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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向

大變局與小趨勢

【摘要】戰后的美國保守主義運動,歷經巴克利時代、里根時代、小布什時代和特朗普時代四波浪潮,在調適中不斷發展。為了應對結構性變遷的國際格局、持續惡化的經濟不平等、不斷加劇的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的文化沖突以及顛覆性發展的新技術革命,美國保守主義試圖將民族主義納入主流話語體系。保守主義向民族主義的轉向,必將造成民族主義大幅回潮,政黨重組力度加大,對美國政治的未來走勢影響深遠。

【關鍵詞】保守主義 民族主義 政治極化 政黨重組 【中圖分類號】D771 【文獻標識碼】A

保守主義是當代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主流思潮之一。隨著新世紀的到來,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為了擺脫內外交困的政治生態,緩和民意沸騰的社會矛盾,破解花樣迭出的治理困境,保守主義試圖將民族主義納入主流話語體系,以期近解燃眉之急,遠拯文化危機。從不同的角度觀之,這一轉變既可以被視為保守主義向民族主義的一次轉向,又可以被視為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一場合流,也可以被視為民族主義對保守主義的一輪重塑。如何理解這次轉向的內容和邏輯,如何認識這場合流的本質和根源,如何看待這輪重塑的后果和影響,既是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緊迫的現實議題。

在調適中發展:戰后美國保守主義的譜系變遷

20世紀50年代,針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巴克利的領導下,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古典主義者、以維沃為代表的傳統主義者和以錢伯斯為代表的激進主義者結成統一戰線,針對國家干預、福利政策、大政府理論展開猛烈抨擊和批判。雖然這個陣營組織松散、分歧不斷,但卻是美國保守主義在戰后的首次聯盟,為保守主義的后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對建立和維護保守主義陣營的穩定和團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20世紀80年代,新保守主義橫空出世。一些對戰后新自由主義政策路線和改革方案大失所望的溫和自由主義者、理想幻滅的社會主義者和務實的社會民主派組成了新興保守派勢力。他們公開反對自由主義路線,高調脫離原有陣營,猛烈批判自由主義政策。這場聲勢浩大的新保守主義浪潮,“在為美國保守主義贏得巨大聲譽的同時,也摧毀了自由主義長期以來不證自明、無可撼動的合理根基和理性源泉”。與此同時,面對波濤洶涌的道德危機,一些新教福音派、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提出,要讓心靈荒蕪的人群回歸基督精神的世界,讓政治冷漠的民眾重返公共領域。隨著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和社會保守派的加入,美國保守主義在1980至1989年里根總統的任期內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當然,表面的繁榮難掩保守主義陣營內部的分歧和矛盾。派別林立、成員龐雜、意見紛亂、立場多元,這是80年代保守主義留給人們最深刻的印象。隨著80年代末冷戰時代終結,保守主義失去了政治假想敵,保守政治迅速式微,保守陣營的全線潰退一發不可收拾。

21世紀第一個十年,“9·11”事件雖然重創了美國人的自信心和榮譽感,卻給已呈頹勢的保守主義得以喘息的機會。全球反恐再度將保守主義陣營緊密團結起來,保守主義開始進入小布什時代。小布什時代的保守主義一方面在國內政治中倡導政治精英主義,主張“大政府”,一方面在國際政治上奉行帝國主義,不斷干預他國內政甚至不惜訴諸戰爭,以確保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霸主地位。由于這種保守主義過于強調美式信念和世界理想,也被稱為“建制派保守主義”或“世界主義的保護主義”。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政治面臨全新的大變局時代。在全球層面,全球經濟危機、國際地位相對下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在國內層面,經濟增長整體放緩,不平等趨勢不斷惡化,政治極化趨勢加劇,身份政治持續泛濫,多元文化主義遭遇困境,移民問題、種族問題層出不窮。與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相比,美國保守主義所面臨的形式都更嚴峻,問題都更復雜,任務都更艱巨。可以說,堅持美國至上原則,倡導務實主義路線,及時調整斗爭策略,不斷吸納新生元素,在吸納中調適,在調適中轉型,既恪守價值底線、維系傳統文化,又采取開放姿態,實施多元戰略,這是戰后美國保守主義70年發展歷程的現實素描和真實寫照。

緣何轉向:美國保守主義遭遇的現實議題

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向,或者說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合流,既有國際形勢的外部原因,也有國內政治的內部原因;既是主流保守主義為應對民主困境和治理危機而做出的積極調適和主動選擇,也是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等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客觀結果。

第一,國際格局結構性變遷。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不斷搶占、擠壓歐美發達國家的利益空間和勢力范圍,間接造成了美國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的相對下降。自由主義浪漫的普世主義情懷遭遇了現實的冰冷待遇,舉步維艱。此時的保守主義則順勢而下,宣揚“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美國利益至上原則,高調回歸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近兩年來,美國不斷退群,不斷違約,掀起了一輪聲勢浩大的逆全球化浪潮,似乎已經忘記自己本是全球化進程的首倡者和主導者。“在民族主義思潮的重塑下,美國的保守主義將不再汲汲于國際主義議題,諸如推進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而是致力于重新闡釋美國的建國原則,申張美國的國家利益。”

第二,經濟不平等持續惡化。近些年美國經濟不平等的發展態勢令人始料不及。曾經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正在淪為“最不平等的發達國家”,其貧富差距的懸殊程度遠超出人們的想象。據數據顯示,在過去的30年中,除頂層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長之外,其他家庭均無明顯變化。前10%人口的收入與中下層民眾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不同群體間經濟收入的巨大差距,直接造成占有財富的天壤之別。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整個中產階級遭受重創,財富不斷流失,更多的人滑向了下層,萎縮之勢明顯,底層收入群體處境則風雨飄搖。貧富差距拉大嚴重阻礙了代際間的自由流動,使階層固化初具規模;經濟不平等引發了連鎖后果,低收入階層被牢牢鎖在“貧困是因為貧困”的陷阱之中。“從其對經濟和社會所帶來的影響來看,不平等是一種災難,是一種狡猾、隱蔽和可怕的機制。”自身窘迫的中下階層自然無暇放眼全球,更希望政府考慮他們的當下境遇和未來命運。當外來移民源源不斷涌入國門,不斷搶占他們的就業福利和生活空間時,他們的民族情緒和民粹情感被不斷激發,蟄伏已久、早被視為“落后”和“政治不正確”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開始潛滋暗長,蓄勢待發。

第三,政治極化不斷加劇。進入21世紀,美國的政治分化持續加劇,突出表現為:政黨對抗白熱化,精英立場極端化,意識形態兩極化。政治精英們要么旗幟鮮明地選擇自由派立場,要么堅定不移地固守保守主義情懷,溫和立場越來越受冷落,中間陣營日漸萎縮。為了反思民主派的經濟政策,批判自由主義的普世理念,最大程度地團結有生力量,保守主義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原本屬于自由派和民主黨陣營的群眾基礎。當白人藍領階層遭遇至二戰后最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困境時,保守主義看到了機會,不遺余力、想盡辦法將其納入麾下。因此,保守主義明確提出維護中產階層、工薪階層的利益,主張重建貿易體系、重申對等原則、捍衛美國利益至上、重振制造業等政策,推行以民族主義為旗幟,抗衡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甚至不惜推行強硬政策的做法就順理成章了。

第四,文化沖突愈演愈烈。隨著發達國家生產力和生產水平達到較高富裕程度,西方社會先后進入后物質主義狀態。以階級、階層、收入為表征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慢慢被以觀念、情感、認同為表征的后物質主義所取代。對于后物質者主義者來說,與精神價值和生活質量相比,物質和財富雖然依舊必不可少,但是已經不那么重要了。他們更在意生活環境和生態質量,更關注族群意識和移民權利,更青睞生活方式的自我選擇和社會關系的和諧美滿,而對物質的追求、對權力的追逐、對權威的敬畏、對家庭、宗教、國家的堅守乃至對主流文化的自信、對民族情緒的維系,則慢慢被淡化,甚至被遺忘。然而,現實的發展卻不為任何一個群體的主觀意志所左右。后物質主義的起源與流行是以物質主義的高度繁榮和豐富為前提和基礎的。當美國國際地位相對下降,經濟發展形勢持續下行,中下階層不平等加劇,后物質主義的價值訴求就要讓位于物質主義的現實需要。尤其是當移民群體不斷涌入,且并不滿足于已經享有的接近于平等的社會待遇從而不斷提出新的訴求時,就會激起本地居民內心的不平、委屈和憤怒。移民群體越不滿,本地居民被反向激發的民族情感越強烈。隨著身份政治的崛起,最初以邊緣、弱勢群體為主流的身份政治格局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生活在“鐵銹地帶”的白人藍領階層的身份意識正在不可避免地醞釀和形成。這個群體正是特朗普式保守主義的重要票倉。

第五,新技術革命推波助瀾。隨著互聯網的深度普及、社交平臺的廣泛流行、信息技術和智能算法的持續升級,現代人不知不覺間走進了一個以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特征的新技術時代。這個全新的時代為政治傳播的傳統格局、既定方式和固有觀念帶來了重大變革。在自媒體時代,形形色色的新興媒體自下而上表達訴求、傾訴情感,與傳統媒體相比,它們更靈活、更多元、更廉價,天生具有草根色彩,擁有無以倫比的群眾基礎和民意根基。與此同時,自媒體容易形成一個相對封閉、同質化明顯的社交網絡,認知偏見容易被放大,極端立場容易被強化。這些都為民粹情緒、民族主義情感的醞釀和傳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術保障和平臺支撐。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美國保守主義轉向民族主義,或者說民族—保守主義的崛起,看似順勢而為,實則出于無奈。競爭加劇的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國內政治、裂痕累累的社會生態,意味著主流保守主義必須做出相應調整,推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以挽救漸呈頹勢的大國命運,維系美式傳統的文化底色,在同民主黨和自由派的激烈對抗中保持優勢,有所作為。從更深層次來看,“民族保守主義的復興反映的是美國乃至西方文化所面臨的一場生存危機。它當然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訴求,但它最深刻的地方是期待一場靈魂救贖,從而將西方從物質主義和科技主義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來,從資本主義的平庸生活中拯救出來,從歷史終結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來”。

民族-保守主義將走向何方

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革與圖新交相輝映,不確定性此起彼伏。歷經多年的風雨波折,美國保守主義吐故納新,適時調整,但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確保核心地位的初衷始終未改。隨著保守主義向民族主義轉向,或者說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逐漸合流,必然對美國政治的當下格局和未來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第一,民族主義大幅回潮。美國的民族主義有多張面孔。民主黨代表的是左翼民族主義,共和黨代表的是右翼民族主義。兩大潮流相互交織,彼此碰撞,共同主導著美國政治的發展。近些年來,兩者沖突不斷升級,影響深、波及廣,將民主政治和國家治理的正常樣態不斷拉向瀕臨困境的邊緣。

克林頓、奧巴馬、希拉里和追隨者們堅持左翼民族主義即“公民民族主義”。他們倡導“美國信條”,堅信美國是世界之楷模;小布什、特朗普和追隨者們堅持右翼民族主義即“國家民族主義”。他們將美國和美國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凡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國家即被視為敵人,對那些與美國文化傳統不同、雖不完全認同美式價值觀但未對美國構成實質性威脅的國家極為寬容。右翼民族主義的成份復雜,面孔多元,不同時期側重不同。杰克遜主義、帝國主義、沙文主義、本土主義、孤立主義均為其重要思想元素。

自2016年以來,民族主義的回潮已成為美國政治的顯著特征之一。人們更為關心的是,民族主義會將美國乃至全球政治引向何方。在彼得·韋雷克看來,“對很多保守主義哲學家來說,民族自豪感從一開始就是他們理念中至關重要的部分;不過,民族自豪感只是諸多祖先傳統的一脈,并且絕非僅此一家。民族主義不同于保守主義的地方在于,它只保守人們諸多歷史根基中的一項而已。因此,一旦所有其他的根基和忠誠(如宗教、倫理和人道)統統讓位于民族主義根基,結果便是偏狹的狂熱主義”。

第二,政黨重組力度加大。進入21世紀,西方各國政黨政治開始面臨重重挑戰。主流政黨既要維持經濟斷層線產生的階層邊界,又要應對政治斷層線產生的極化張力,還要處理文化斷層線產生的社會裂痕,疲于應付,窘相百出,陣營分裂、政黨重組漸成常態。2016年美國大選前后,美國的政黨政治同樣面臨近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解構與重組。

在不斷衰落的制造行業、持續緊張的就業狀況和成批涌入的移民浪潮等多重因素的壓迫下,“鐵銹地帶”的白人藍領階層轉向民族主義立場,他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球化,反對世界貿易體系,反對外來移民。而民主黨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不僅無法平息白人藍領階層的憤怒和不滿,更有加劇的趨勢,這些情緒慢慢積聚為一種政治上的反彈。

第三,極化態勢繼續強化。政治極化是當前美國政治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作為政治極化重要根源的經濟不平等也在持續加劇,貧富差距、階層固化未有明顯改善。而更令人擔心的是,不平等與政治極化有相互交織、彼此強化的可能。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差距、階層分化、社會不公、機會不等,使黨派競爭、精英對立、文化沖突、社會分裂等極化趨勢不斷加深;不斷擴大的極化張力和社會裂痕,一方面壓制了民主協商,一方面瓦解了共識政治,致使否決政體和激進政治流行,溫和折中的政治決策、均衡兼顧的公共政策越來越難以出臺或實施。“在一個存在著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度里,政治也會失衡;而讓不平衡的政治管理不平衡的經濟就會出現毀滅性的結局。”這就意味著:不平等越嚴重,政治極化程度越深;政治極化越加劇,不平等趨勢越明顯。

從經濟分化到政治極化,從文化沖突到社會斷裂,一種前所未有的撕裂正在緩慢而有力地拉扯、扭曲和擠壓著美國的民主生活。短期內,美國社會所面臨的諸如經濟不平等、民粹主義、身份政治、政治極化等深層矛盾和核心困境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分歧和對抗已成常態,共識和協商漸成奢望。這個撕裂的時代,是過往價值沖突與觀念歧異的必然結果,也是新一波沖突升級和歧異加劇的必要條件。在大變局時代的背景下,美國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向只是一個小趨勢。民族—保守主義能走多遠,民族—保守主義浪潮下的美國政治將走向何方,只能由時間來驗證。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大變局時代西方民主危機與治理困境研究”(項目編號:20ZGA001)和中國政法大學科研創新重大攻關項目“大變局時代西方民主政治與國家治理困境研究”(項目編號:20ZFD8100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龐金友:《大變局時代保守主義向何處去:特朗普主義與美國保守政治的未來》,《當代美國評論》,2019年第4期。

②孔元:《美國當代保守主義的民族主義轉向》,《國外理論動態》,2020年第1期。

③[英]阿納托爾·利文著、孫虹坤譯:《美國的正確與錯誤:民族主義視角》,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

④[美]約瑟夫·斯蒂格里茨著、張子源譯:《不平等的代價》,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年。

⑤[美]基思·佩恩著、李大白譯:《斷裂的階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

⑥王榮軍:《不平等的民主:美國貧富差距擴大與政治極化并行》,《人民論壇》,2019年第4期。

責編/孫垚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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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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