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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產業升級的關鍵

核心提示: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我國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抉擇。抓住此次機遇,深挖國內超大市場規模潛力,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以自主創新促進價值鏈高度化,從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摘要】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我國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抉擇。抓住此次機遇,深挖國內超大市場規模潛力,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以自主創新促進價值鏈高度化,從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雙循環 產業升級 價值鏈 【中圖分類號】F42 【文獻標識碼】A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一個國家的發展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正如《周書》所言:“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農、工、商都是“民所衣食之原”。(《史記·貨殖列傳》)三次產業影響著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它們之間的結構關系(產業結構)直接關系著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態,而產業升級則是長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亦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經濟基礎。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消費升級和自主創新

上世紀80年代末,“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首次被提出。該理論旨在通過引進外資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一方面解決廣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賺取外匯,獲得國內重工業發展所緊缺的資金和技術,通過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轉換,暢通重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循環發展關系。多年來,我國憑借承接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深入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積極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依靠“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我國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這種發展模式也存在諸多問題,例如位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內需與外需相割裂、過于依賴資源能源消耗、經濟發展方式粗放、環境污染嚴重等。

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和國際能源價格的提升,過去依靠資源能源消耗和出口低端工業制成品的經濟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我們應改變過去通過國際循環帶動國內循環的方式,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在優勢,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社會再生產全過程中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重點環節的循環往復,保證各個環節的發展和暢通。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消費升級和自主創新:通過擴大國內居民的消費需求,推動消費升級,承接以前的出口產能,形成國內生產和消費的自我循環和暢通;通過自主創新,實現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建立自主可控的產業鏈和高度化的價值鏈。

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

產業結構高度化實質上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主導產業的更替,三次產業結構逐步由“一二三”發展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過程,主導產業由農業、輕紡工業再到重化工業,最后發展成為技術知識集約化產業。消費對生產有著引導作用,消費是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消費結構的變動會導致產業結構相應變動。在低收入階段,人們生產生活的目的在于解決溫飽,食物和服裝等生活必需品占家庭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很大。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滿足后,人們的消費重點從生活必需品轉變為非必需品,尤其是高檔耐用型商品。這種消費結構的改變帶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主導產業從農業和輕紡工業升級為重化工業和高度加工型工業。當收入達到較高水平時,物質需要已經得到了較好的滿足,人們更加關注精神世界,追求高品質的生活質量和高度和諧的生活環境,多元化以及個性化是這一階段消費需求的關鍵詞,使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加快。

利用消費升級倒逼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近幾十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居民的消費依次經歷了溫飽消費、家電消費和住行消費三個階段。消費需求從求量向提質轉變,從實物消費向服務消費轉變。然而產業的發展沒有跟上消費升級的步伐,一方面制造業中低端消費品供給過剩,同質化嚴重,而高端消費品供給不足。另一方面服務業特別是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成為制約我國消費升級的又一障礙。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要求加快培育壯大國內消費市場,解決上述國內消費市場存在的問題,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當居民開始轉變消費理念,對品質化、個性化、服務化的產品需求增加,將迫使生產者不斷加大創新和研發投入,改進管理模式與服務理念,提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這不僅有利于彌補中高端消費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消費的短板,滿足人民對更加優質的生活水平和更加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而且還能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推動高端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發展。

消費升級的關鍵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的源頭,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決定了消費結構和消費層次,消費升級對產業升級的帶動作用主要依靠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主要用于衣食等生活必需品,該類商品收入需求彈性較低,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會使這類商品的需求發生較大改變。高收入群體對消費增長的貢獻率有限,因為邊際消費理論表明,當居民的收入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其邊際消費傾向不斷下降。中等收入群體收入的增加會使其改變消費結構,更加注重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從而促進消費升級。2015—2019年我國各收入階層群體中,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最高,中等收入、中等偏下以及低收入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較慢,其中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最慢。因此,擴大內需、推動消費升級的關鍵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讓居民“愿消費、敢消費、能消費”,通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保障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權益,大力發展職業技能培訓,促進更高質量更充分的就業,使更多群體能夠進入中等收入階層,從而促進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

以自主創新促進價值鏈高度化

產品生產流程分為上游的研發設計以及核心零部件生產、中游組裝生產、下游品牌營銷和售后服務幾個環節,價值鏈高度化即企業生產從低附加值的中游向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價值鏈攀升的過程。產業升級的實質是國家改變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進而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因此價值鏈高度化是產業升級的模式之一。價值鏈高度化的產業升級模式要求產業和企業由模塊供應商發展為系統集成商,由“微笑曲線”低附加值的中游向高附加值的兩端攀升。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現代化水平,推動我國產業向價值鏈高度化方向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價值鏈向高端邁進的產業升級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通過直接引進外資和技術從而實現規模經濟,不足以支撐我國產業鏈價值鏈的高度化發展,只有提升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水平才是促使價值鏈高度化產業升級的唯一途徑,技術創新和品牌價值則是實現價值鏈高度化的兩大核心。

加快科技創新向價值鏈上游攀升,實現重點行業的國產替代,解決關鍵領域“卡脖子”難題。我國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鏈,但是價值鏈上游的研發設計和核心零部件生產能力不足,一些行業和產品完全依賴進口,高端數控機床等裝備制造業發展仍然滯后。在美日等發達國家基本壟斷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背景下,要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先需要暢通國內大循環,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建立自主可控的產業鏈和高度化的價值鏈。加大對關鍵領域的研發力度,實現對關鍵技術的研發突破和關鍵產品的國產替代,減弱核心技術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實現由低附加值的中游向高附加值的上游研發設計和核心零部件生產邁進。

人才和資金是企業技術創新的兩大緊缺資源,為了解決這兩大問題,首先應加大產學研合作力度,提升基礎研究轉化為技術創新成果的能力。企業是最靠近市場、最了解市場需求的創新研發主體,高校和科研機構則具有顯著的人才優勢,應充分利用三方優勢,圍繞市場急需、長期未能解決的關鍵材料、關鍵工藝、關鍵零部件,組織產學研用共同攻關,全面提升關鍵核心技術的安全性和自主性,探索和建立成果轉讓、合作開發、資源共享、共建實體、戰略聯盟、公共服務平臺、人才培養等產學研深度合作模式。其次應打通國內要素循環,使金融資本更好服務于產業資本,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應通過市場化改革完善資本要素市場,改善企業融資環境,創新企業融資方式和渠道,建立多元化的融資體系。

打造自主品牌向價值鏈下游攀升,提升產品質量和運營管理能力,推動制造業服務化,從而提升產品的不可替代性。改革開放以來,依托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優勢,我國逐漸產生了大量以代工生產和貼牌生產為主的出口型加工制造企業,帶動了我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雖然部分企業通過工藝升級和科技創新實現了從代工和貼牌生產到自主品牌的發展,然而我國制造業整體上仍然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水平,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低,品牌營銷和售后服務缺失。因此,我國企業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深入參與國際分工和協作,提高技術創新能力,通過品牌營銷、渠道建設和售后服務,將貼牌生產逐步發展為創建自主品牌,擴大品牌影響力,從而增加企業的經營績效。將“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品牌”,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強制造、弱品牌是我國中小企業面臨的共性問題,這些企業大多為食品、服裝、日用等傳統制造業,長期為國外知名品牌代工,自有品牌建設和營銷渠道建設經驗不足使其長期被鎖定在價值鏈的最底端,轉型升級困難。因此需要提升我國企業的品牌價值,通過提升技術水平和運營管理能力,推動制造業服務化,提升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從而促使我國企業向價值鏈下游攀升,促進價值鏈的高度化。首先,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通過產品創新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其次,利用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宣傳品牌理念和企業文化,創新銷售模式和銷售渠道。在移動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的技術沖擊下,商業渠道和消費習慣正在被重塑,企業應利用跨境電商和直播帶貨等方式,拓寬線上銷售渠道,提升企業的知名度。最后,提高售后服務水平,通過制造業服務化增加產品的附加值,推動價值鏈向中高端延展。制造業服務化可以帶來生產率提升、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創新激勵等效應,在當下全球價值鏈分工向服務業滲透的趨勢下,我國應增加傳統制造業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服務要素的投入,推動制造業服務化發展,從而促進我國企業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作者為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學教授、博導、產業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低碳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注: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自由貿易試驗區負面清單制度的推廣與評估”(項目編號:20AZD050)和國家自科基金面上項目“競爭政策與準入規制的協調機制研究”(項目編號:71773039)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2期。

②朱衛平、陳林:《產業升級的內涵與模式研究——以廣東產業升級為例》,《經濟學家》,2011年第2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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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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