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了光明前景，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大大動搖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霸權體系和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在統籌“兩個大局”中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點與難點，關鍵在于如何構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如何形成暢通高效的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

關鍵詞:兩個大局 新發展格局 新發展理念

【中圖分類號】F049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局”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相互影響，給我國既帶來重大戰略機遇，也帶來嚴峻風險挑戰。面向新發展階段，把握“兩個大局”，黨中央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們要從大歷史觀來審視“兩個大局”，探討“兩個大局”背景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點與難點。

在大歷史觀中審視“兩個大局”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歷史的必然，需要在大歷史觀中加以審視。古代中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但近代中國屢遭列強侵略，中華民族歷經磨難，無數仁人志士奮起抗爭。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后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百年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歷經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三大里程碑，全球資本主義也從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演進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兩個大局”在時代的激蕩中辯證發展。進入21世紀，一場堪比“1929年大蕭條”的金融危機席卷整個西方世界，嚴重削弱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霸權根基。與此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了光明前景，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馬克思主義視域下人類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它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但也不可避免地觸及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霸權統治，大大動搖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霸權體系和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受到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遏制。國際貿易戰、科技霸凌主義、單邊主義、“退群主義”、“甩鍋主義”、逆全球化紛至沓來，卻始終不能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愈來愈快的步伐。

近年來，在西方內部和西方主導的全球框架內，各種經濟社會矛盾已難以掩飾、難以調和，正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集中爆發出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圍內大流行，中國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控制住疫情并成功實現經濟正增長；而西方將“印鈔機”優先于“呼吸機”，疫情愈演愈烈，政治亂象紛呈，一幕幕人間慘劇不斷上演。這些都反映了在以人民為中心與以資本為中心的制度競爭中，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積極變化。

在統籌“兩個大局”中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點和難點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在這個意義上，構建新發展格局科學回答了統籌“兩個大局”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是“十四五”期間乃至更長時期內必須始終堅持、全力推進的戰略部署。在“兩個大局”背景下，構建新發展格局應從循環內容之“新”和循環方式之“新”入手，在以下重點和難點上下足功夫。

在循環內容上，如何構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變化反映到經濟領域，就是“十四五”期間我國要探索構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個經濟體系，既要超越以資本增值為唯一目標的模式，堅持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基點，以生產使用價值為要點，以發展實體經濟為重點，在傳統消費飽和、生產資金過剩的條件下避免我國經濟金融化趨向和企業脫實向虛傾向；又要超越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傳統，堅持以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領域和環節為突破口，將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優條件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新的基點，整體上牽引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實現動態平衡和螺旋上升。

把握好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將擴大內需常態化制度化，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充分挖掘和釋放內需潛力，讓內需成為拉動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主引擎。按照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通過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避免浪費型消費、炫耀性消費。

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戰略主線。深化“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改善企業的經營結構和財務結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積極培育各種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全面優化升級產業結構。面向需求側的結構性變化，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增強供給體系的韌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質量的投入產出關系。

把握好自主創新這個戰略手段。自主創新是實現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向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躍升的關鍵。抓住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的機遇，堅持國家戰略科技集體攻關，推進“揭榜掛帥”體制機制，以5G技術、智能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等為重點，在基礎科技、應用科技、商業模式等層面構建創新鏈條，實現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的高度統一。

把握好農業這個“壓艙石”。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農業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和重要保障。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毫不動搖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節約用地制度，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負責的糧食安全保障制度，推動藏糧于地、藏糧于技、藏糧于民，保住糧食生產“命根子”，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在循環方式上，如何形成暢通高效的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

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暢通高效的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改革開放初期，為在國際市場上換取發展重工業所需的資金和技術，我國提出了以國際大循環帶動國內循環的經濟發展戰略構想。40多年來，我國經濟走過了“以外為主”“內外協調”的階段，在“兩個大局”背景下邁入了“以內為主”的新階段。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不要國際循環，而是要把握好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在矛盾主次、時間先后上的辯證關系。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關鍵在于：第一，解決發展的不平衡。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等不平衡問題長期存在，客觀上在東中西部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各行業之間形成了發展“梯度”。以區域差距為例，西部地區既可通過接受來自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實現自身的產業升級，又可為“騰籠換鳥”后的東部地區發展更高等級產業提供市場，由此形成東西部經濟的互促型升級。一旦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分布在不同空間，更可形成以國內循環為基礎的社會大分工。第二，降低循環的成本。大力推進高速鐵路、特高壓、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服務國內大循環的基礎設施體系，降低物資流通、能源輸送、數據傳輸等的運輸成本。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加強法治建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降低循環中商品和服務的交易費用，增進國內大循環的法律保障。第三，完善循環的渠道。推動新一輪流通革命，以現代綜合運輸體系、現代商貿流通體系、社會信用體系、支付結算體系為重點，全方位加快現代流通體系建設，以運輸和征信為支撐，形成商品與金融的順暢循環。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關鍵在于：第一，以國際循環促進國內循環。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推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第二，以國內循環吸引國際循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第三，國內循環向國際循環拓展。在“兩個大局”背景下，國內循環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就要向國際循環拓展，以國內循環帶動國際循環。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最薄弱的環節，有可能成為國內循環向國際循環拓展的優先方向。

在把握重點和難點中堅持基本原則

第一，堅持底線思維。面對“兩個大局”相互交織的背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不會甘于坐視霸權消解，會繼續遏制中國。在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應對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形有充分的預見和準備，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

第二，堅持辦好自己的事。當前，一些國家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衰退，國際市場萎縮，主要貨幣泛濫，全球疫情洶涌，地區沖突若隱若現，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大。在這樣嚴峻的國際環境中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立足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自主創新，穩定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辦好自己的事。

第三，堅持系統觀念。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過程中，我國經濟社會也會發生巨大變化。國內外形勢錯綜復雜，社會矛盾新舊交織，需要解決的問題五花八門，呈現出越來越強的系統性和動態性。因此，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從多維度、多因素、多層次來分析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用系統觀念優化經濟社會治理方式，在多重目標和多重手段中尋求動態平衡。

第四，堅持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相互貫通，辯證統一。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發展理念引導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從根本宗旨把握新發展理念，從問題導向把握新發展理念，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將新發展理念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念指導和行動指南。

【本文作者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四川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基于互聯網平臺經濟的‘三有’經濟體制構建研究”（項目編號：18BJL03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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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

[3]陳江生、沈非、張滔：《論美國對華“貿易戰”的本質——基于<帝國主義論>視角》，《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1期。

責編：司文君 / 董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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