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建立了完善的監察制度與組織機構，并由此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言官群體。明代言官的彈劾進諫空前激烈，對于宦官權臣的奸佞妄為和皇帝有違祖制道統的行為，眾多言官言辭激烈、毫不留情地集體跪諫、持續極諫，甚至以批評皇帝為榮，有的還因此得到“清流”的美名。

【關鍵詞】明史 言官 監察制度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在明朝歷史中，多次出現言官集體跪諫、持續極諫的驚心動魄場面

明代的言官分為都察院（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兩個系統，它們各自獨立，也互相監督。由于兩個系統的官員均以言論為其要責，所以又被稱為“言官”。明代言官的官秩不高，但身份獨特。在明朝歷史上出現了看似矛盾卻又真實存在的一幕：一方面是明代君權較前代高度集中，皇帝對大臣握有生殺予奪之權，其對官員頗具羞辱意味的廷杖制度達至登峰造極的地步，有明一代因冒犯“龍顏”而被廷杖致殘甚至殞命的官員累累相屬。另一方面，明代官員——特別是言官的彈劾進諫卻又是空前激烈，對于宦官權臣的奸佞妄為和皇帝有違祖制道統的行為，更是出現了眾多言官不畏強權、前仆后繼的拼死抗爭，對明代的朝廷政治影響至深。

就明代言官的進諫及其影響而言，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從明太祖洪武年間到英宗正統年間，言官的進諫基本圍繞加強皇權、勸諫君主、維護民生而展開。這一時期，前有明太祖、明成祖這樣強勢勤政的皇帝，官員一般不太敢逾越雷池違法作奸，后有仁宗、宣宗和英宗前期“三楊輔政”的溫和治理，政治相對開明。因此，這一時期的言官上疏一般能被皇帝接受，能起到相應的監督糾劾作用，言官與皇帝、朝臣之間沒有大的激烈沖突。英宗之后，朝政變化頻仍，亂象迭出，言官的進諫日趨激烈，主要分為三大類型：一是與宦官亂政的抗爭，如憲宗朝揭露汪直，武宗朝抵制劉瑾，熹宗朝與魏忠賢的斗爭。二是彈劾朝臣官員的不法行為，彈劾對象既有當朝權臣，如世宗朝的嚴嵩，神宗朝的張居正，崇禎朝的溫體仁、周延儒，也有地方、六部各級官員的不法行為。第三類則是針對皇帝的進諫。有針對君德缺失與朝廷政策的，如諫武宗荒淫，世宗崇道，神宗懶政及其礦監稅吏的毒虐天下；有諫皇帝不合道統祖制的，如嘉靖朝的“大禮議”之爭，萬歷朝的“立國本”之爭。其中，不畏死難、前赴后繼地進言，多出現在與宦官的抗爭中；集體跪諫、持續極諫多出現于與君主的沖突及對權臣的彈劾中。在這些抗議彈劾活動中，眾多的言官不畏強權，不懼君威，體現了其忠于職守、剛直不阿的職業素養。

明代言官敢于直言犯諫，甚至不惜性命頑強“死諫”，有諸多影響因素

就官員的職責所當而言，明代言官與普通的官員有所不同。普通官員可以憑“在其位，謀其政”的責任心來彈劾勸諫，若不愿為之還可退而明哲保身。而言官則不同，明代監察機構比前代地位更高，監察權的獨立性更強，都御史的權力比前代御史也更大。“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被視為天子的耳目風紀之司。具體地說，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官員貪腐、破壞風紀、心術不正、擾亂朝政、徇私枉法等諸種不法行為，皆屬彈劾之列，甚至還參與考察官員、會審大案要案。六科則主掌規諫君主，“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這一制度規定要求言官“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由此，諫諍封駁、糾舉百官，不僅僅是言官的權利，更是他們的義務。到了明代中后期，甚至皇帝本人也往往成為他們批評的對象。言官若見違規而不察糾，即屬失職。

明代在言官的選拔上，一直秉承“內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氣”“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方可任之”的要求。言官的年齡大多在三十歲至五十歲之間，年輕氣盛，官場關系簡單，顧慮較少，“官輕則愛惜身家之念輕，而權重則整飭吏治之威重”。這些基本素質使得眾多言官能夠做到秉公直言，履行監督職責。而且，按明代規定，如果規諫或彈劾成功，可以很快獲得重用，提高升遷速度。特別是隆慶、萬歷時，言官升遷已多有破格之例，這種激勵政策也極大地調動了言官直言敢諫的積極性。此外，明代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那就是朝廷局勢變動很快，因直言而受到貶斥打擊的官員，有些會很快平反，聲望反而更高。特別是對于前朝被貶官員，后繼的君主也會加以進用。這就使得很多言官相信，即使現在蒙冤受屈，日后終有出頭之日，這樣他們在行使職責時，便能做到以國家社稷為己任，勇于直言。

言官們進言所面對的是乾綱獨斷的皇帝，權柄朝野的大臣，掌執東西廠、可以操控他們生死的宦官，每一次的進言彈劾都有極大的風險，有明一代，因進諫、彈劾而遭報復貶斥甚至付出生命的言官不計其數。但即便如此，仍有諸多的言官知難而進，這與中國古代官員道高于君的精神信仰不無關聯。在對官員的訓誡培養方面，秉承儒家傳統的官員們都被賦予一種“道高于君”“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信仰。言官們往往以“國而忘家，忠而忘身”“文死諫，武死戰”而自勉，“忠臣不避重誅”是他們的信念，即便言出禍隨，也決不退縮。這種對道統正義的信仰，對衛道信念的堅持，表現在他們與宦官專權進行的前仆后繼的殊死搏斗中，也表現在對君主荒蕪朝政、權臣禍亂朝綱的毫不畏懼的進諫彈劾中。

武宗時期，面對劉瑾以“站皇帝”自居的囂張行為，南京御史蔣欽，上疏后被捕入獄，并被處以廷杖之刑。但他寧死不屈，在受廷杖后第三天，仍在獄中上疏彈劾劉瑾乃“悖逆之徒，蠹國之賊”，請求武宗“急誅瑾以謝天下”。結果又被責杖三十，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他仍不屈服，在獄中再次上疏，又復杖三十，“杖后三日，卒于獄”。但這并沒有令言官們卻步，其他的京師給事中及地方御史紛紛上奏糾劾，即使身陷囹圄，仍然不屈不撓。劉瑾最終被誅，言官們堅持不懈上疏彈劾功不可沒。

晚明時期人文主義思想日漸興起，社會風氣日趨開放，更有李贄“異端”思想的出現、“西學東漸”之風的盛行。與之相伴而生的，是官場的等級權威、君權至上的觀念受到挑戰，社會輿論對于傳統的批判，對于時政的批評，逐漸從官場擴展至民間，社會自下而上地出現了“非君議政”的“僭越”思潮。這種變化在嘉靖時期已有所顯現。嘉靖后期，有一個影響很大的諫諍事件，這便是著名的“海瑞棺諫”。海瑞性格剛直，堅持奉公執法，廉潔自律，是有明一代著名的“清官”。嘉靖四十三年，海瑞升任戶部主事，針對明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的荒唐行為，毫不留情地上《治安疏》進諫批評。疏中借民間所言“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痛斥嘉靖是一個殘忍自私、虛偽苛責的君主，并直言“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其言辭之激烈實為罕見。這樣的奏折自然令世宗龍顏大怒，他將奏章怒擲于地，令左右將海瑞擒拿待誅。當時旁邊有一個宦官告訴世宗，這個海瑞素有癡名，向來無懼生死。他前來上疏時，自知會觸怒皇帝，已然自備棺材，靜候責罰。世宗聽罷，想想也無法與這種“癡人”一般見識，最終只好赦免了海瑞的死罪。

世宗此時之所以放過海瑞，主要是迫于其時明代社會“道統”輿論的壓力。明后期，儒家所提倡的道統影響日益擴大，“仁義、禮治”被奉為君主統治的道德圭臬，掌權的士大夫都以道統自居，海瑞更被視為道統的象征和代表，民間百姓尤是贊美海瑞的清官形象。在這種情況下，世宗面對社會道統的壓力，也不得不讓步。這一變化到了萬歷時期更是明顯。縱觀萬歷時期的朝廷政治，明政府的許多決策并非由皇帝一人決定，而是通過皇帝并不參加的“廷議”集體決定的，這也是朝政氛圍日趨寬松的重要標志。在朝臣的進言方面，萬歷時期的官員上疏，言辭較之嘉靖時更加嚴厲。如萬歷十七年，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所上的《酒色財氣四箴疏》中，直斥萬歷皇帝嗜酒、貪財、戀色、尚氣，其言語之激烈，比海瑞罵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治安疏》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即便如此，神宗也沒有治雒于仁死罪，他只是對雒等人貶斥罷官，并消極地將奏疏留中（無限期扣押不予處理），由此開啟了明代大臣奏疏留中的先例。萬歷朝興起的言官對皇帝勸諫、批評的諸多風潮，與政治氛圍不無關聯，既然進諫不再有性命之憂，言官進言便日甚一日，甚至形成一種風氣，官員以批皇帝（批鱗）為榮，有的還因此得到“清流”的美名。再加上明代言官還可以適當地“風聞奏事”，由此也助長了標新立異、出人頭地、為彈劾而彈劾的沽名釣譽的風氣。

言官進諫走向另一個極端，給晚明政治帶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

皇權至上，言官生死榮辱系于君主之恩威。明代的言官制度是皇帝為監察掌控百官而設，而不是為制約皇權而設。在制度層面上，皇權不受法律約束。因此，言官彈劾、進諫的結果最終要取決于皇帝的態度，皇帝對言官進言的取舍有最終決定權。茲以明代嘉靖時的“大禮議”之爭為例。“大禮議”之爭是明世宗繼位后與大臣們第一個激烈的沖突。按世宗的父親是憲宗的第四子，祖母是邵貴妃，由此，世宗是作為庶出王子的后代入繼帝位。依當時的承繼傳統，世宗應作為孝宗的過繼兒子繼承皇位，以孝宗為父，張太后為母，而以他自己的生身父母為皇叔父母。但世宗堅持不接受這樣的安排，為此君臣僵持，各不相讓，最終演變成震驚朝野的左順門事件。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大約有朝臣二百多人，跪伏左順門哭喊，“聲震闕廷”，請求世宗接受勸諫。這期間世宗數次命司禮太監傳旨勸退，眾臣仍跪伏不起。最后世宗惱羞成怒，下令嚴懲跪伏者入獄。當時各部官員中，四品以上者奪去俸祿，五品以下者杖之，先后共有一百八十余人慘遭廷杖，內中言官達數十人。

左順門事件是“大禮議”之爭的轉折點，經過這場風波，世宗對言官的厭煩情緒日增：“厭薄言官，廢黜相繼”，而眾臣的士氣也大受打擊，“納諫之風微矣”。由此可以看到，言官的勸諫效果，最終還要取決于君主自身的素質和納諫的態度，超出君主所能忍受的程度，便會被漠視。即便像“大禮議”這樣涉及承繼傳統規則的大事，若皇帝拒不接受，言官也無可奈何。

言官群體良莠不齊，明代后期部分言官卷入門戶之爭，“敢言”異化，加劇晚明朝政亂象。明代士風在萬歷時期有一個很大的變化，便是門戶之爭日趨激烈。而在制度設計層面，言官實際上被置于一個“精心設計的使猜疑和告發的矛盾傾向增加到最大程度的官僚結構中”，科道互糾的制度設計更是加劇了這種門戶之爭，官員站隊現象日甚，言官進言也從以往的“以事論彼此”而慢慢演變成“以彼此論事”，朝政言路風氣大變，言官進言所應有的公正性因為門戶之爭而消磨殆盡。最直觀的，莫過于張居正身后朝廷上下對他的清算。張生前權重朝野，言官諂媚承望者甚眾。張去世后，部分言官察言觀色，敏銳地覺察到神宗對張居正的不滿，便不失時機地上疏彈劾，攻擊張居正，特別是當年被張打壓過的人，甚至不惜顛倒黑白，構擬陷害。而面對讒說肆行、是非不分的局面，品秩較高的朝臣因懼被指摘有朋黨、阻塞言路之嫌，也不敢出頭阻止。這給晚明政治帶來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到天啟至崇禎年間，東林與閹黨之間的斗爭血雨腥風，水火不容。言官也嚴重分化，有些言官不畏強權，與閹黨殊死抗爭，有些言官便投靠奸臣權閹，黨同伐異，便己肥家，成為黨爭的重要推手，加劇了晚明朝政亂象。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參考文獻】

①[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責編/趙橙涔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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