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評價一國政治制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其是否構建了反映人民心聲、體現人心向背的政治新型形態，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國擁有數千年和平基因，秉承和平發展理念，積極參與、融入現行國際體系，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和平發展道路。和平崛起的中國要給世界提供中國方案，必須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理念，積極回應國際體系利益攸關方的關切，持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和平發展 以人民為中心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068 【文獻標識碼】A

和平發展是人心所向。二戰以來，反思戰爭、珍視和平在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成為共識。回顧戰火硝煙，銘記戰爭的巨大破壞性，才能更好順應民心所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評價一國政治制度的根本標準，就是要看其是否構建了反映人民心聲、體現人心向背的政治新型形態，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積極回應國際體系利益攸關方的關切，主動提出中國堅持的和平原則

鄧小平曾說過：“中國不是超級大國，也永遠不做超級大國。萬一有一天，中國也變成到處侵略、干涉、欺負、剝削別國的超級大國，全世界人民就應當團結起來，和中國人民一道來推翻它。”擁有數千年和平基因，秉承和平發展理念的中國，才能作出如此表態，國際社會公認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成功的。

在新冷戰、脫鉤論甚囂塵上之時，中國還能持續地和平發展嗎？產生這一疑問的背景，不只是因為近年來中國軍事上高調亮劍、外交上奮發有為，更在于時代背景的三大變化：其一，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極其發達，“天朝無所不有”，沒有必要對外擴張，中華民族愛好和平是有堅實物質保障的。按照西方歷史經驗，海洋文明擴張源于非自足性，從而給世界帶來血雨腥風。如今中國在快速實現工業化，資（能）源稀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海洋和域外，還能堅守和平嗎？其二，古代東亞體系以中國為中心，通過厚往薄來的朝貢體系而實現協和萬邦。中國早已進入現代國際體系，遵循現代游戲規則，從近代“百年國恥”中得出的主要結論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如今中國越來越先進了，會不會打人，尤其是報復那些侵略過中國的日本和西方列強？其三，過去，中國對外經濟依存度低，可以閉關鎖國，而自成一體，對外可息事寧人。如今中國對外能源、經濟依存度均超過50%，改革處于攻堅期，社會處于轉型期，國內—國際政治矛盾凸顯，誰能保證中國不會轉嫁國內矛盾，選擇與外部世界對抗，放任民族主義而引發戰爭？

以上三大疑問并非抽象的，而是表現為當前的三大關切：其一，在領土、領海主權爭端中，中國會不會使用武力？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中國問題專家泰勒曾出書分析中國解決周邊領土爭端的歷史，得出結論說，中國陸上文明思維發達，傾向于通過談判、妥協的方式解決陸上領土爭端，但是海上爭端不易妥協，尤其是中國傳統上缺乏海洋文明基因，且快速走向海洋。輿論擔心，中國不惜以武力維護海上領土主權。其二，中印是否會爆發戰爭？中印邊境沖突是否會引發戰爭？其三，中美是否發生權力轉移沖突？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明確說，中國不可能實現和平崛起，原因是國際政治的邏輯決定的，無關中國歷史文化，因為意圖并不重要。中美權力轉移的實質是現行國際體系能否包容中國。畢竟，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好比拉大象進浴缸，現今國際體系要更好容納中國還得進行大的改革才能捍衛西方權益。中國提出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美國猶豫良久后一度積極回應，卻又反復無常，且留有后手。

回答好國際社會對中國能否持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上述關切，必須堅持和平發展理念，向世界闡釋清楚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內涵和底線：首先，和平是相互的，并非套在中國頭上的緊箍咒。中國并非二戰戰敗國，和平并非中國單方面的承諾，中國和平發展的前提是別的國家也要走和平發展道路。為了實現持久和平，中國不可能放棄非和平的選擇，但正如兩岸關系所顯示的，這恰恰制止了沖突，贏來臺海和平與發展的大好局面。其次，和平是總體的，局部沖突不影響中國和平發展。解決領土、領海主權爭端，中國不傾向于使用武力，但對方挑釁導致擦槍走火，中國軍隊絕不是擺設。即便中國被迫卷入沖突，也不意味著中國放棄通過和平、外交手段解決領土（海）爭端。最后，和平是動態的，需各方小心呵護。歐盟是歐洲人“永不再戰”的信念產物，但歐洲人將和平視為理所當然的，導致去軍事化現象，使歐盟迄今仍仰仗美國保護其和平。亞洲應汲取其經驗教訓，各國不僅要深刻反思歷史，小心建構和平，還要增強自主和平能力，通過合作、交流構建和平的經濟、社會與觀念基礎。

和平崛起起初是相對中國崩潰論而提出的，承諾中國不挑戰現有國際體系，而是通過參與、融入現行國際體系來實現和平發展，回答的是國際體系利益攸關方的關切，現在已超越這一階段，應該主動提出中國堅持的和平原則，積極回答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切。

概言之，中國理解的和平，應包含以下三原則：一是和平的互惠性原則。和平如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必定是脆弱的，正如朝鮮半島局勢所一再顯示的。故此，中國始終不渝地倡導互利共贏，通過合作解決資源、能源稀缺問題，從而避免走西方列強老路，堅信只有同時有利于各方，在平等基礎上建構的和平，才能實現積極和平。二是和平的包容性原則。美國在亞洲通過軍事聯盟，以對抗式實現和平，始終沒有將有關各方包容進來，未能實現亞洲的持久和平，甚至也沒有給其亞洲盟友帶來安全感。故此，中國倡導包容全體利益攸關方，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內的總體和平。三是和平的非強制性原則。在西方，尤其在北歐國家，流行一個詞叫“和平塑造”（Peace Making），指的是在維和基礎上更進一步，產生一個強制性的和平結果或和平狀態。這一方面有其合理性，但也可能以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干涉他國內政。因為和平是一種自然的狀態，要符合各方的接受度，就像中國人講的心平氣和，而不是一個外在的強加的產物。塑造和平有必要，但要強調和平的非強制性原則。只有這樣才能產生持久和平，維護公平正義。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為人類和平安寧作出更大貢獻

中國應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這種貢獻越來越體現在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黨。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中國共產黨將一如既往為世界和平安寧作貢獻，一如既往為世界共同發展作貢獻，一如既往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作貢獻。

在人類社會處于一個新起點上，世界是朝向開放、包容還是封閉、極端？這是21世紀之問。中國共產黨為人類和平與發展所作的努力，展示了信心，帶來了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提醒我們，公共衛生變量今后會和氣候變化一樣，納入人類生產—生活—思維的常量，深入影響全球化邏輯。沒有什么比這更能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疫情帶來新的全球化，可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剖析：

第一，全球化進入人的全球化這一新時代。疫情揭示了關于人的全球化，而非錢的全球化。錢的全球化，即資本驅動的全球化，即利潤最大化——追求最好，注重分配的邏輯，產生貧富差距之弊端；而人的全球化是要命，即人的生命健康與安全——防止最壞，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有邊界、關稅這些概念，人的全球化是地球村的概念。資本全球化，有錢人更關注；人的全球化，所有人都關注。

第二，全球化規則從共贏到全勝轉變。疫情揭示的不是你和我的關系，而是人類和病毒的關系。人的全球化關注命而非運的全球化，不存在“你贏我輸”，也不再是“雙贏”，而是“全贏”或“全輸”：人類徹底戰勝病毒，否則會被病毒擊垮，沒有人能獨善其身。換言之，勝的理念取代贏的追求，不達全勝，絕不收兵。只有共同戰勝疫情，人類才能安全，凸顯了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

第三，關注弱者而非聚焦強者。戰勝疫情就像木桶裝水，最短的那塊板決定了木桶能盛多少水，弱國或最薄弱環節決定戰勝疫情的進度，幫助公共衛生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能力至關重要。發達國家在采取行動自救的同時，也應向脆弱國家和新興市場投入更多的公共衛生資源和經濟關注，因為這些國家所受沖擊更具破壞性、災難性、持久性。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此呼吁債權國向債務國提供債務減免或延期。如各國領導人不盡快采取更多行動，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影響將出現在巢居的貧民窟、擁擠的難民營、沖突未決地區，甚至是巴西、南非、印度等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國際危機集團發布報告稱，疫情的全球大暴發可能給脆弱國家帶來嚴重破壞，引發廣泛動蕩，并考驗國際危機管理體系，特別是對正處于沖突中的國家而言，疫情破壞了人道主義援助的流動，限制了維和行動，推遲或分散了沖突各方的精力及正在進行的外交努力。

第四，全球性挑戰需要全球性協調。世界既面臨全球公共衛生危機，還面臨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的巨大風險，甚至有分析預測會出現第二次世界大蕭條。不少國家已經出現社會與就業危機。如何防止危機疊加？除了舉辦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高級別會議，還需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實施有力有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應該制訂二十國集團行動計劃，并就抗疫宏觀政策協調及時作出必要的機制性溝通和安排。

令人憂慮的是，疫情多點暴發，今后我們可能面臨疫情常態化、人與病毒長期共處的局面。而近代以來，我們生活在國家單元的國際關系思維里，對人的關系關注不夠——人只是勞動力、旅游者等生產—消費因素而已。現在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要探索建立以人為單元的全球秩序，而這應基于國內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治理理念。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不只是思考誰來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問題，更要思考為誰治理、靠誰治理的本源問題。國內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國際上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最根本的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疫情變成全球大流行，揭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赤字，并催促國際公共衛生應急、預警、能力建設、培訓、公共衛生援助的國際合作，尤其現在就要著手準備協助基礎設施、醫療設備、專業知識、醫護人員都十分匱乏的低收入國家，強化政府間、區域間、國際組織間的協調。人的全球化時代，世衛組織今后會放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經合組織一樣重要的位置看待。改革世衛組織，增強其權威性、高效性，是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重要內容。現在世界上公共衛生的缺口非常大，設立一個像亞投行或IMF這樣的全球公共衛生基金，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機制、平臺建設，刻不容緩。聯合國將創建全球冠狀病毒基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支持全球范圍內冠狀病毒患者的治療。該基金的目的是協助衛生系統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應對疫情危機及其帶來的長期不利影響。中國及時給世界衛生組織捐款2000萬（后又增加3000萬）美元應急基金，號召抗擊疫情國際合作、推動打造“健康絲綢之路”，發出“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積極倡議，成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領導者。

堅持多邊主義，以人的全球化為契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生病了，地球“打烊”了。人的全球化呼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主席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話時表示，“國際社會必須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守望相助，攜手應對風險挑戰，共建美好地球家園”。抗擊疫情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個案，是人的全球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展示。

人的全球化的邏輯是：我健康，你才健康；你安全，我才安全。習近平主席同外國領導人通電話時不斷強調，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對本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對全球公共衛生事業盡責。世界安全，中國才安全；中國安全，世界更安全。對于國外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感同身受，主動對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中方已經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網上知識中心，向所有國家開放。中國新冠疫苗研發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國際合作不是選擇而是必然。正如2020年6月發布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指出的，無論是阻擊病毒的傳播蔓延，還是抵御不斷惡化的全球經濟衰退，都需要國際社會團結合作，都需要堅持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勝疫情最有力武器。

第71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彼得·湯姆森感慨說，中國所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我而言，這是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唯一未來”。這是因為人類嘗試過的各種安全觀、發展觀、合作觀、文明觀、生態觀均無以為繼，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做到了，它倡導新安全觀——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安全所以我安全，我安全就是我們的安全；新發展觀——包容性發展、可持續發展、共同發展；新合作觀——平等合作、開放合作、包容合作；新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新生態觀——美麗、清潔、綠色。

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交織的時空，走向萬物互聯新時代，不能讓人工智能、公海、極地、互聯網、外太空等新領域再重復地緣政治、零和博弈的舊法則，不能違反人類核心價值。當前的技術革命正深刻改變著世界的交往模式與政治經濟形態，甚至重新定義著人類。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中，需要能指導人類安身立命的思想，而這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意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古今中外倡導的政治理念及相應的制度建設既有繼承，更是超越。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古代帝國、近代世界政府概念，順應了從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到功能性地理的升級。人類歷史先后出現了帝國、世界政府的形態和設想，也有世界大同的沖動和全球治理的實踐。帝國總難免陷入擴張和衰落的循環，對外爭霸戰爭此起彼伏，造成世界不可承受之痛。從但丁的“世界帝國論”，到康德為了迎來永久和平而倡導的“世界聯邦”，再到羅素和愛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西方的許多哲學家和思想家都有過世界一國的設想，但這些設想主要是為了維持和平，較少會涉及治理層面的探討。于是，承襲著世界政府思想而建立的創立于“一戰”的“國聯”和創立于“二戰”的聯合國，其最主要的宗旨也是維持世界和平，在治理層面較為欠缺。

如果要改革聯合國治理機制，其中的一個方案是參照一些國家參眾兩院模式——在上層是代表國家的參議院，在下層建立以人為中心的眾議院，以此構建出基于聯合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結構。康德、愛因斯坦等西方先賢有永久和平論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久和平理念與之有何不同？前者是以己及人、由近及遠的放射狀思維，不是成為烏托邦，就是被扭曲、濫用。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其他國家都實現我的共和制為歸宿，以同質性為前提和實現目標，從而演變為民主和平論搞民主輸出的悲劇，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尊重國家主權和差異性，倡導各國成為自己而非成為他者，最能體現人類和平靠各國人民的理念。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

【注：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跨學科重大創新規劃平臺當代政黨研究平臺成果】

責編/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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