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再次全面、深刻、系統闡述了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為我們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了思想武器、行動指南。
五中全會精神的精髓要義在“三新”，“三新”最新為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之新在構建國內大循環。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總書記去年4月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提出的，在全國兩會期間又一次進行闡述，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并成為制定規劃《建議》的主線。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重大決策，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戰略謀劃，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是適應新發展階段要求、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是把握發展主動權的先手棋，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需要從全局高度準確把握和積極推進。只有立足自身，把國內大循環暢通起來，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增強我們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才能任由國際風云變幻，始終充滿朝氣生存和發展下去。
構建新發展格局，包括“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兩個部分，不可偏廢。考慮到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在我國長期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成為亮點，也是需要重點研究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逆經濟全球化思潮沉渣泛起、國際經濟循環受阻的條件下，我們“辦好自己的事情”就要重點構建國內大循環。這里，我結合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新”的系列重要論述和五中全會精神，就如何構建國內大循環談一些認識和體會。
堅持內需主導，夯實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基點
大國經濟的特征都是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我國國內超大規模市場是新發展格局的堅實支撐和動力源泉。2014—2019年，消費連續5年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我國消費占世界消費的比重迅速增長，以美元計價從1980年的2%提高到2018年的12%，以購買力計價則達到14%。在2010—2017年間，我國貢獻了全球31%的家庭消費增長額，消費了世界40%的紡織和服裝、28%的汽車、38%的計算機和電子產品、45%的魚類和海鮮。未來我國消費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我國最終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還不到60%，大大低于美國82.38%和日本75.16%的水平。當前，由于外需不振，尤其需要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
我國內需最大潛力在居民消費，必須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要順應居民消費需求的新變化，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推進消費結構升級。一是需要增強居民收入對擴大消費的基礎作用。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發揮再分配對收入的調節作用，打破城市和農村的二元分割結構，大幅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提高農民消費能力。二是增強公共服務對擴大消費的支持作用。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促進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費預期，包括：優化保障性住房建設，發展公共租賃住房，增加中低收入者住房供給；加大教育投入，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促進教育公平；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解決居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三是增強消費環境對擴大消費的保障作用。暢通流通環節，規范市場秩序，大力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為居民消費的持續增長和結構升級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
大力推進科技自立自強，鍛造國內大循環翅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020年重大科技成果捷報頻傳。但是，我國科技發展仍然存在著一些短板和不足，存在不少“卡脖子”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產業向高端的躍升。目前，我國在高端裝備、基礎軟件、核心零部件等領域對外技術依存度在50%以上，其中最為突出的集成電路領域，產業規模僅占全球約7%，而每年消費量約占世界33%，導致80%的集成電路依賴進口。當前，美國對我國實行科技封鎖，我國的對外科技交流與合作嚴重受阻，實施科技自立自強戰略成為必然選擇。
實施科技自立自強戰略，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同步推進科技創新領域的補齊短板、跟蹤發展和超前布局工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盡快探索形成新時代科技創新體制，促進創新引領從量的積累變為質的飛躍、從點上突破變為系統提升，盡快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領域具備自主發展能力，擺脫對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在技術、裝備、零部件等方面的依賴，實現我國整體科技水平從跟跑向并跑和領跑的根本性轉變，把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用科技實力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一是對戰略性、基礎性重大科學技術攻關實行新型舉國體制，盡快解決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二是對基礎研究組建若干“國家隊”，夯實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基礎；三是對重大應用技術實行以企業為主體，“揭榜掛帥”，解決研用脫節問題；四是支持民間資本、民營企業進行新興技術研發，國家采用“購買成果”政策予以鼓勵，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同時，要把科技人員從跑課題、填表格、搞發票等瑣事中解放出來，能夠心無旁騖地搞科技。
推動產業升級，打牢國內大循環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高水平的供給可以滿足需求并提升需求層次。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新發展格局的基礎和柱石。我國制造業規模居全球首位，是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我國有220多種產量居世界第一。與此同時，我國產業總體上仍處于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中低端，出口產品中擁有自主品牌的不足20%，相當多的企業存在著重數量、輕質量，重生產、輕品牌的狀況，粗制濫造、假冒偽劣、山寨剽竊現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為此，需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價值鏈提升工程，加快產業體系優化升級，爭取成為新一輪全球產業鏈調整的重要組織者和整合者。一是提高產業鏈創新力。構建產業鏈與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良性循環的產業生態，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產業發展生長點。堅定不移繼續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為新產業、新業態提供空間和資源。二是增強產業鏈控制力。一手抓產業生態領軍型企業成長，支持行業龍頭企業向解決方案、研發生產、運營服務等產業鏈關鍵環節延伸；一手抓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培育，引導支持企業專注細分領域，塑造“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競爭優勢。三是提升產業鏈協同力。強化產業鏈的上下協同、內外協同、要素協同，增強產業鏈整體競爭力，探索國內產業鏈和國際產業鏈對接的新策略、新思路，在全球范圍內更好地整合產業資源，掌握全球產業鏈話語權。
實施數字轉型，打造國內大循環新引擎
發展數字經濟是當今全球經濟的大趨勢。數字轉型是新發展格局的助推器和加速器。我國數字經濟近年來發展迅猛，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達35.8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36.2%；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20.7%。目前，我國使用移動支付的比例達到86%，普及率居全球第一位。我國5G建設全球領先，基站數量領先美國一個數量級。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發展數字經濟還有很大空間，數字領域的國際話語權還有待增強。
構建國內大循環，需要充分發揮數字化轉型的牽引帶動作用，加快推動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前沿技術的跨界融合，完善監管框架、推進示范應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建設新型基礎設施，實現人與物、物與物之間大容量、高速率的廣泛數字化連接，建設以我國為主的覆蓋數字化應用全周期、全領域的標準體系，培育自主可控的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加快運用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升級改造傳統基礎設施，發展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醫療、智能物流，拓展數字化應用新場景。
推動區域協同發展，構建國內大循環骨架
構建國內大循環，前提是形成國內統一市場，而區域協同發展則是國內統一市場的基礎和骨架。長期以來，我國區域發展差距較大，區域間居民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明顯。在東西差距沒有真正解決的同時，南北發展差距呈現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區域發展差距拉大，不利于形成國內統一市場。
推動區域協同發展，大思路不是消除區域發展差距，而是完善區域功能定位，錯位發展。就全國而言，構建國內大循環必須揚長補短，而對各區域而言則要揚長避短、各揚其長，找準各自在國內大循環中的功能定位。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解決區域間資源錯配和分配機制不合理等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完善區域分工、優化空間布局、加強優勢互補，防止區域間產業過度同質競爭，增強區域發展的協同性、聯動性、整體性。制定差別化的區域政策體系和考核機制，特別是完善糧食主產區、生態涵養區、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等的扶持政策，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優化區域互助機制，健全區際利益補償機制，實行利益合理調節，促進區域間產業鏈價值鏈優勢互補、相互促進，促進各區域各得其所、各展其長、共同發展、相互支撐。
暢通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流動，打通國內大循環脈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構建國內大循環，必須堅持全國一盤棋，決不能搞區域小循環，決不能區域分割、城鄉分割。要打通阻礙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堵點，打破區域分割、城鄉分割、相互設障的壁壘，塑造商品、服務、生產要素全國有序自由流動的協調發展格局。已經形成的各種區域協作發展機制，要在構建國內大循環中明確功能定位，形成與其他區域的鏈接機制，不能搞成區域自循環。進一步完善商品流通機制，暢通線上線下流通互補渠道。農村既是最大的消費增長點，又是最需要生產要素的地方。目前，在全國消費平臺中農村僅占38%；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大量人才、技術、資金下鄉。要暢通城鄉流通渠道，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打通“最后一公里”，使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有序流動，既促進鄉村振興，又為構建國內大循環提供新的節點、新的動力。
還要看到，構建國內大循環，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革除各種影響構建國內大循環的體制機制弊端；需要實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作者：江金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