕的奮斗之下，中國實現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和大規模的貧困減少，成為“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在趕超型發展戰略驅動下實現公平與效率協調發展的極為少見的案例。[5]

當今世界，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所帶來的國家治理風險正在加大。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們真切地感受到了“不確定性時代”與“高風險社會”的來臨及其嚴重后果。疫情的發生，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工作、生活和學習方式，使得全球失業、貧困與不平等一類的問題越發嚴峻，凸顯了經濟增長、公共衛生、民生改善與就業等領域重大而緊迫的實踐需求。

2016年1月1日正式啟動的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的17個目標以及169個子目標，是一整套旨在消除貧困、保護地球、確保所有人共享繁榮的全球性目標體系，描繪了一張旨在結束全球貧困、讓所有人分享繁榮并擁有體面工作、過上美好生活的路線圖。該議程第3條強調“到2030年的這一段時間內，在世界各地消除貧困與饑餓”。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各國應加強團結協作，共同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并指出：“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誰都無法阻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6]。消除貧困和不平等是一項全球性的事業，中國必須為全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以更強烈的大國擔當精神，夯實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決勝脫貧攻堅，不僅是我們自己的事，也是彰顯負責任大國擔當的體現。在新時代與新發展階段，必須持續加強制度建設，完善制度體系，強化制度執行力，在新發展格局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可持續、包容和持久的經濟增長，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速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世界提供統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制度樣本。以下我們分別從區域發展、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務三個方面來探討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制度著力點。

構建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基礎設施

我國歷來重視橫向聯合、山海協作和對口支援。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審時度勢，因地制宜地提出并實施了“山海協作工程”、新型城市化、城鄉一體化、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等一系列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實施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一系列區域發展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呈現良好態勢。但是，客觀地說，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是我國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要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國正在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這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要以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為目標，制定差異化的區域發展目標和戰略重點。要在扶貧政策基礎之上，將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公共資源、生態系統、人力資本、歷史文化等納入戰略性區域發展規劃之中，通盤考慮，整體提升。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探索設立較高層次的專門性區域協調機構，打破區域間的行政壁壘，形成區域統籌發展的常態化機制，通過強有力的協調機制從外部整合更多的資源去改善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經濟基礎和公共服務。探索產業與人力并重的區域發展模式，突出人力資本作為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保護和提升落后地區的區域人才儲備，積極鼓勵大學生、農民工、外出打工的鄉賢能人等返鄉創業，支持落后地區留住本地高校畢業的大學生。完善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機制，強化落后地區的公共服務財政供給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區域均等化。建立更高質量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統籌推進都市圈建設、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推動鄉村分類特色化發展，打造城鄉深度融合的圈層發展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區域發展戰略的作用是圍繞發展目標，充分調動落后區域的發展積極性，使之更有效率地利用內生和外生的機會。現代區域發展經濟學表明，“當地經濟發展的外生要素不能取代內生要素，但可以幫助后者發揮作用。如果當地缺乏發展潛力或者潛力很弱，那么即使外部干預力度很大，也無法發生實質性的變化”[7]。因此，要避免過度依賴物質基礎設施投資打亂已有的地域生產綜合體。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不能寄希望于上重大項目，一下子抱一個“金娃娃”，正確的路子的是：從本地實際出發，充分利用好現有的條件，扎扎實實抓好農業和其他基礎設施，實現逐步發展。[8]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強化社會保障兜底功能

收入分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目前，我國已經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為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共同富裕、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了扎實基礎。要圍繞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繼續“做大蛋糕”，通過更加靈活、有效的分配制度調動各種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落實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持續提高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例如，推動按需經濟發展，壯大靈活就業的勞動力大軍，拓展中低收入群體提升收入的途徑。同時，也要著力通過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調節過高收入等積極措施，形成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體系，為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制度基礎。還要積極構建促進就業的反貧困政策體系，推進公益性崗位開發和可持續性發展，建立低保與促進就業聯動機制。

在再分配環節上，要強化社會保障對困難群眾的兜底功能。按照兜底線、織密網、建機制的要求，以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制度為主體，全面建成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著力打造“弱有所扶”的大救助模式，把社會救助范圍從絕對貧困群體拓展到相對貧困群體，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為基礎、相對貧困群體臨時救助為補充、社會力量充分參與的社會救助制度體系。加強農村低保與扶貧開發政策的有效銜接，切實發揮農村低保制度的兜底保障功能?？s小職工醫保、城鄉居民醫?；I資模式、待遇保障等方面的差異，逐步實現醫保基金的省級統籌，推動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向保障范圍更廣、均等化水平更高的國民健康保障制度轉型。加大失業保險援企穩崗政策力度，充分發揮失業保險“保生活、防失業、促就業”的作用。大力優化兒童福利、未成年人保護、精神衛生和基本殯葬等社會福利服務設施的空間布局和保障水平。強化殘疾預防和殘疾人康復工作，保障殘疾人就業權利，構建殘疾人康復、教育、就業一體化服務體系。

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升個體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

“現代再分配是基于權利的邏輯，以及人人都可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平等原則”。[9]在某種意義上，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就是將平等的權利從政治領域、經濟領域逐漸延伸到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過程。各國政府已將解決收入差距、分配不公平問題更多地轉向公共服務，把促進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公平作為創造更多發展機會、防止結構性階層固化的重要手段。共同富裕并不尋求實現收入上的平等分配，而是讓更多的人具備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指出的，“美好生活是可行的社會而非完美無缺的社會，是一個所有人都能過上有價值生活的社會”[10]。

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但征途是星辰大海——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因此，應該從提升個體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角度，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夯實共同富裕的微觀基礎。在制度建構層面上，要加強“獲得足以維持生計的收入，擁有工作，獲得健康服務，擁有能夠滿足基本需要的住房”[11]等一系列積極社會權利的制度建構，實現社會權利保障從少到多、從淺入深的制度完善。要依法加強和規范公共服務，使政府能夠根據發展階段的變化及時加強公共服務立法工作，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在實踐操作層面上，一方面要加大高質量公共服務的充分供給，努力實現更高程度的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為人民群眾擁有高品質生活提供更充分條件。要制定相關法規與標準，出臺0—3歲嬰幼兒社會化托育服務發展的政策舉措。增加優質教育資源供給，在提高質量、促進公平上下功夫，努力辦好人民群眾滿意的教育。擴大優質醫療供給，構建整合型醫療服務體系，為民眾提供系統化、連續性、全方位的衛生健康服務。統籌城鄉公共文化資源配置，推動文化事業賦能發展。擴大養老服務供給，建立多層次供給體系，繁榮養老供給業態，滿足多樣化的養老服務需求。另一方面要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的平衡供給，實施一系列城鄉公共服務融合發展工程，建立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就業扶貧的長效機制，大力提升落后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制度一體化設計，加強沿海地區與內陸山區之間公共服務一體化建設。

總之，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既要加強對國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的研究和部署，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又要狠抓落實，強化制度執行力，大力提倡“馬上就辦”的工作精神，將惠民富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和政策體系落實到“最后一公里”。要在高質量發展考核指標體系中，強化共同富裕的目標追求和責任追究。要加強科技賦能，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將群眾對改善民生的美好期待迅速、便捷地轉化為現實圖景。

【本文作者陳振明，廈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德國，廈門大學公共服務質量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事務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強化制度執行力研究”（項目編號：20ZDA10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230頁。

[2][法]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87—388頁。

[3]《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8頁。

[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頁。

[5]李小云、徐進：《消除貧困：中國扶貧新實踐的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6期，第20—43+242頁。

[6]《習近平在第二十三屆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上的致辭》，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608/c1024-31125330.html，2019年6月8日更新。

[7][英]喬治·馬丁內斯-維斯奎澤、[加]弗朗索瓦·瓦利恩考特主編，安虎森等譯：《區域發展的公共政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29頁。

[8]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70頁。

[9][法]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93頁。

[10][美]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著、王中寶等譯：《美好社會——人類議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11][英]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納主編，王小章譯：《公民權研究手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7頁。

責編：羅 婷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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