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中美關系正處在十字路口。中美之間矛盾沖突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中美合作可以辦成有利于兩國和世界的大事，可以成為“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而中美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上下一心，堅定信心，堅守底線，保持定力，不驕不躁，做好自己的事情，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和平，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關鍵詞】中美關系 文明 制度 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當代中美關系經歷的兩次重大轉折
歷史總是以重大事件為標志。但是，決定歷史趨勢的草蛇灰線，其伏也久，其來也遠。
當代中美關系，經歷了兩次重大轉折。第一次重大轉折，以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應邀訪華和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為標志。
當代第一次中美關系的轉折，發韌于1969年初。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在就職演說中，他暗示要改善對華關系：“在經歷了一個對抗的時期之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談判的時代。”“我們謀求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對各種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在這個世界里，大小國家的人民都不會怒氣沖沖地處于與世隔絕的地位。”“我們不能指望使每個人都成為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能夠設法使任何人都不成為我們的敵人。”8天后，即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報》全文刊出尼克松的就職演說。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全文刊登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是絕無僅有的。
1969年2月19日，毛澤東同志在住處召集會議，林彪、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參加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讓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元帥研究國際問題。①在七個月的時間里，四位元帥共座談了十六次，提出了許多重大問題和中肯建議，提交了兩份書面報告——《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他們在報告中指出，當前國際上的對抗，集中表現為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斗爭，并明確提出兩個判斷：第一，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者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第二，在美蘇之間，蘇聯是對我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這兩個判斷為我國外交戰略的調整提供了基本依據。
同樣是在1969年2月19日，總參謀部和外交部分別同意了黑龍江省軍區的斗爭方案，同時總參謀部給予了具體指示。經中央軍委批準后，沈陽軍區迅速進行周密部署，于1969年的3月2日和3月15日在珍寶島打了兩場自衛反擊戰。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后來回憶：“在蘇聯和中國軍隊在一條默默無聞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亞凍土地帶爆發沖突的時候……一切朦朧不清都消失了，我們毫不猶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變化。”②珍寶島沖突四個月后，美國宣布，放寬中美之間的貿易和人員往來限制，允許記者、國會議員等六種人訪華。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尼克松親自出馬，利用出訪機會積極尋求與中國接觸的渠道，這才有了兩年后的解凍之旅——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和基辛格秘密赴華訪問，以及1972年初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沒有外交關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下，中美關系呈斷崖式下跌。而中美關系的變壞，始于奧巴馬執政的2010年。
2010年，在中美關系史上是一個具有標志性的年份。這一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制造業產值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中美關系的結構性矛盾由此凸顯。
從“重返亞太”，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到組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自2011年起，奧巴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遏制中國的措施。也正是奧巴馬在任期間，2012年4月，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國發表演說，聲稱為守衛日本領土，東京將計劃“購買”釣魚島。當年9月，日本政府從所謂的“土地權所有者”手中買下釣魚島中的3個島嶼，將其“國有化”，從而激化了中日兩國關于釣魚島歸屬問題的沖突，惡化了中日關系。還是在奧巴馬任上，2014年3月，菲律賓就與中國的南海主權糾紛正式向海牙國際法庭遞交了訴狀，要求法庭確認菲律賓在其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內享有的權利，使中菲關系和南海局勢復雜化。奧巴馬政府還以“維護航行自由”為名，向南海派遣軍艦，強行闖進中國領海，惡化南海局勢。2016年7月，韓國政府決定部署美國“薩德”反導系統，目標直指中國，使中韓關系惡化。此外，奧巴馬政府還通過承認印度為“核國家”、推動緬甸“民主化”等舉措，惡化中國周邊環境，打造對華地緣政治包圍圈。
中美關系的逆轉始于2010年，而其肇始卻是在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之時。如果說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戳穿了西方發達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神話，那么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則戳穿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神話。正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令西方經濟黯然失色，而中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201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貢獻率達到30%左右，遠遠高于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鑒于中國迅猛發展的勢頭，美國曾有人提出G2（美—中兩國集團）概念和中美國（Chimerica，或譯為“中美經濟共生體”）的設想，企圖拉攏中國。但是，中國一直對此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登頂全球第一，其國際戰略是確保絕對優勢地位
2010年1月，奧巴馬作為美國總統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國情咨文演講時稱，“美國絕不能接受第二名”。奧巴馬的這一言論，反映了美國主流社會的真實想法，而二戰以后的國際斗爭，就是美國不斷打壓別國的歷史。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越戰越強、迅速崛起，成為堪與美國比肩的第二個國際權力中心。美國在二戰一結束就立即啟動“冷戰”，圍堵蘇聯。經過40多年的軍事對抗、政治打壓、經濟封鎖、思想滲透，美國終于擠垮了蘇聯，贏得了冷戰的勝利，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
日本在二戰后全力發展經濟，國內生產總值迅速超越西歐大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發起了一系列貿易戰，從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半導體、電信直至匯率，都沒有能夠遏制日本的經濟發展勢頭。20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與此同時，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制造的產品遍布全球。日本資本擴張的腳步，令美國人驚呼“日本將和平占領美國”。為增加產品出口競爭力，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狀況，1985年9月，在美國的牽頭下，美、日、德、法、英五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了著名的“廣場協議”。該協議主要通過調整五國匯率，迫使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用金融手段達到遏制日本和德國出口貿易的目的。這一協議是美國打壓思維下的“成果”，對其后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1989年，美國又對日本發起了全行業級別的貿易戰——結構總決戰，持續6年，至1994年結束，終于遏制了日本的發展勢頭。
1993年歐盟成立，特別是1999年1月發行歐元，由此形成了一個GDP總量超過美國的單一貨幣巨型經濟體。美國則利用前南斯拉夫地區的民族矛盾，以北約的名義，于1999年3月發起科索沃戰爭，點燃巴爾干火藥桶。歐元發行后的第一個交易日，1999年1月4日紐約和倫敦外匯市場上，對美元的收市價分別達到1∶1.1806和1∶1.183。經過科索沃戰爭，歐元一路下跌，當年10月跌至1歐元僅兌換0.82美元，歐元匯率比上市首日下跌31.5%。隨著歐盟矛盾加深，歐元區經濟滯脹不前，美國又成功遏制了一個挑戰者。
中美關系的復雜性突出表現在文明、歷史、意識形態、制度、心理訴求等諸多方面
兩個文明的差異。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美國學者亨廷頓指出：“正在出現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險的方面將是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沖突。”中國以儒家文明為主導，強調集體主義，內圣外王，主張以和為貴，求大同存小異。儒、道、佛，甚至伊斯蘭教、基督教等，都能在中國和平共處，所以中華文明是一種守勢文明；美國以基督教文明為主導，強調個人主義，主張一神論，對異教徒絕不寬容，是一種攻勢文明。亨廷頓分析了中美文明的差異：“在最廣泛的層面上，盛行于眾多亞洲社會的儒家精神強調這樣一些價值觀：權威，等級制度，個人權利和利益居于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沖突，‘保全面子’，以及總的說來，國家高于社會，社會高于個人。此外，亞洲人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為單位來計算其社會的演進，把擴大長遠利益放在首位。這些態度與美國人信念的首要內容形成對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主義，以及美國人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贊成制衡，鼓勵競爭，崇尚人權，傾向于忘記過去，忽視未來，集中精力盡可能擴大眼前的利益。”③亨廷頓對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明與美國文明的分析，在西方世界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性，而中美兩國更是如此。中國以其5000年不絕如縷的文明源流而擁有特殊的歷史優越感。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都已經斷流，而中華文明至今仍綿綿不絕，在與外來文明的交融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中國的特殊性還體現在發展道路上。思想史上有一個著名的“休謨預言”，認為經歷過由盛而衰的民族很難實現復興。但中華民族乃是唯一的例外，其在歷史上幾度由興盛走向衰落，又再次崛起。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再度走上偉大復興之路，彰顯了中國特殊論的獨特魅力。
美國以擁有“天定命運”的特殊論而滋生道德優越感。美國特殊論是傳教式的，認為自己有責任向世界各國傳播價值觀。17世紀前往美洲大陸的移民認為，他們是“上帝選民”，是在“整個世界的山巔之城”、流淌著牛奶和蜂蜜的“應許之地”建設“基督博愛”的典范，負有拯救世界的“天定命運”，是“自由的衛士”。其自詡為“燈塔國”，擁有以美國式“普世價值”改造世界的自信。1961年，約翰·肯尼迪總統參加華盛頓大學誕辰百年慶典活動時發表演講稱：“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我們都背負著責任，承受著風險，這種風險和責任，無論規模和期限都前所未有，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而且是為了全體希望自由的人。”
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中國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同時也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不輸出意識形態。美國自立國之日起就確立了“美國精神”，并且具有向全球推行其“普世價值”的強烈意愿。1776年7月4日簽署的美國《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就是今天的美國人推崇的“普世價值”的最初版本。真正把“普世價值”作為意識形態武器向全球推行，始于二戰以后美蘇爭霸時期，盛行于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以后。其時，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勝利，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2001年，小布什出任美國總統之初，將推行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戰略優先于美國價值觀的普世性和優越性，強調不僅要通過美國的榜樣，而且關鍵是要通過美國的力量，來重新塑造國際秩序。2008年奧巴馬執政后，認為比軍事實力甚至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實力，希望“通過榜樣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樣”來推廣“普世價值”，用“巧實力”改造世界，包括人權、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使“全球化”最終成為“美國化”。2018年9月，特朗普在第73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強調美國的“主權”，拒絕“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
但是，美國自建國以來逐步形成、20世紀冷戰以來加速成型的“政治正確”，是一處攻守兼備的“道義高地”，不會因為特朗普而完全被摒棄。特朗普政府副總統彭斯祭出了意識形態武器。2018年10月，彭斯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時聲稱，“蘇聯垮臺之后，我們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帶著這份樂觀，美國在21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此前的政府做出這個決定，希望中國的自由將蔓延到各個領域——不僅僅是經濟，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國尊重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尊重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這是典型的美國式意識形態腔調。
兩種制度的較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令中國人民充滿了自信，破除了對西方，包括對美國制度的迷思，同時也令冷戰后認為世界歷史終結于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再度警覺，其代表言論是特朗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的那篇被稱為豎起“鐵幕”的演講。2020年7月，蓬佩奧在加利福尼亞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時稱，“我拒絕這樣的看法，即我們生活在一個勢在難免的時代，某些‘陷阱’是命中注定的，共產黨的主宰地位是未來。我們的做法并非注定要失敗，因為美國并沒有在衰落。正如我今年早些時候在慕尼黑所說的，自由世界仍在獲勝。我們只需要相信這一點，知道這一點，而且對此感到自豪”“現在是自由國家采取行動的時候了。……面對中國的挑戰，需要歐洲、非洲、南美、特別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民主國家使出力氣，投入精力”。這也表明了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制度成功的憂慮。
兩個尊重的訴求。美國要求中國尊重其世界第一的地位和核心利益，中國希望美國尊重其社會制度和發展權利。根據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界定，美國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價值觀的優越性以及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不同于歷史上其他帝國，美國的對外行為一般不以領土擴張為目的，而是為了維護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以及由美國牽頭制定的國際秩序和規則、推廣美國的“普世價值”。特別是二戰之后，遏制共產主義并推廣自己的價值觀開始被視為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之一，至今影響著美國的對外政策方向。
特朗普上臺后，將美國的核心利益濃縮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中。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發表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特別強調對華競爭問題。報告明確把中國和俄羅斯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者”，并且首次把中國放在對美構成競爭的大國之首，排在俄羅斯之前，認定中國已成為美國安全利益的首要關切。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白宮在新聞稿中稱之為美國“新時代的新國家安全戰略”，與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時代”遙相呼應，針對性非常明顯。顯然，美國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締造者和既得利益者，是“現狀國家”，而中國則是美國眼中的“修正主義國家”。
近年來，中國牽頭積極推進的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一系列金融行動，也被視為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公開挑戰。2018年5月，即將赴中國進行貿易談判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希特萊澤在參加美國商會舉辦的活動時發表講話稱：“目標并不是改變中國的經濟制度，這個制度看起來對他們很管用……但是我必須讓美國可以對此進行談判，我們的角色是讓美國不要成為它（中國經濟制度）的受害者，這就是我們的角色。”
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產生沖突，雙方安全利益訴求出現碰撞，這也被美國視為“另起爐灶”。中國主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增加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這在本質上與“美國優先”的訴求是不兼容的。美國認為，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構成的挑戰是全方位的，這直接加深了美國的戰略焦慮，并堅持認為中國不尊重其霸主地位，意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背道而馳的世界。在這樣的戰略環境下，新一波“中國威脅論”來勢兇猛。與此同時，“中國強硬論”“中國取代美國論”“中國另起爐灶論”“中國政治滲透論”等論調也在美國甚囂塵上。
美國把中國視為假想敵，而中國卻始終把美國視為重要的戰略合作伙伴。針對美國的擔憂，中國一再保證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維護和鞏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這就包括了二戰后確立的美國領導地位。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時強調：“無論中國發展到什么程度，我們都不會威脅誰，都不會顛覆現行國際體系，都不會謀求建立勢力范圍。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希望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利益，推動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2011年，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出和闡述了中國的六大核心利益，即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六個方面高度概括了我國的核心利益和核心價值。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日益增多，也希望得到與貢獻相應的國際尊重和相關利益，希望國際社會尊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實踐，尊重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愿和行動。
相互尊重是中方處理中美關系的重要原則。中共十八大以后，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這一理念有三層內涵。“不沖突不對抗”就是要客觀理性地看待彼此的戰略意圖，堅持做伙伴，不做對手；通過對話合作，而非對抗沖突的方式，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求同存異，包容互鑒，共同進步。“合作共贏”就是要摒棄零和思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對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促進共同發展，不斷深化利益交融格局。這是三重層層遞進的內涵，“不沖突不對抗”是國家關系的基本層面，“相互尊重”是實現“合作共贏”的前提。
但是，美國主流社會不愿意接受中國提出的這種新型大國關系，尤其是“相互尊重”。有美國智庫人士公開聲稱，美國不能尊重中國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利益，包括社會制度，以及統一臺灣和東海、南海主張。雖然奧巴馬2014年到訪中國時曾明確表示，美國“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無意遏制或圍堵中國”，美方愿意同中方坦誠溝通對話，增進相互了解，相互借鑒經驗，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誤解和誤判。但從對華政策的具體實踐層面看，美國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核心利益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對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乏負面影響和干涉行為，暴露了美方所謂“尊重”的虛偽性。
中美雙方都認為對方不尊重自己，關鍵在于缺乏互信。這種互信的缺乏，有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存在的天然差異，也有雙方溝通不暢、政策信息透明度不高導致的誤解，更有中國崛起帶來的利益沖突加劇、催化戰略焦慮，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中美關系。如果這種認知持續強化，將會進一步加劇戰略互疑和誤判，使雙方陷入“安全困境”。因此，加強兩國互信，形成對彼此實力和意圖的正確認知十分重要。
兩個文明的沖突、兩個歷史特殊論的沖撞、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兩種政治制度的較量、兩個尊重的心理訴求等，構成了當下中美關系每況愈下的綜合癥結，加劇了中美之間的矛盾沖突。但是，中美關系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曾任克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將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命名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在其歷史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分析了古希臘新興勢力雅典城邦與守成勢力斯巴達城邦之間爆發長達27年慘烈戰爭的原因：“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艾利森將“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到對中美關系的討論中，他在《注定一戰：中美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分析道，崛起大國中國對守成大國美國的挑戰，以及美國所采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都與古希臘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關系如出一轍。他雖然聲稱中美兩國之間的沖突不必然導致戰爭，但也指出：“在未來幾年中，我們所熟知的修昔底德狀態在兩國間將會愈發緊張。”④
2014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接受《世界郵報》專訪時表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也就是說，中國不會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美時再次表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寬廣的太平洋可以容納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中美合作可以辦成有利于兩國和世界的大事，可以成為“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而中美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面對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需求，中美應該也可以走出一條不同于歷史上大國沖突對抗的新路。
曾經有這樣一個說法，“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在當下“第一”與“第二”的結構性矛盾中，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將取決于美國的判斷和中國應對的智慧。比起1989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體制裁中國、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等歷史節點，中美目前還沒有陷入“冰點”，整體灰暗的基調里仍有光亮。在亞太事務，特別是朝核問題上，美國仍然謀求與中國的合作。
中美關系正處在十字路口。當下的中國，面臨著幾乎與20世紀90年代的蘇聯和日本差不多的境遇。但是，中國既不是與美國政治軍事全面對立且經濟幾乎全面隔絕的蘇聯，也不是只有經濟總量崛起而政治上沒有主權的日本。觀察蘇聯和日本的歷史，美國霸凌主義無法阻擋一個國家實體經濟的繁榮和興起，因為這些產業的背后是一整個國家的工業體系、政策體系、教育體系等諸多方面的結晶，沒有幾十年根本無法撼動。而真正能夠讓一個國家垮臺的是自身政策的重大失誤甚至是顛覆性錯誤。
中美兩個大國脫鉤、對決，不會有贏家。所以，兩國都應當盡力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但是，作為新興大國，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面對美國的霸凌主義，中國也沒有必要畏首畏尾、恐懼害怕，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上下一心，堅定信心，堅守底線，保持定力，不驕不躁，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和平，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作者為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
【注釋】
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81頁。
②[美]亨利·基辛格著、陳瑤華等譯：《白宮歲月》（第1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226頁。
③[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201頁。
④[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陳定定等譯：《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頁。
責編/王妍卓 谷漩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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