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需要借鑒多方面的思想資源和治理智慧。恕道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規范，確立了共同體內部處理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基本實踐方式，不僅為個體修身提供了一條極具操作性的道路，其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反求諸己的道德要求，也有利于營造互利互助、合作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傳統恕道在推動社會治理理念的創新、社會矛盾化解機制的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優化等方面有著諸多積極的價值。

【關鍵詞】恕道 社會治理 社會矛盾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明確規定了新時代社會治理的目標與任務。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需要借鑒多方面的思想資源和治理智慧。恕道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規范，確立了共同體內部處理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基本實踐方式，在推動社會治理理念的創新、社會矛盾化解機制的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優化等方面有著諸多積極的價值。

傳統恕道的內涵及其演進

傳統恕道的原初含義由儒家創始人孔子所揭示，孔子之道以仁為中心，恕道乃行仁之方。恕道作為為仁的基本綱領，具有積極和消極兩種表述方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其消極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其積極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我們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如果我不愿他人以什么樣的方式對待我，我也不要以此種方式對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確立了處理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底線倫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說自己想立得住，就幫助別人也立得住，自己想通達，就幫助別人也實現通達?？偠灾〉罏槿酥甘玖艘粭l以自我之感受和意愿為中心去推度他人之感受和意愿的切近道路，使人能夠真正履行對于他人的道德責任。此外，在孔子那里，恕道決不只是一種最低限度的道德準則，乃是成就仁德的實踐工夫，其最終目標是仁的完整實現。

關于恕道的類似表述還出現在儒家其他典籍中，比如《大學》：“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荀子則借孔子之言指明了不符合恕道的三種情形：自己不侍奉君王，卻要求臣下任由自己使喚；自己不報答父母之恩情，卻要求子女孝養自己；自己不敬重兄長，卻要求弟弟聽命于自己。西漢賈誼《新書·道術》曰：“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宋明儒者則致力于探求仁與恕、忠與恕的關系，為恕道奠定形上基礎。

綜上所述，恕道、絜矩之道、忠恕之道的含義雖然經歷了復雜的歷史演進，但并未脫離調節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實踐智慧這一核心意旨。因此，可以將恕道的內涵總結為：以自我的感受和情緒為中心，去推想他人之感受和情緒，反求諸己，端正己身，以合理的方式對待他者。恕道作為一種道德實踐法則，為人的修身行為提供了切己的指導，其內蘊的尊重他者之人格的平等精神，重視他者之意愿的友愛精神，容忍他者之差異的寬仁精神，對于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建構依然有著借鑒意義。

恕道與社會治理理念的創新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四十多年征程，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豐碩成就，但不同利益群體的分化也日益加深，多元文化觀念逐漸流行，如何合理調節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在尊重個體權利和內在尊嚴的基礎上構造社會共識、建設和諧社會，已經成為社會治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傳統恕道作為實踐智慧，能夠為社會治理理念注入一種契合多元社會現實的公共精神。恕道要求不同類型的治理主體從自己的切身感受出發，關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異性、多樣性，并在此基礎上尋求能將彼此凝聚起來的重疊共識。只有把他者視為一個與自己一樣有著不可忽視的人格自主性的個體，正視其合理的利益訴求，保護其表達個人意愿的自由權利，才能最大限度地獲得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社會治理理念的更新要相應于社會治理結構的變遷，順應社會的自發性力量，承認社會治理對象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在社會治理領域，政府并非單一的治理主體，社會組織、企業、民眾也具有強烈的參與治理的意愿，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利益格局也需要更多治理主體加入社會治理。恕道觀念融入社會治理理念，有助于不同治理主體間良性關系的形成。

依據恕道的原則，為政決不意味著任意使用強力來要求人民就范，而是應該通過自身的德行來影響人民的行為取向。為政者具備完善的德行，便能激發民眾的內在道德自覺，重塑為政者和民眾之間的關系，使民眾從對權力的畏服轉變為對道德模范的主動效法。依孔子之意，以德行來治理國家，就好像北斗星一樣，處在自己的位置上，群星自動環繞著它。恕道所內蘊的德治和教化觀念指明，治理者只有以身作則端正自己的行為，才能獲得最佳的治理成效。盡管我們不能模糊道德和法律之間的界限，但毫無疑問不應忽視倫理教育、道德教化在當代社會治理理念中的應有地位。同時，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主導力量，在訴諸強制性的法律制度規約社會秩序的同時，更要設身處地為民眾著想，在決策過程中充分考慮政策實施以后對民眾的切身影響，自覺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只有這樣才能降低政策實施的阻力，強化政府的執行效能，改善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并最終贏得民眾的支持和信任。

恕道與社會矛盾化解機制的完善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急劇的社會變遷帶來了各種社會矛盾的高發、頻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尤其是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有助于社會安定團結局面的形成。只有改進社會矛盾研判和化解機制，將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使矛盾得到有效解決，才能切實提升治理水平。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大多屬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人民內部矛盾，不具有對抗性，不屬于敵我問題，而屬于是非問題，因此用和平的方式、教育的方式、發展的方式加以解決才是恰當的。在《論語·顏淵》中孔子就曾明言，在處理訴訟這件事情上，自己和他人沒有什么區別，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做到沒有訴訟。息訟無訟的理想表明孔子真正關注的是為政的根本之道，而非細枝末節的技術性手段。唯有返歸于政治的根本，以禮讓為國才能徹底消除人與人之間的沖突與矛盾。盡管在現代社會無訟的理想很難完全實現，但盡最大努力對社會矛盾的發生進行提前研判，將矛盾化解機制前置，卻是符合恕道原則的正當之舉。

恕道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對于社會矛盾調處機制的改進?；谒〉赖囊?，采取民主的方法，通過民眾的自我教育，有助于實現社會整體的理性平和。比如，人民調解作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實踐形式，在解決民間糾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調解委員會可本著恕道的精神，采用教育、疏導、說服等方法，使得當事人在平等協商的氛圍中能夠自愿達成調解協議，進而滿足各方的合理訴求。在調解糾紛過程中，恕道訴諸每個人本有的道德自覺能力，要求當事人將心比心、設身處地適當替他人著想，從自我的具體情境出發去推想他者的處境，將他者納入自我的視域之中，進而最大限度化解雙方的分歧。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銜接、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在矛盾處于萌芽狀態時就予以化解，使矛盾在基層就獲得妥善解決。

與以往的管制或管理模式過于強調單一的剛性維穩方式不同，恕道原則運用于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要求治理主體將工作重心放置在源頭治理、事前預判和動態調解方面，有效降低維護穩定的制度成本。這種特殊的矛盾化解機制，需要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的政府機構以及履行社會治理職能的社會組織，都要承擔起預防和解決社會矛盾的共同責任，保持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在靈活高效的、富有彈性的體制機制中化解矛盾、處置沖突，促進良性社會秩序的構建。恕道原則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過程中的具體運用，既回應了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需求，也拉進了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的距離，無疑推進了社會問題的解決和人民民主的落實。

恕道與社會治理體系的優化

社會治理體系是指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制定的行政法規、行業章程、村規民約、生活禮俗等社會規范的總稱，它代表著民眾的共同意志，對于社會成員的行為產生有效的約束。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和運行必須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社會治理體系的優化則不僅要求體系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相互協調，更為重要的是體系所賴以建立的價值觀念能夠獲得廣泛認同。恕道作為一種倫理道德原則，不僅可以為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奠定堅實的價值基礎，還有助于消解社會戾氣，營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保障社會治理成效的持久穩定。

恕道要求治理者反求諸己，從自己之需求出發去推想民眾之需求，盡己所能地滿足人民的需要。孟子斷言，得天下之道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得到人民的支持在于獲得民心，獲得民心在于滿足老百姓的愿望，同時決不將他們所厭惡的東西施加到他們頭上。這一方法對于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同樣適用。在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過程中，以黨委和政府為代表的治理主體需要首先肩負起治理的職責，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實現人民利益作為社會治理的價值目標，不僅要全方位保障民眾的民生需求，還要努力拓寬渠道、創造條件滿足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需要。

恕道所要求的“從自我出發”決不意味著一種“自我中心主義”，而是要求治理者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顧及他人之感受，容忍他者與自我之間的差異，不能粗暴地將一己之好惡施加于他者身上。依照孔子的理解，一個人如果能做到深刻的自省和自我要求，不苛責他人，就會遠離怨恨?，F代社會治理體系的建設和維持，同樣離不開正視多元性、尊重多樣性的開放心態，唯有推行主張寬仁的恕道，才能實現淳厚美善的現代倫理秩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達成需要治理者端正自己的德行，以示范和榜樣的力量影響民眾的價值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釋放人民群眾中蘊藏的活力，就需要依據恕道原則，切實滿足民眾參與治理的需要，推動社會治理體系的開放性、協同性建設，拓寬各類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范圍和途徑，讓群眾能夠自主地決定事關自身利益的事務。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需要基于恕道原則，將政府的權威和治理體系本身建立在正義性和合法性的基礎上，從制度上和程序上保證共同體成員能夠公平公正地參與公共事務，只有這樣民眾才會基于理性認同和情感認同而主動維護社會秩序。

恕道作為成仁之方，不僅為個體修身提供了一條極具操作性的道路，其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反求諸己的道德要求，也有利于營造互利互助、合作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恕道需要行動主體具備深刻的反思意識和自覺能力，體證自我與他者的共同性，尊重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差異性，承認他者的合理訴求和正當利益，在一種共同體的視野中籌劃和展開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觀念對于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為西南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注：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傳統恕道現代轉化的具體路徑研究”（項目批準號：19YJCZH033）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于洪清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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