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我國地方黨政組織為完成上級機關下達的目標任務而采取的任務數量化分解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獎懲評價體系，壓力型體制在我國的形成、發(fā)展具有合乎黨情國情的內在邏輯。部分基層干部在壓力型體制下出現“達標焦慮”問題存有多重誘發(fā)因素，其中不適應超強工作任務而精疲力竭、能力素養(yǎng)匱乏而手忙腳亂、責任心缺失而不愿作為是重要原因。對此，要多措并舉，消解部分基層干部的“達標焦慮”，提高基層干部只爭朝夕的干勁、百折不撓的韌勁，為黨和人民事業(yè)提供堅強保證。

【關鍵詞】壓力型體制 基層干部 “達標焦慮”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基層干部作為黨和政府的中下層管理者、中央大政方針政策的具體執(zhí)行人，是最接近廣大群眾的一線國家工作人員，承擔著引領發(fā)展、維護穩(wěn)定、服務人民的重任。在擁有國家與社會雙重代理人身份的同時，基層干部亦是擁有獨立意志和自身利益的行為人。身處壓力型體制下多項任務指標層層傳導的神經末梢，部分基層干部表現出“達標焦慮”心理問題，在影響自身健康和工作成效的同時，更關涉到國家大政方針的落實和人民群眾的福祉。在關愛基層干部過程中，如何幫助基層干部應對壓力、消解焦慮，培育起他們自尊自愛、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心態(tài)，激發(fā)出他們勇立潮頭、奮力搏擊、銳意進取的干勁，為黨和人民事業(yè)提供堅強保證，需要深入思考。

壓力型體制下工作壓力不可避免

作為黨政組織工作運行方式的一種理論描述，“壓力型體制”特指我國地方黨政組織為完成上級機關下達的目標任務而采取的任務數量化分解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獎懲評價體系。具體來說，基于宏觀目標指引，上級黨政機關對目標任務以指標方式進行量化分解，以簽訂目標責任書形式，層層落實到下級組織和個人，令其在規(guī)定時間內完成任務。上級機關最后根據下級組織和個人的任務完成情況給予其相應的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獎懲。

壓力型體制作為我國黨政組織的工作運行方式，具有三個基本要素結構，即數量化的任務分解機制、各部門共同參與的問題解決機制、物質化的多層次評價體系。首先是數量化的任務分解機制：上級機關將目標任務量化分解為精細的數量指標，通過簽訂目標責任書等形式將任務指標層層傳導，最后直到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要求其全力以赴并在規(guī)定時間內完成各項任務指標。其次是各部門共同參與的問題解決機制：在壓力型體制下，上級機關制定的目標任務，常被冠以“政治任務”形式，并輔以“一票否決”的獎懲評價，要求下級組織采取“一把手”方式貫徹落實。下級組織和個人接到任務后，及時調整資源和工作重心以確保下達任務按照其量化指標體系的要求全面按時完成。最后是物質化多層次評價體系：上級機關對照指標體系對下級組織和個人的任務完成情況給予多層次評價，對于任務指標完成得好的組織和個人，在給予先進稱號、發(fā)放獎金、提高薪資等精神和物質獎勵的同時，亦可能輔以晉級提拔等政治激勵。而一旦下級組織和個人沒能達到指標要求，先進評獎、提拔晉升等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我國壓力型體制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全國各地不斷加快的經濟發(fā)展步伐，中西部地方黨政組織開始推行目標管理責任制以加快發(fā)展速度，實現經濟趕超規(guī)劃。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地方擴展至中央的壓力型體制逐漸形成、發(fā)展完善，并延續(xù)至今。壓力型體制在我國的形成、發(fā)展具有其客觀現實性和邏輯必然性。首先，壓力型體制與黨的自我壓力驅動有著深層次的內在邏輯關系。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一次次災難和困境中，始終帶領全國人民化危為機，在走出困境的同時，更取得超乎世界想象的巨大成就，黨的內生壓力以及建立其上的自我壓力驅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其次，壓力型體制與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領導制度內在契合。正是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強大的動員力、滲透力、凝聚力和執(zhí)行力，實現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部署高效有序地自上而下層層傳導和嚴格執(zhí)行。最后，壓力型體制生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yōu)勢。在壓力型體制下，通過給某些目標任務以“政治任務”的形式，提高它們在各級政府所承擔的諸多責任中的地位，突出它們的重要程度，能夠有效控制下級組織和個人的消極抵觸或執(zhí)行不力的思想和行為，實現政令統一，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以有力貫徹落實，推動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和各項工作的圓滿完成。

部分基層干部因任務壓力而產生“達標焦慮”

在經濟發(fā)展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中，我國壓力型體制的良性運行突出了地方各級黨政組織和個人，尤其是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所要承擔的主要責任和必須實現的明確目標，推動了重要問題和關鍵難題的有效解決，確保了國家大政方針的貫徹落實和人民群眾的幸福安康。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部分基層干部在多項任務指標層層傳導的壓力型體制下表現出的“達標焦慮”心理問題。這些問題在困擾基層干部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中央政策的落實和人民幸福的追求。追根溯源，部分基層干部“達標焦慮”的誘發(fā)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面：

不適應超強工作任務，精疲力竭而引發(fā)“達標焦慮”。“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作為龐大組織系統的“輸出”終端，基層干部處于國家與社會的接合部，承受了較大的行政壓力和社會壓力。在壓力型體制層層加碼的“漏斗效應”下，基層干部通常面臨比預期目標任務更多的超額任務，其中不乏與“一票否決”掛鉤的關鍵指標任務。上級機關強調的是結果導向與量化考核，對完不成任務的基層干部輕則“刮胡子”，重則“摘帽子”。在“一手烏紗帽、一手高指標”的壓力驅動下，上級機關的各種經濟、環(huán)保、穩(wěn)定、安全、綜合治理等任務指標就像無形的鞭子，使基層干部不敢有絲毫的懈怠與松弛，日日疲于奔命，夜夜心事重重，心理長期處于緊張狀態(tài)。部分基層干部的“達標焦慮”由此而生。基層干部不僅是國家與社會的雙重代理人，同時還是擁有獨立意志和自身利益的行為人。受精疲力竭、“達標焦慮”的負面影響，面對決定其升降去留的壓力型“政績”指標時,少數基層干部的工作思路可能會偏向不正確的“自保之道”，即保證身份位置穩(wěn)固的“消極于任務，敷衍應付；積極于達標，費盡心思”的工作邏輯，淡忘了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他們將完成考核指標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作為工作的核心目標，在由多個單項任務組成的“任務叢”中進行選擇性執(zhí)行，當任務本身的“可視化程度”不足時，他們就消極應對，敷衍了事；面對權重指標，則不顧一切地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以既無行動過程又無實質效果的“名義達標”“數字達標”欺騙上級，蒙混過關。

能力素養(yǎng)匱乏，手忙腳亂而引發(fā)“達標焦慮”。“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近幾十年來，世界形勢整體和平，發(fā)展環(huán)境相對寬松，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yè)一路披荊斬棘，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巨大成就。部分基層干部坐慣了順風車，開慣了直行道，一定程度上懈怠了學習主動性，放松了提升素養(yǎng)的要求。他們缺乏掌握引領和駕馭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本領與能力，缺乏做新時代群眾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出現了不悟新政、不學新業(yè)、不求新知而導致的能力素養(yǎng)匱乏問題。可以這樣說，過去工作干事基本是只看結果，不問過程；新時代黨政工作則是先問過程，后看結果，既架了“高壓線”、又多了“緊箍咒”。少數基層干部在既往思維方式和工作模式被打破后，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常常在工作中感到力不從心，陷入了“老辦法不管用、不頂用，新辦法不會用、不敢用”的尷尬境地。“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在新時代壓力型體制下，面對層層下沉的任務和指標，少數基層干部的壓力陡然增大，抱怨“為官不易”，產生“達標焦慮”。他們開展工作不得要領、力不從心、手忙腳亂，被現實無奈所迫，或者在日常工作中找尋慣例、人云亦云，靠“堆盆景”“造風景”、做表面文章、使花拳繡腿“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或者對職責不清晰的工作推諉扯皮，選擇繞過阻礙、躲避矛盾，明哲保身，不敢擔當作為。

官本位作祟、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不愿擔當、不想作為而引發(fā)“達標焦慮”。習近平總書記曾嚴厲指出，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些黨員干部出行這樣那樣的問題，說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壓力型體制下少數基層干部出現“達標焦慮”與他們在理想信念和精神情操上缺了“鈣”、得了“軟骨病”，官本位作祟、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而不愿擔當、不想作為密切相關。正是少數基層干部的官本位作祟、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讓“達標焦慮”的心理問題與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形影不離、難舍難分。他們首先是怕擔責任，不敢作為。面對自上而下的層層壓力，高度緊張、精疲力竭，抱著“寧愿少干事不干事，也要保證不出事”的觀念，想方設法規(guī)避責任風險，“達標焦慮”自然出現。其次是患得患失，不愿作為。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事業(yè)僅僅當作自己的謀生職業(yè)，工作沒有積極性，得過且過，在壓力型體制下很容易出現“達標焦慮”。最后是利益受損，不想作為。隨著我國反腐行動與依法治國的縱深推進，少數基層干部感到“當官沒‘錢’途”，他們在思想上不認真思考黨的事業(yè)和人民的幸福，工作上更是敷衍了事、被動應付。越是消極被動的工作態(tài)度，越是容易出現“達標焦慮”心理問題。

消解部分基層干部“達標焦慮”的科學路徑

改革創(chuàng)新壓力型體制，為基層干部卸負減壓。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也帶來黨政組織工作要求的變化和基層干部壓力來源的變化。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經濟發(fā)展由過去片面追求量的增長轉向強調提質增效，追求經濟發(fā)展質的提升。這就要求各級黨政組織在推動經濟繼續(xù)穩(wěn)步增長的同時，著力完成結構轉型、產業(yè)優(yōu)化的工作任務。此外，還要高度關注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生態(tài)環(huán)境優(yōu)化、社會治理有序等現代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與此相應，基層干部所面臨的壓力也從過去主要圍繞經濟發(fā)展，“唯GDP論英雄”的單項壓力，轉向在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的同時，加強黨的建設、優(yōu)化環(huán)境、促進公平正義的綜合壓力。基于中國發(fā)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伴隨“以人民為中心”發(fā)展觀念的樹立，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huán)保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長。這些多維度的愿望訴求對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工作提出更高更全面要求，這些要求很難再像過去那樣以“一刀切”的數字化指標方式簡單考量。與此同時，對于全面深化改革而言，頻繁的社會動員，靠層層施加壓力來驅動黨政組織運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這就要求對我國現行壓力型體制進行改革創(chuàng)新，完善干部考核獎懲機制，強調法制化建設，提高公共服務在黨政組織和基層干部工作職責中的權重。

強化理想信念教育，增進基層干部的使命擔當。堅定的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永不言敗、自強不息的精神支柱。基層干部只有思想認識到位，理想信念崇高，才能在繁雜的工作任務面前，既積極主動地消解“達標焦慮”，變壓力為動力，正向發(fā)展，又努力實現各項工作抓得準、做得實，忙出人民的美好生活。基層干部消解“達標焦慮”，必須在思想根源上正本固元、自我凈化。全體黨員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都要在對馬克思主義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懂、悟透的基礎上，自覺增強對馬克思主義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政治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以此克服自身的浮躁之氣，解決好權力觀、地位觀、政績觀、利益觀等觸及靈魂深處的人生大問題，在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高度統一中涵養(yǎng)高尚情操、錘煉政治品格，自覺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用講政治、顧大局、勇擔當的政治情懷詮釋對黨的忠誠和人民的赤誠。

加強專業(yè)技能培訓，提升基層干部的執(zhí)政本領。面對新型壓力體制下諸多不適應，基層干部消解“達標焦慮”不僅需要努力提升自身的理想信念，還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能力本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領導干部不僅要有擔當的寬肩膀，還得有成事的真本領。既要大膽講政治，又要善于講政治；既要矢志抓發(fā)展，又要善于抓發(fā)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問題，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問題；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覺，又要有會干事、干成事的本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伴隨著黨和國家事業(yè)的日益發(fā)展，對基層干部能力和素養(yǎng)的要求越來越高，需要基層干部增強本領、提升素養(yǎng)、善于擔當。本著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信念和決心，基層干部應自覺堅持“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原則，把對馬克思主義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成果，積極主動地轉化為執(zhí)政本領中化解矛盾的能力、攻堅克難的精神、銳意進取的氣魄、真抓實干的行動，既與時俱進更新觀念、掌握新技，成為工作的“行家里手”和“多面手”，又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鍛造成召之即來、來之能戰(zhàn)、戰(zhàn)之必勝的“烈火真金”。

健全激勵關愛機制，紓解基層干部的身心壓力。穩(wěn)定持續(xù)地消解基層干部的“達標焦慮”，各級黨政組織考核監(jiān)管、激勵關愛的制度建設意義重大，不可或缺。上級黨政機關通過科學制定和嚴格執(zhí)行“唯才是舉，量才使用”的干部考核制度和“為官務必做事，做事務求實效”的工作監(jiān)管機制，營造出“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政治氛圍和“有為才有位，有位需有為”的政治生態(tài)，確保秉持實干、成績卓著的基層干部能及時脫穎而出，以此調動廣大基層干部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激勵廣大基層干部積極主動地化壓力為動力，在干事創(chuàng)業(yè)中消解“達標焦慮”。健全關愛機制與完善監(jiān)管制度對消解基層干部的“達標焦慮”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上級黨政機關堅持嚴管和厚愛的有機統一、問責和關心的內在融合，既實事求是、依規(guī)依紀依法嚴肅問責，敢抓善管，曬出“負面清單”，通過體現上級機關的監(jiān)管力度，倒逼、鞭策沉溺于“名義達標”“數字達標”的基層干部隨時“自我體檢”、及時“自我修復”；又科學制定和嚴格執(zhí)行“權責利相統一”的人事待遇政策，給基層干部撐腰鼓勁、對基層干部關愛寬容，讓基層干部生活體面，通過體現上級機關的關懷溫度，讓“想干事、有作為”的基層干部有“敢干事”的干勁、“干成事”的奔頭，激發(fā)基層干部辦實事、出實招、講實效的主動性，鼓勵基層干部崇尚實干、不務虛功的工作作風，幫助基層干部在激勵關愛中紓解“達標焦慮”。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所所長）

【注：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chuàng)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思想政治研究課題“高校思政課政治性和學理性內在統一研究”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楊雪冬：《壓力型體制：一個概念的簡明史》，《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

②萬雪芬：《黨的自我調適能力：壓力驅動和壓力型體制的演變及發(fā)展》，《理論導刊》，2020年第3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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