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國產紀錄片涌現出一批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作品，其社會影響力、美譽度不斷提升，成為我國影視領域的新亮點。秉承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國產紀錄片已經成為時代變革的重要記錄者、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媒介，以及凝聚與分享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經歷、集體記憶和價值追求的文化平臺。可以說，多種類型題材的紀錄片不僅滿足了不同觀眾的審美需求，也帶動了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創新。

【關鍵詞】國產紀錄片 產業化 “紀實+”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據《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20》公布的數據，2019年，中國紀錄片生產總值約66.60億元。可以說，紀錄片產業不僅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生產模式和播出平臺，而且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高品質的紀錄片不僅成為新時代的主流文藝樣態，而且通過“紀實+”的方式在眾多領域實現了跨界實踐，共同帶動了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創新。

以電視、網絡、院線三個主流傳播渠道為基礎，國產紀錄片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模式，產業化轉型已經基本完成

首先，電視是傳統的紀錄片制作播出平臺。當前，在委托制作一部分節目的同時，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紀錄片頻道和另外幾家上星頻道及其附屬機構仍然保有一定規模的紀錄片制作團隊，在紀錄片生產和播出方面仍延續著既有的傳統和優勢。《創新中國》《我們的四十年》《人生第一次》《亞洲文明之光》等紀錄片在新時代繼承和發展了電視臺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建立起來的傳統，在紀實影像中將人文精神、社會價值和國家命運相結合，體現出國家新聞機構的政治文化使命。同時，電視臺還是國際合作制片的重要主體，近年來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紀錄片頻道設立專款，參與聯合出品了包括《非洲》《美麗中國》等在內的制作水準頂尖、國際傳播力強的紀錄片精品項目。由于電視臺具有制作資源優勢，不少電視紀錄片在視聽水平和社會影響方面都有良好表現。

其次，互聯網成為紀錄片傳播的新興平臺。自2016年《我在故宮修文物》走紅后，互聯網利用自身的數據資源和資金優勢迅速建立起優質的制作隊伍，進入紀錄片的生產領域。這類紀錄片也被一些學者稱為“網生紀錄片”，以強調其與生俱來的互聯網基因。同時，互聯網也為電視紀錄片和紀錄電影提供了重要的二輪播出平臺，并依靠商業運營方面的優勢大大提升了紀錄片的市場價值和社會影響力。

最后，電影節和院線是長片紀錄電影的主要放映和傳播渠道。21世紀以來，以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為代表，越來越多的電影節相繼設置了提案單元、紀錄片市場和聯合制作洽談等產業活動，為紀錄電影提供了更多的籌資、制作和發行機會。2010年之后，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和觀影市場的壯大，紀錄片的院線播映成為潮流。從2015年票房突破千萬的《喜馬拉雅天梯》到2017年票房破億的《二十二》，院線紀錄片不斷給行業帶來驚喜；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紀錄片，如《大三兒》《一百年很長嗎》《生活萬歲》《四個春天》《搖搖晃晃的人間》等也紛紛進入商業院線。雖然這些影片的票房各異，但都帶來了廣泛的社會反響，體現了紀錄電影對于社會文化的獨特沖擊力。同時，紀錄電影也為創作者提供了個性表達和美學創作的空間，紀錄片創作者積極地探索使用大銀幕的電影語言，以真實世界為基礎重構出獨特的影像世界。

上述三類主流傳播渠道推動了產業主體的結構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電視臺的改制、制播分離的推進以及電影產業的改革，促使越來越多的民營機構和民間資本進入包括紀錄片在內的影視制作行業。民營機構對于市場和觀眾有更加準確的把握和更加靈活的調整機制，這反過來促進了紀錄片創作的繁榮，尤其是創作出一批更加貼近觀眾、貼近時代、貼近市場的紀錄片。面對新的傳播渠道和觀眾需求，傳統電視臺也開始嘗試采取新機制來鼓勵紀錄片創作。比如，上海廣播電視臺成立紀錄片中心，推行工作室項目制，同時探索生產模式、制播方式和渠道分發的新手段。

產業化進程帶動了國產紀錄片在視聽水準和制作水平等方面的升級

由于起步較早和完善的外部環境，以英國BBC與美國歷史頻道等為代表的西方紀錄片制作機構已經形成了較高的制作水準，并主導了自然歷史等主要紀錄片題材的創作和發行。2006年，BBC推出了當時該機構制作費用最高的《地球脈動》系列。不過，隨著中國紀錄片行業的持續發展，當下國產紀錄片的視聽水準和制作水平正不斷地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并在特定領域初步形成了自身優勢。

制作水平的提升表現在國產紀錄片在題材方面的不斷開掘。海外制片和拍攝成為常態，不同題材在敘事方式上形成自身特點，國產紀錄片正用更優良的視聽水準和更廣闊的內容視野為觀眾呈現真實故事。例如，《茶，一片樹葉的故事》講述了茶葉與全球化之間的密切關聯，將中國的特產和文化置于全球語境中重新理解。敘事視角和講述形態的多元創新讓傳統題材展示出了新的生命力，《水果傳》《本草中華》等都采取了更加碎片化的結構，探索出更具戲劇張力和感染力的紀實風格。當然，最能夠代表當下紀錄片視聽水準的還是《舌尖》系列。圍繞美食題材進行IP化和風格化的建構，不僅讓每一季的推出成為全民事件，而且還帶動了一批同類節目，共同引導了紀錄片觀眾的需求和消費。而除了美食之外，《如果國寶會說話》等歷史文化題材紀錄片的創作也逐漸地摸索出符合中國文化特質的創作方式，初步形成了國產紀錄片的另一個題材優勢領域。

拍攝技術的進步為國產紀錄片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紀錄片領域，相對于題材和內容的新鮮感與深刻性，圍繞技術革新而展開的視聽語言創新往往得到較少關注，但其對影片創作的成功和紀錄片行業整體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全畫幅單反相機和攝影鏡頭的大量運用，為創作者們提供了不同于傳統電視攝像機的新工具，成功地營造出了細致入微和貼近生活的視聽效果。而以無人機技術和高清視頻制式為基礎的航拍，也成為當下國產紀錄片的常規視聽方式。可以說，技術水準的提升為紀錄片創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描摹現實的可能性，奇觀化的影像則進一步提升了紀錄片作品的觀賞性和市場化水平。

借助市場的力量，紀錄片在當代中國社會很多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記錄時代、傳承文化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隨著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制作水平的整體提升，尤其是多元化的傳播渠道帶來的與市場和觀眾之間更加親密的關聯，國產紀錄片不僅在產業化方面成果豐碩，其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也更加重要。

首先，秉承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國產紀錄片成為時代變革的重要記錄者。紀錄片從誕生之日起就有強烈的表現社會現實、記錄社會變遷的使命感。在專題片和政論片的傳統下，中國的紀錄片創作者持續追蹤國家發展的前沿，提供了一份特殊的時代畫卷。世紀之交，以《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為代表的政論類紀錄片敏銳地把握時代思潮，通過宏大敘事和歷史視野切入重大的思想命題，成為引領時代、深入人心的文化作品。近年來，更是涌現了諸如《將改革進行到底》《大國外交》《法治中國》等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電視政論記錄片，以視聽的方式和真實影像的手段進行宏觀政策和價值觀的解讀與傳播。隨著紀錄片創作觀念的變化，更多基層普通人物的故事在時代畫卷中得到重點講述。例如，《出山記》呈現了基層干部的生動形象。他們扎根鄉土、深諳民情，兢兢業業地執行國家政策，用自己的情感和付出投入到一個個微小但重要的工作中。科教題材的系列片如《創新中國》《大國重器》等，則為觀眾呈現了在改革開放尤其是跨越式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個具體人物在與創新發展相關的情境中所面臨的困境、付出的努力，以及集眾智眾力而帶來的國家實力的整體提升。這類紀錄片可以看作是一種公共文化產品和公共教育服務，用真相和事實服務于人們的社會認知，促進社會參與和社會團結。

其次，紀錄片成為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媒介，在增強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個民族都在自身獨特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文化傳統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文化題材紀錄片就一直深受觀眾喜愛。這些作品在傳播歷史文化知識的同時，回應人們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中國文化境遇的現實關切，通過喚起社會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體現紀錄片的現實價值。進入新時代以來，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重要課題，一批文化題材的紀錄片主動地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積極回應新時代的挑戰和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例如，系列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采取了全新視角，從冰冷的文物中發掘歷史文化內涵，并且營造出“紀錄片創作—博物館推廣—觀眾游客參與”的文化領域深入融合的態勢。精心制作的紀錄片讓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當下年輕觀眾群體的心之所向，將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成功地轉化為觀眾的情感認同。

最后，紀錄片是凝聚與分享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經歷、集體記憶和價值追求的文化平臺。紀錄片具有很強的本土性；關注社會現實和普通人的生活是紀錄片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比如，《人生第一次》通過蹲守拍攝方式記錄了當代國人出生、成長、工作、結婚等一整條人生軌跡中的關鍵轉折點。此外，近年來醫療紀錄片也成為熱點，《中國醫生》《手術兩百年》《人間世》等都是內容扎實、口碑優異的紀錄片作品。相比于以信息為核心的簡短新聞，紀錄片有著較為充足的拍攝時間和影片長度，能夠營造一個盡量貼近真實生活的情境，從而讓每個拍攝對象的生活、困境和精神世界得到更加完整的呈現。關注當下社會話題的真實影像能夠帶領人們深入到真實場景中，使其直面現實的復雜、多元和不確定性，也幫助社會不同群體以更加多元的態度進行溝通，并通過分享和理解而凝聚成一個更有力量的整體。

紀錄片不僅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承擔重要的文化功能，而且還成為跨文化溝通和全球傳播的媒介語言

在國際形勢日益復雜的大背景下，紀錄片所具備的溝通和傳播的潛質正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以紀錄片為平臺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中國，推動各國人民相互理解，探索全球范圍內的價值共識，成為管理部門、創作群體和社會大眾對于紀錄片的共同期待。

從紀錄片誕生以來，其在公共關系和跨文化溝通方面的特殊優勢就廣受關注。英國紀錄片學派的一個重要實踐就是通過紀錄片來形塑國家形象、推動國際合作。比如，紀錄片教父格里爾遜創作的《夜郵》等影片，促進了國家形象建設和公共關系的早期發展。此外，電影本身也具有跨越語言文字的傳播能力，是推動國際文化交流和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傳播形態。紀錄電影為特定區域的觀眾打開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戶，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強化了世界各國的聯系。

在國際范圍內獲得更廣泛的觀眾認可和傳播效果，一直是國產紀錄片的自我期許和重要目標。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國產紀錄片“走出去”在產業機制上得到了保障。中國影視行業的不斷發展讓優秀的海外創作者參與中國紀錄片制作成為常態；北京電影節、上海電影節、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等專業節展活動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也為紀實影像的中外交流提供了高層次、全方位的平臺。比如，《亞洲文明之光》在全球采編體系的支持下拓展了主題和視野，展現出22個亞洲國家和地區以及13個國內城市的文明發展史，成為當下中國紀錄片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的代表性案例。

除了產業與制作方面的國際合作之外，國產紀錄片在題材和內容方面對接國際觀眾的觀看需求和接受規律，提供“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的國際語言。一批與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紀錄片作品通過具有質感的紀實段落，展示了當下中國人在具體的生活語境中的奮斗歷程、情感世界和人間溫情；“節日”“文物”“科技”“飲食”等也成為中國紀錄片在國際傳播中的關鍵詞。與國際傳播相關的機構還會通過紀錄片的方式主動回應一定時期的熱點話題。例如，《中國抗疫志》就是針對海外觀眾播出的疫情題材紀錄片。這部影片采訪了與中國疫情防控相關的不同人士，展現了一線醫護人員、科研工作者和社會管理專家的工作內容與成效；為了達成更好的對外傳播效果，拍攝團隊還走訪了一批關注中國抗疫工作和社會變革的海外專家學者。這些創作嘗試為當下充分把握傳播規律、做好國際傳播相關工作提供了新實踐、新思路。

“紀實+”成為未來趨勢，當下紀錄片創作和傳播實踐已經開始探索未來的諸多可能性

借助媒介融合、創新發展和社交網絡的外部環境，各種“紀實+”形態開始出現，并成為最主要的趨勢，“紀實+文旅”“紀實+社交媒體”“紀實+文化傳承”等跨界融合實踐已經初具規模。在產業發展和制作升級所提供的基礎之上，“紀實+”發展了紀錄片在社會生活領域的文化價值和國際傳播領域的溝通功能，是紀錄片與人文社會領域深度融合的體現。

“紀實+短視頻”是紀錄片與社交平臺和青年文化的深度結合。實際上，網絡紀錄片的互聯網基因使其在選題、策劃和創意階段尤為關注青年群體的需求和習慣。例如，《歷史那些事》就顛覆了傳統歷史題材紀錄片重知識、重系統的特征，而將歷史的細節置于當下語境中進行建構，從而提供了重新理解、認識和親近歷史的機遇。同時，更短的紀實樣態逐漸成為傳播領域的重要力量。字節跳動在2019年年初以今日頭條、西瓜視頻和抖音為主體，發布了3條紀錄短片《找到》《向前》《我要更好》。其中，《找到》3分32秒；《向前》2分58秒；《我要更好》2分48秒。這些紀實短視頻采取的都是個體故事、個體陳述和電影化的視聽語言。此外，短視頻平臺和手機拍攝技術的普及，不僅讓每一個普通人都成為自己生活的記錄者，而且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和創作機制下，還促成了新的眾創式紀錄片形態。《武漢：我的戰“疫”日記》《安靜，也是一種守護》《余生一日》等，都是由“紀實+短視頻”催生的新嘗試。

“紀實+”的形態實現了紀錄片創作與文旅產業、文化遺產等的跨界融合。例如，美食紀錄片和電商之間的合作，讓紀錄片具備了產業扶貧的功能；歷史文化紀錄片和博物館之間的合作，推動了公共教育和文創產品的開發。近年來逐漸興起的民族志影像創作是另一類代表性的實踐。以人類學的學術品質為底色，以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為目標，這類創作吸引了電視媒體、高等院校、文旅機構以及個體創作者的跨界參與。例如，《大河唱》《尋羌》《原聲中國》等，都是紀錄片與人類學的跨學科、跨領域融合。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影像人類學的工作方式，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以當代和學術的視角重新看待仍在流淌的傳統文化，并以開放式的結構邀請觀眾進入和參與文化的詩性敘述中，進而為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平臺和動力。

（作者均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導）

【參考文獻】

①張斌、張卓：《論網生紀錄片的先鋒意識》，《當代電視》，2020年第7期。

②柳遐、方妍：《工作室框架下的SMG紀錄片制播新生態》，《上海廣播電視研究》，2019年第4期。

③裴武軍：《2019年中國紀錄片國際傳播述評》，《當代電視》，2020年第7期。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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