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澤學術自傳-導言

個人的經濟學探索與時代

寫產權，寫人本，寫轉型，如今輪到寫自己——寫自己的學術人生。

似是一個大時代的個人“微史記”。

我寫下了這樣一個“題記”：

宣傳是傳播已知，

科研是探索未知。

常懷對未知的敬畏之心，

修煉后知后覺的自己，

澤須自強不息。

 

感謝組織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和出版者廣東經濟出版社給我提供一個審視自己“學術前半生”的機會。

“你是誰？你從哪里來？這四十年做了啥？要到哪里去？還能做點啥？”……在寫這部學術小傳的過程中，不斷地叩問自己。

一

“我是誰？”

需有自知之明。

接到出版社約稿函的那天，心中有些誠惶誠恐。

想起了王安石那一詩句：“不畏浮云遮望眼。”

從國內看，如果不是坐井觀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話，一個數據不可忘卻：全國在編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大約有50萬。盡管社會科學工作者不等于“社會科學家”，且經濟學家也只是社會科學家中的“一部分”，但在經濟學界，包括在高校、社科院、政府研究機構、黨校行政學院以及眾多的企業和民間研究機構等幾大系統中，確有眾多有為的經濟學學者或專家，人才濟濟。

記得1985年在天津舉辦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理論討論會期間，老一輩經濟學家薛暮橋先生曾發來四句題詞：“濟濟英才，滿腹經綸。青出于藍，后繼有人。”

與諸多前輩和同儕經濟學家“英才”相比，我自嘆弗如。

從國際看，如果不是坐井觀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話，更令人汗顏。薩繆爾森教授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實踐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素材，但自己的研究，距離這些期待有多么遙遠？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教授也曾期待中國出現“思想市場”，但遺憾的是，“思想市場”的貨架上有幾件自己的貨品？……

實在有愧。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

由于1960年大饑荒，我走的是一條非常規的成長路。“三上大學而無緣本科文憑”，更無碩士博士學位，只是由于谷書堂教授和滕維藻校長的寬厚與包容，才讓我進入南開大學經濟學的學術殿堂。

對此我的心底懷有一種“原罪式”的宿命感，此情結原本傳統的讀書人多少都有，但我更為直接也更為深沉。能夠成為南開經濟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已屬幸運。與那些我熟知的屢遭厄運、抱憾終生的經濟學界前輩比，與那些才華橫溢卻由于種種原因過早“離場”甚至英年早逝的莫干山朋友比，我今天依然能夠“在場”，已經很知足了；對入選《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經濟學家學術自傳》叢書，實在不敢奢望。學界對我如此厚愛，感恩。想起了我在陜西法門寺留下的八個字：“無，為正常；有，為幸運。”

——一個在國際主流學界默默無聞的人文經濟學人，一個不夠格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經濟學家學術自傳叢書》的“入選者”。

二

“你從哪里來？”

曾經有學生問：“您是如何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我如實相告：“是‘大饑荒’逼迫我學習經濟學的，沒有什么理想抱負，只是為了給自己找個‘飯碗’，以減輕家里負擔而已。”

本書第一章的“楔子”——《1960年“鬧饑荒”：“盡快找所管飯的學校”》，“楔”進了我學術人生蹉跎歲月的起點。歷史的災難在一個15歲少年心底打下的烙印，一生一世都不會抹去。第一章的四節，寫了學術成長的四部曲：名師指點，時代機緣，中青聚會，宏觀歷練。這既是我成長“四部曲”，也是我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四要素”。通過此，或可探究人生成長的奧秘及其蘊含的某些規律。

（一）名師指點

這既是歷史起點，也是邏輯起點。作為一個“常人”，我不太相信“無師自通”（除非是真正的而不是標榜的“天才”）。一個人，可以沒有文憑或學位，但是作為治學者，無論如何不能沒有高人指點。

南開大學谷書堂教授就是這樣一位指點學術道路的名師代表。2016年，在谷老師追悼會翌日，我發表文章寫道：“我清楚地記得，您當時點撥我的‘一根兩苗’。您說，從經典作家‘勞動謀生手段’這條根上，本可以長出兩棵苗：按勞分配和商品經濟。但是，經典作家為什么只承認按勞分配而否認商品經濟呢？您的話，使我受到震撼，激發了我探索經濟理論問題的興趣。”

除南開大學經濟學院諸多老師之外，還有天津師范大學夏康達老師、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林兆木老師等。沒有名師指點，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啟示：一個人的出身和境遇不能選擇（或貴族，或寒門），但無論出身貴族或寒門，都需刻苦治學，厚植自己的學問，養成前輩學者所具有的氣質與精神。

在前輩精神的熏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四個精神信條：（1）自強不息；（2）心懷天下；（3）獨立思考；（4）寬厚包容。我把這四條貼于案頭，時時鞭策自己，并慢慢傳給同樣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女兒。

（二）時代機緣

每個人的成長道路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時代的。莎士比亞有句名言：“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這本自傳，一開始就“把時代給‘立’了起來”。

就自己所處時代而言，曾經親歷過人生“艱辛而痛苦的時代”——20世紀60年代；也曾經親歷過人生“幸運而開心的時代”——1978年12月開啟的改革開放時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并實行改革開放。國家“轉向”了，新的時代開始了。唯此，才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壞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推上歷史舞臺，才把被打入“冷宮” 10多年之久（從1964年“社教運動”開始）的谷書堂教授推到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領導崗位上來，也才有谷老師提出將我調入研究所從事理論研究的可能，也才有滕維藻校長一錘定音：破格錄用。

20世紀80年代是最為激情澎湃的年代。我參加“莫干山會議”（1984）和幾次全國中青年會議；提出創建“人本經濟學”（1986）；提出“建立產權市場的構想”（1987）；破格晉升副教授（1987）；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邊、沿線）開放戰略”（1988）；在《經濟研究》卷首發表《企業創新論》（1989）等等……都在20世紀80年代，折射了整個民族在那個年代蘇醒并奮進的光輝。

恩格斯說寫作要講“這一個”，我理解應是“這一時代的這一個”。

感謝那個思想解放的時代，感謝人生難得的機遇。

（三）中青聚會

除了名師指點、歷史機緣，回顧自己的成長道路，也與眾多中青年朋友的“聚會論劍”分不開。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經濟學界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中青年經濟學者作為一個學術群體的崛起。從1984年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召開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簡稱“莫干山會議”），到1985年4月在天津舉行的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理論討論會”，再到1987年11月在貴陽舉行的“東西部中青年對話會”，一直到1989年4月初在京舉行的“改革十年：全國中青年理論討論會”（簡稱“京豐賓館會議”），我有幸比較完整地參加了上述學術活動的全過程，并從中得到鍛煉。在那個火紅的年代，中青年朋友群體性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朋友彼此之間的“赤誠相見，自由爭辯”，以及前進路上的你追我趕、互幫互鑒，成為一種難得的奮進力量。

“人字的結構就是相互支撐。”我切身體會到，中青年朋友之間的學術聚會和相互扶持，促使我與諸多朋友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共同擔起“國家轉型和發展的責任”，也在相處中并肩成長。

懷念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

難忘那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四）宏觀歷練

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人是需要支點的，施展是需要平臺的。本書第一章第四節《天命之年進京：國家智庫再歷練》，用實際經歷闡述了“支點”和“平臺”的作用。并不是說，在外地、在基層難成大器。古往今來，在邊緣乃至在深山修煉成大學問家并不罕見，但要看研究對象。從我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16年的研究課題來看，是需要宏觀平臺的。感謝國家有關部門在我“天命之年”（1995年50歲）時把我調入北京，感謝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的歷練使我的理論得以升華。

“條條道路通羅馬”，但通往“羅馬”的千萬條道路又是有規律可循的。回顧學術人生，除了個人努力之外，“名師＋機緣＋朋友＋平臺”，應該是一個人成長的公式。我的成長路印證了這一點。

三

這四十年都做了啥？操著什么學術“口音”？

寫自傳，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讓我系統梳理一下。

1979年初，我進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迄今已有40年。“大我”（國家改革開放40年）與“小我”在時段上的高度契合，意味著我的個人學術生涯是與整個改革開放休戚與共的，從經濟學研究履歷來看，應屬于改革開放的一代。

在過去40年的學術探索生涯中，我瞄準自己認定的“經濟學三大理論支點”展開。本書標題《產權人本轉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論探索路》基本概括了我的學術人生。如果用最簡單的文字表達，40年可用三個字概括：“產”“人”“轉”。

“做出自己的學術味道。”這是在治學前老師提出“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后的感悟，只能盡力而為。

本書在第一章敘述個人成長路之后，從第二章開始，即按照“產”“人”“轉”三條理論線索分三章具體展開，向讀者訴說自己在探索中的心路歷程及酸甜苦辣。這里提綱挈領地點一點。

（一）關于“產”的探索

本書第二章——“產”：《廣義產權論》，為天地人共同體立命。

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無論是中國改革實踐，還是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首先指向所有制的核心產權問題。基于此，“產權論”成為我過去40年中最先探索，也是花費心血最多的領域，成為第一部曲。如果說，40年磨出“三根針”的話，“產權論”（指《廣義產權論》）是第一根“針”，以至有朋友戲稱“常產權”之類。產權論這方面的探索，有幾個特點需要說明。

第一，經歷了一個由“實”到“名”、由“狹”到“廣”的長期過程。

從1980年5月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處女作——關于所有制問題的《長期并存比翼齊飛》（東北調研啟示，表明“實踐有神靈”），到1987年11月在《關于建立產權市場和經營權市場的構想》中自己首次使用 “產權”概念，由“實”到“名”，前后經歷了7年時間。

至于由“狹”到“廣”，更是“路漫漫兮”。一開始我也是一個“狹義產權論”者。從1987年第一次使用 “產權”（狹義）概念，中間經過2001年建議中央“從廣義上”把握“產權”內涵，一直到2009年代表作《廣義產權論》問世，由“狹”到“廣”，前后又經歷了22年。

本書第二章第一節《20世紀80年代：從主張“長期并存”到發表<產權市場論>》、第二節《20世紀90年代：主筆四部產權專著，“為伊消得人憔悴”》和第三節《完成由“狹義”到“廣義”的過渡，代表作<廣義產權論>問世》,反映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過程。

第二，興奮點在“產權論”之“道”的層面。

通過多年摸索，深感“產權論”有“術”有“道”，且都值得探索。但我并未把主要著力點放在“術”的方面，而是致力于探討其中“道”的學問。

道教悟《道德經》有言：“天無道則不運，地無道則不載，人無道則不立。”同樣，產權無“道”則難“大行天下”。這一點，在我的《廣義產權論》之第一要義“廣領域”中提出并被《新華文摘》全文轉發的《天地人產權論——當代人的發展多維產權探討》（廣到天，廣到地，廣到人），已有某些“道”的味道。《天地人產權論》向世人表明，不僅人類自身是一個利益（命運）共同體（中共十八大曾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而且天、地、人以至世界萬事萬物，也是一個利益（命運）共同體。

尤其是《廣義產權論》（2009年出版）題記所寫：“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環境危機，我發現：美國人透支的是家庭資產，中國人透支的是國民資源——從人力資源到自然資源，再到環境資源……，透支資產的困于當前，透支資源的危及長遠。”這里更寄托了我對“大道”的精神追求。

因此，我在《天地人產權論——當代人的發展多維產權探討》一開始寫道：“當代人的生存發展，是一個包括人的生存發展環境（‘天’）、人的生存發展資源（‘地’）和人的生存發展自身（‘人’）在內的完整體系。從宏觀層面分析，其間蘊含著多維產權關系：環境產權、資源產權、人力產權。”

之所以做這種近似經濟哲學的探索，是試圖為政治經濟學開掘更深厚更廣闊的理論基礎。讀者從本書第二章第三節闡述的《“廣義產權論”的三大要義》和《<廣義產權論>出版后的反應》，或許可以看出對經濟學理論基礎的新拓展。有學者稱此為經濟學的“元理論之一”。我未使用“元理論”概念，而使用“理論支點之一”的提法。

第三，不是單向度的“孤立產權理論研究”，而是試圖把“產權論”與“人本論”結合起來。

這在2010年3月出版的《產權人本共進論》一書中得到發揮。該書題記寫道：“老子論道，既講‘抱陽’，又講‘負陰’；斯密論經濟，既有《國富論》，又有《道德情操論》。筆者論改革，一則講‘產’，一則講‘人’。產——《廣義產權論》；人——《人本體制論》。如何熔‘兩論’于一爐，用之于中國創新實踐？本書嘗試提出：‘產權人本共進論’。”核心命題是在共進基礎上尋求產權人本兩大理論的“耦合”之路。

本書第二章第四節《尋求產權與人本的“耦合”：兩論<產權人本共進論>》，闡述了尋求產權與人本的“耦合”這一核心命題。這可能是與其他研究產權的論著相比有自己特點的探索。

第四，在“為學求知而從事學術”的同時，盡力把理論與決策研究結合起來，以實現“學術報國”的夙愿。

除2001年建議中央“從廣義上”把握“產權”內涵的內部報告之外，2016年和2017年，內部分別上報兩篇關于保護產權和激發保護企業家精神的研究報告，發揮了相應作用。

除上報幾篇關于產權的內部研究報告外，在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還主筆直抒，出版了《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40年》，可視為對我產權研究的小結。繼之應邀在央視《中國經濟大講堂》上講“產權”。雖然臺上只有40分鐘，但著實檢閱了“臺下40年功”。

《廣義產權論》——我40年探索的第一個理論支點。

（二）關于“人”的探索

本書第三章——“人”：《人本體制論》，為人的自由發展立心。

與上一章探索“產權論”相比，“探索建立人本經濟學”的起步要稍晚一些（1986年），但它比較新鮮，頗引人關注。這方面的探索，也有幾個特點需要說明。

第一，更具“創新沖動”。

傳統的經濟學有兩個致命性的弊端：一個是“官本位”（或稱“權力本位”），一個是“物本位”。人本經濟學向兩個致命性的“本位”提出挑戰。它試圖揭示：人類經濟活動的終極目的是什么？經濟學的最高境界在哪里？建立“人本經濟學”既屬于經濟哲學問題，也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和體系創新中最有生命力的命題。

讀者可從本書第三章了解到，“人本經濟學”的提出起源于恩格斯一段題詞的啟發。《新紀元》雜志的主編卡內帕請求恩格斯為新創刊的雜志題詞，恩格斯給卡內帕回信說：“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您尋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題詞。……‘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這句話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為什么除了摘出這句話以外，就“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這使我心靈受到震撼，把它看成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積其一生之體驗，對馬克思主義得出的最重要結論。

正是基于此，1986年，我向高等學校青年社科基金提出“建立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的課題申請報告，應該說，起步是比較早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并未獲得立項。好在“遇挫而未停頓”，改為“自選課題”，獨立前行。相比下達課題來說，如同自由戀愛一樣，這是具創新沖動，也富激情的研究題目。

第二，持續“兩個十年”。

第一個十年：從1986年提出“人本經濟學”課題申請，到1996 年正式提出“人本高于資本”，經過十年探索，初步奠定了“人本經濟學”的立論基礎。

第二個十年：從1998年對改革開放20年做的獨特總結《獨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經濟力量初露端倪》，到 2008年8月發表《當代“人”的發展問題論綱》，標志著對“人”的發展問題形成較系統的認識。正是在上述不懈的探究和討論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本經濟學觀”。

第三，瞄準“人本體制”這一理論軸心。

“人本經濟學”的理論軸心是什么？經多年之探索，終于摸到“軸心”——“人本體制”。在上面提到的《獨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經濟力量初露端倪》中寫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解放生產力、解放生產關系，同時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紀元。”

此后10年，當“以人為本”口號頗為流行時，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體制論》一書中，我嚴格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以人為本”：一種是側重于從執政者“統治”角度出發的，我稱為“人本工具論”；另一種是真正從“人”自身出發，實質在于人的自身解放和每個人自由的全面發展，我稱為“人本實質論”。這無疑觸及了“人本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第四，在“批判”中前行。

《人本體制論》等作品問世后，既有來自專家學者的正常學術評價，也遭到上綱上線式的嚴厲批判。有人以《充滿了理論荒謬的庸俗經濟學》為題，對人本經濟學論著進行批判，還有人以《<包容性改革論>是什么貨色？》為題，給包括“社會共生理論”在內的“包容性改革論”扣上“階級調和論”的帽子。在這種批判和爭議過程中，“咬住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7年后，2015年姊妹篇《人本型結構論》出版，并獲“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后提出以人本為核心推進經濟學創新。應該說，“以人本為核心創新經濟學”，這是探索經濟學第二部曲的理論歸宿。

（三）關于“轉”的探索

本書第四章——“轉”：《包容性改革論》，為中國全面轉型立論。

“轉型論”的探索是貫穿于我40年研究過程始終的。探索“轉型論”與探索“產權論”“人本論”一樣，根本目的是促進“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要真正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必須推進我們國家和民族邁向現代化的“全面轉型”，這是實現目標的根本路徑。

“轉型論”的探索，也有幾個特點需要說明。

第一，不是單維度的“某一轉型”，而是包括體制（改革）樣式、開放樣式、發展樣式以及文明樣式在內的“四位一體”的全面轉型。

本書第四章各節，系統闡述了全方位轉型的思想。對于我國這樣一個過去計劃經濟根深蒂固，曾長期閉關鎖國，且二元經濟結構嚴重，又缺乏現代文明洗禮的國家來說，把握“四位一體”的全面轉型（而不是單維度的某一種轉型），十分重要。

第二，每一種樣式的轉型，都“瞄準靶心，精準發力”。

經濟體制樣式的轉型：緊緊抓住“讓‘媳婦’進門”以及登堂入室后的“婆媳關系”；開放樣式的轉型：緊緊抓住地域的“四沿開放”和領域上的“破壟開放”；發展樣式轉型：緊緊抓住“系統創新推動”；文明樣式轉型：緊緊抓住“文明融博”。

第三，堅持“中道”轉型，力排兩種干擾。

2006年1月，我曾在新華社《瞭望》周刊第二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力排兩種干擾》的文章，力陳“應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排除否定改革的‘左’傾化和敗壞改革的‘偽市場化’兩種干擾”。盡管此文接連遭到多篇文章的批判，但我認為這一觀點至今仍是有意義的。

2013年，在《包容性改革論》一書中，我進一步闡述了“超越極端，雙線均衡”的思想，并從《說文解字》說開去：“‘吉’字上面的‘十’字是端正的，表示平衡，而平衡則‘吉’；‘兇’字上面的‘十’字是斜歪的，表示失衡，而失衡則‘兇’”，對此強調要“防止劍走偏鋒”。

如果從世界格局看，更應該這樣。在2018年主筆出版的《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我提出“兩個不拘泥于”的觀點。從“力排兩種干擾”到“兩個不拘泥于”，都是強調用《包容性改革論》的思想和方法論來處理轉型中的問題。

第四，源于經濟，高于經濟，從人類文明的思想境界探討轉型問題。

我在《共享中國：高端專家訪談錄》中曾說過：“面對中國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經濟社會全面轉型，任何一個有人文情懷的經濟學者都不會把自己狹隘地‘捆’在單純‘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里。”今天，中國已開啟并處于由“文明隔閡”走向“文明融博”的歷史性轉變過程。本書第四章第四節，寫了自己多年來探討“文明轉型”的心路歷程及其成果，有評論說這在經濟學界可能是比較“另類”的。

從2009年在海南國際論壇主張“由隔閡轉向融合”，到2017年在北京國際飯店會議縱論中西文明的最大契合點，我認為，在致力于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中國學者尤其需要嘗試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特”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共”整合起來，尋求“特共一體”的文明成果，這是時代賦予的使命。所以，在2018“經濟研究·高層論壇”上，我提出應形成“特共一體”的政治經濟學。

以上，簡要回答“這四十年都做了啥”。

上面幾件，如古語所云“慰情聊勝無”吧。

四

我到哪里去？還能做點啥？

這涉及今后人生發展規劃問題。

截至本書定稿之時，我已滿74周歲。人生還有最后一個“謎底”尚未揭開，就是：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離開這個世界？面對不確定性，只能先做前面講的那些還沒有做完的事情，以彌補不足和缺憾。至于能否完成、何時完成，則順其自然。

第一件事情，在轉型論方面：圍繞中國面臨的“文明轉型”，把擬議中的《文明融博論》一書寫完。

基本構思是由“文明隔閡”向頗具人類文明張力的“特共一體”的文明包容轉型。當然，在尋求文明包容和融合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摩擦、碰撞和博弈，要設法“挫其銳，解其紛”（《道德經》）。所以，我把擬寫的書稱為《文明融博論》。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啟示我：中國，不僅需要高端的物質“芯片”，而且需要高端的思想“芯片”。限于自己的理論儲備和水平，不可能將《文明融博論》寫成朋友所期待的所謂“鴻篇巨著”（我只打算寫10萬字左右，一本小冊子，論綱式）。老子《道德經》第六十章曾有一句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這是很多人都熟知的，但緊接著下面一句，卻未必熟知：“以道蒞臨天下”。受此啟發，《文明融博論》著重講“道”，或如老子所云“以道蒞臨天下”。試試吧。至于中西文明如何又“融”又“博”，如何建立新“文明學”，將在今后的歲月中，結合中國與世界新的實踐予以探討。

第二件事情，在人本論研究方面：繼續為創建“人本經濟學”學科做一些鋪墊性工作。

未能寫出一部成體系的《人本經濟學》教科書，是我的遺憾，但考慮到個人年齡、精力和環境，對于今后的完成沒有把握。有點可能的，是完成一部《關于人本經濟學的探索及爭鳴實錄》，包括兩部分：

第一部分，1986年以來個人公開或內部發表的有關論文和研究報告，一字不易，立此存照。

第二部分，學界和社會上的有關爭鳴史料，包括指點性的評論、商榷性和正常的學術批評等。考慮到2018年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大局，為避免爭論，這本自傳未涉及批判文章。不過，作為專題性的學術探索著作，應該客觀實錄。待獲得各位作者（包括批判者）的授權之后，也一并收入，供人們討論、研究之用。

第三件事情，在產權論研究方面：集中精力完成兩篇有深度的探討廣義產權新問題的論文。

第一篇是關于《人力資本：第一資本論》。如本書第二章第四節指出的，人力產權的凸顯與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及其引起的產權關系新變化有關。在以知識為基礎、以智力為資源的社會，人力產權將成為第一資源、第一資本和第一財富，它將帶來產權關系的重大變革，從物力產權到人力產權各自在社會總財富中的比重及地位的演變將呈加速運行趨勢——以致人力資本產權總值會超過物力資本產權總值。

研究明白之后，或許寫篇《人力資本：第一資本論》。

想到的第二篇，是《關于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40年若干規律問題》。面對如此規模、如此豐富多彩的所有制結構改革，是有若干規律可挖的，或許撰寫專文，以補缺憾。

主要是以上三件事情。作為戰后“嬰兒潮”一代中的人，倘能在離開人世前，見到“人”“產”“轉”取得突破性進展，那當然更好，即使只能看到一些端倪，也不枉探索一回了。若干年后，如能多少有個結果，對于一個“常人”而言，也就知足常樂了。

“自傳人生事，甘苦寸心知。”謹以此導言告白于各位讀者。至于40年間為什么要研究“產”“人”“轉”？研究中有哪些酸甜苦辣？研究后產生了什么作用和影響？研究過程中發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具體內容請看書中各章（沒有語言“密碼”）。

我深知，我們的同胞已經很抬舉經濟學家了。所以，要盡力回饋社會與同胞。但世上有千萬條路，也有數以千計或萬計的讀者，我不愿意把本書的觀點強加于任何人，唯盼能用一顆包容的心，有緣與讀者敞開心扉交流。

作者常修澤，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原載于《學術研究》2020年第6期

 

◆ 目錄

導  言 

壹 我的成長路：通往“羅馬”的另一條路　

楔子　1960年“鬧饑荒”：盡快找所“管飯”的學校

一 三進大學：無緣文憑 有緣名師　

  （一）一上財院：初學經濟學，中途學校“降格”　

  （二）二上南開業大：遇良師點撥，“文革”中斷學業

  （三）三上南開經濟學進修班：谷老師的“悄悄話”　

二 南開大學三次破格：時代機緣天地寬

  （一）破格錄用：國家“轉向”與滕校長一錘定音

  （二）破格晉升副教授：多虧改革開放給我思想營養

  （三）破格晉升教授：受益于“不限名額 機會均等 公開競爭”

三 中青年四次聚會：家國情懷與切磋論劍

  （一）1984年莫干山會議：抱著一個“試管嬰兒”　

  （二）1985年天津會議：鬧了一個“題詞笑話”

  （三）1987年東西部對話會：仡佬族村寨萌生新想法　

  （四）1989年京豐賓館會議：有一種“被火烤”的感覺

四 天命之年進京：國家智庫再歷練　

  （一）從《希望之光》到《新星薈萃》：“扎根本土 潛心治學”

  （二）第一次進中南海北院與獲南開經濟研究所紀念銅鏡　

  （三）宏觀院十六年：高端智庫促理論升華　

  （四）2011年退休：潛心于長白山與海南“學術修煉”

貳 “產”：《廣義產權論》，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立命　

一 20世紀80年代：從主張“長期并存”到發表《產權市場論》

  （一）1980年《長期并存 比翼齊飛》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四十年的“沉重”話題

  （二）從商品經濟導出國企“自負盈虧”：《方向》一文發表難

  （三）1987年嘗試使用“產權”概念：提出“建立產權市場”的構想　

  （四）《企業創新論》獲中央紀念改革十周年論文獎，于《經濟研究》卷首發表

二 20世紀90年代：主筆四部產權專著，“為伊消得人憔悴”

  （一）第一部：瞄準“資產重組”，旨在打破資產“剛性結構”

  （二）第二部：瞄準“產權創新”，以身換書，值也不值？

  （三）第三部：瞄準“產權交易”，與產權市場結緣　

  （四）第四部：瞄準“產權界定”，“桃子”該由誰來“摘”？　

三 完成由“狹義”到“廣義”的過渡，代表作《廣義產權論》問世

  （一）內部報告：建議中央“從廣義上”把握“產權”內涵　

  （二）十年著述，十年過渡：二十年終于把《廣義產權論》“磨出”　

  （三）“廣義產權論”的三大要義　

  （四）《廣義產權論》出版后的反響　

四 尋求產權與人本的“耦合”：兩論《產權人本共進論》

  （一）2010年：一論《產權人本共進論》　

  （二）尋求產權與人本的“耦合”，引出一段新版“關公戰秦瓊”

  （三）再論“共進”：“產權第一重點”與“人本中心”如何協調

五 內部上報兩篇研究報告：保護產權與保護企業家

  （一）內部報告1：保護產權　

  （二）內部報告2：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三）兩篇內部報告引來新華社三次內部談話　

六 產權研究四十年：“廣義產權論”的“葡萄”熟了嗎？　

  （一）探討產權結構改革：《混合所有制經濟新論》出版

  （二）《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一書在改革四十年問世

  （三）央視《中國經濟大講堂》講“產權”：臺上四十分鐘，臺下四十年功

叁 “人”：《人本體制論》，為人的自由發展立心

一 第一個十年：從“人本經濟學”課題申請到“人本高于資本”的提出

  （一）1986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課題申請

  （二）1988年：由《企業創新論》切入，觸及“人”的問題

  （三）1992年：《市場經濟的發展意味著將使人獲得一次新的解放》　

  （四）1993年：與《坎坷十四年》兩位作家成“知音”

  （五）1996年：正式提出“人本高于資本”　

二 第二個十年：從“初露端倪”到“人發論綱”　

  （一）1998年：改革二十年的“另類”總結《獨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經濟力量初露端倪》

  （二）21世紀前夕：提出“超限制的新人”命題

  （三）2001年：建議中央“把人的發展作為一個獨立的、完整的指導性理念來提出”　

  （四）2008年發表《論當代中國人的自身發展問題》及《當代“人”的發展問題論綱》：與“人發學界”結緣　

三 二十二年磨出這把劍：《人本體制論》出版（2008年）

  （一）“劍”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亮出”　

  （二）《人本體制論》的嘗試：馬、中、西“三合一”　

  （三）《人本體制論》的幾個核心觀點　

四 又過七年：姊妹篇《人本型結構論》出版（2015年）

  （一）將“人本論”引入經濟結構

  （二）向六大結構“錨地”拋人本之“錨”　

  （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人的位置在哪里？　

  （四）兩部人本經濟學專著引起激烈爭論　

五 十年“人發會”的反思：中國“人發學界”向何處去？　

  （一）“兩原始”發起組織九屆“人發會”：為建立“人發學派”做鋪墊　

  （二）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人發學派”還沒有形成　

  （三）“走出去”：以國際學術視野探討人類發展問題　

  （四）與政治經濟學界匯合：提出“以人本思想為核心，創新經濟學體系”　

肆 “轉”：《包容性改革論》，為中國全面轉型立論

一 體制轉型：從讓“媳婦”進“門”到系統提出《包容性改革論》

  （一）“老祖宗”為什么不讓“媳婦”進“門”？　

  （二）1984年夏《決定》起草期間：“缺頁”的故事

  （三）1986年泰山頂上：似乎看到兩道“普照之光”　

  （四）瞄準資源配置主體：《我的市場經濟觀：“換體”論》　

  （五）2006年“第一場雪”：《力排兩種干擾》遭非議　

  （六）探索全面轉型的《包容性改革論》出版，容也，不容？　

二 開放樣式轉型：從“試管嬰兒”到“四沿”開放和“破壟”主張　

  （一）深圳經濟特區調查：“試管嬰兒”是這樣產生的　

  （二）1988年：首提“四沿”開放戰略

  （三）領域開放：“點穴式”的“結構性破壟論”

  （四）在歐洲思想實驗室討論：全球化中“中國扮演何種角色？”　

三 發展樣式轉型：中國“鳳凰”如何在“痛苦煎熬”中涅槃？　

  （一）刨根問底：《關于先進生產力的內涵、特征及發展規律性研究》　

  （二）“不列顛”是什么意思？在倫敦講“世界多樣性中的中國發展”

  （三）呼喚“鳳凰涅槃”：喚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提升論》　

  （四）2009年：“第三波轉型論”引爭鳴

  （五）人本、綠色、創新、協調、改革：五年后“三同兩異”　

  （六）轉型爭論無窮期：“大四新”“小四新”之爭只是一例　

四 文明轉型：由“文明隔閡”走向“文明融博”　

  （一）2009年國際論壇：主張由隔閡轉向融合

  （二）讀書與“走路”：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根

  （三）“上面中國牡丹花，下面美國自由鐘”的啟示

  （四）國外歸來“雙聚焦”：瞄準“中西”與“當代”

  （五）2017年北京國際會議：論中西文明的最大契合點

  （六）經濟研究·高層論壇·2018：探討“特共一體”的政治經濟學　

伍 學術觀點精要小集

一 關于人本經濟學方面

二 關于廣義產權論方面　

三 關于全面轉型論方面

附 錄 

附錄一 主要學術論著名錄　

附錄二 學術研究四十年大事記

參考文獻

后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