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右翼在單邊主義和反華道路上漸行漸遠，嚴重危害國際抗疫合作、中美關系以及世界穩定。從前，美國以國際秩序主導者自居，要求其他國家“社會化”并遵守規則，將不守規則的國家稱為“麻煩制造者”；現今，美國成為秩序的破壞者，不僅退出多個國際組織，與多國展開貿易摩擦，而且在疫情期間瘋狂推卸責任，破壞國際抗疫大局。為何美國會出現這種急劇轉變？美國政府在本年度的霸凌主義行為又將如何影響中美關系以及世界格局？筆者認為，霸凌主義行為表現出美國內部在維護和破壞國際秩序上發生分歧，內部分裂和矛盾外移是霸凌主義行為出現的內因。

霸凌主義行為往往伴隨著對權力和優勢地位的濫用

“霸凌主義”是一個近年出現頻率較高的概念，經常用來形容一些國家利用自身優勢地位壓迫和剝削他國的不公正政策。霸凌是欺負（bullying）的英語音譯，通常用于學齡青少年間的校園暴力。在國際關系領域，霸凌主義行為往往伴隨著對權力和優勢地位的濫用，例如美國的“關稅大棒”和以“國家安全”為由的企業審查。由于受害者缺乏報復手段，食髓知味的霸凌者往往反復使用其力量優勢獲利。關于霸凌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關系，有學者認為，“霸凌主義遠較霸權主義溫和”，且“不具有身份上識別敵我的含義，只具有不贊成對方行為的含義”。霸權主義的運用對象通常是仆從國或者霸主試圖支配的敵人，手段多為直接運用優勢權力干涉他者內政；而霸凌主義行為不需要明顯的支配關系，即使在具備一定結構和秩序規則的環境中也會發生。

總體而言，霸凌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核心都是單邊行動和對優勢權力的濫用；霸凌主義是權力優勢方在試圖支配他者、但不愿徹底破壞秩序時采取的挑釁行為，也是當今多極世界格局下美國單邊主義外交的主要表現形式。從美國目前的霸凌主義行為可以看出其混合策略，即其一方面希望維持國際基本秩序，并利用秩序獲得打壓別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則在短期利益誘惑下頻繁透支自身信譽。美國之所以采取這種策略，是因為國際秩序既是權力競爭狀態又是一種國家行為約束機制。由于美國掌控了對行為規范的定義權，因此其可以采取雙重標準。

美國一度致力于建立基于國際合作和協商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二戰后的美國建立了聯合國等國際政治組織，以及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經濟合作組織，試圖建立以國際組織和談判為規范性框架、以現實主義為根基的世界秩序。但需要注意的是，二戰后世界秩序的底層規則仍然是現實主義，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的霸權行徑、冷戰后北約國家干涉多國內政，都是國際關系弱肉強食本質的體現，這是由各國權力稟賦不平等造成的；國際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將這種不平等“內化”為各國需要遵守的國際規則，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中的否決權、國際援助的附加條件等。但總體而言，國際組織的出現避免了核大國的軍事沖突，無論是對美國還是對其他國家都是利大于弊的。

不可否認，美國為了維護國際組織的合法性付出了一些短期代價，如不能明目張膽地侵占他國領土等；但美國政府也從其主導的國際規則中獲得了“合法性”，能夠通過聯合國等平臺懲罰、約束其競爭對手，甚至逼迫他國向美國資本打開市場。應該說，美國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是當前國際規則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并不是每個美國人都會從全球秩序中均等受益，這就導致了社會分化。長期以來，美國推廣新自由主義，呼吁各國開放市場，全球化程度空前加強。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生，美國跨國企業和金融家們從全世界賺取財富，美國消費者從欠發達地區獲取價格低廉的農業、輕工業產品以及資源，全球的精英勞動力和創新人才向美國聚集。然而，美國的傳統制造業卻失去了競爭力，從企業到工人都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

經濟矛盾最終轉化為美國社會的五大矛盾。第一是“上下”，即貧富差距。財富快速向最上層聚集，最富有的少數人的財富增長速度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有限的財富再分配無法緩解貧富鴻溝。中產階級不僅不在財富再分配的受惠范圍內，而且還要面對不斷上漲的教育、住房、保險等花銷，生活質量日益下降。美國最富裕的1%主要集中在金融、科技等產業，跨國巨頭將工作崗位“外移”，這些都引起了美國社會尤其是經濟民族主義者的不滿。第二是“左右”，即國內意識形態矛盾。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激進左派呼吁增加福利，激進右派主張削減政府支出和減稅；左右翼都涌現出了民粹主義政客和社會運動，加劇了意識形態對立。第三是“黑白”，即種族問題和身份政治。隨著美國不斷地吸引移民，大城市形成了多元化的生活環境，無論是從事高科技的技術移民，還是提供低端勞動力的拉美移民，都融入了城市生態圈；此外，大城市居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較高，因此形成了鼓勵種族多元化的進步主義政治風潮。但需要注意的是，以鄉村居民和白人為主的保守派則對移民問題包括非法移民犯罪和宗教極端主義感到擔憂，并對美國左派的平權運動心生反感。美國黑人與警察的矛盾長期存在，在近年來成為身份政治的中心議題，衍生出“安提法”等激進左翼運動。第四是“虛實”，即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矛盾。亞馬遜等網絡商業巨頭剝奪了美國實體零售業的就業機會，硅谷的高科技公司、華爾街的金融公司難以提供大量的工作崗位，但卻成為美國經濟的引擎。第五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矛盾，它也是上述所有矛盾的集合體。貧富、產業、意識形態分化帶來了反智主義，主要體現為鄉村“紅脖子”對進步主義政策和文化的反彈。

2020年度霸凌主義的鮮明特征：同時存在“維護規則”和“破壞規則”兩套策略

內部矛盾令美國社會感到焦慮。在中美建交之初，里根總統考慮到蘇聯的威脅，與中國建立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甚至一度取消對華軍事出口限制。事實上，美國絕對是中美親善的受益者，中國不僅分擔了對抗蘇聯的壓力，也為美國資本提供了嶄新的市場，還增加了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合法性。然而，隨著蘇聯威脅的消失，“中國威脅論”在美國逐步獲得市場；除了警惕中國的發展外，美國政客也因未能實現“和平演變”感到失望。但總體而言，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時期的美國政府都大致遵循了里根和老布什的外交原則，認為對華接觸政策能夠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美國也會從中獲益。但到了特朗普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官方文件明確指定中國為美國安全的首要威脅，分裂的美國社會開始在反華的大方向上達成一致。可以說，在內部矛盾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樂于通過輸出矛盾的方式緩解壓力。

霸凌主義的大背景正是美國近期的反華氛圍。美國多個集團競相反華，但它們之間的社會矛盾和政見不統一問題并沒有解決，黨爭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于是，美國社會出現了一種現象：一方面，兩黨爭相反華，特朗普攻擊民主黨政客為“北京拜登”，民主黨聲稱特朗普是“中國的好幫手”；另一方面，雙方又采取不同的政策，在黨爭中相互拆臺。舉例而言，在經濟領域，面對中國國力增強、率領新興市場國家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態勢，美國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協定等，企圖撇開中國建立“高水平”的貿易同盟。

由于美國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又有多個利益集團在決策圈中發力，因而當前美國同時存在“維護規則”和“破壞規則”兩套策略。美國當前的霸凌主義行為是試圖在享受規則賦予的合法性的同時破壞規則，實現短期利益。美國當前的反華政策無不強調其合法性，如聲稱制裁華為和中興是因為這兩家公司與伊朗貿易，違反了“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在必須破壞規則的情況下，美國積極謀求拉幫結派以及孤立中國，如聲稱華為公司的通信技術危害美國與其盟友的安全合作，要求歐洲國家加入“網絡清潔”計劃。

由于缺乏國際社會的有效制約，霸凌方同時成為規則的“執法者”和“破壞者”

客觀而言，美國仍然是唯一的超級大國。首先，美國在多個領域擁有巨大的“硬實力”，近期的技術封鎖體現出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雄厚積累；雖然一些歐洲、日韓企業擁有相對獨立的研發和生產能力，但卻不可避免地依賴美國的專利技術、精密部件，甚至由美國資本控股。其次，美國在意識形態方面擁有優勢。美國雖然維護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等級制世界秩序，采用單邊主義行動，對不服從的國家進行“懲罰”，卻也自稱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維護者。歐洲各國、日本等國家主張一種顛覆大國政治秩序、讓小國與二戰后大國平權的所謂“多邊主義”。因而，歐日等國家更傾向于美國，這也是美國有恃無恐進行霸凌主義的原因。再次，美國在外交方面有著充分的制度和人才積累。不但官方工作細致，而且在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政治活動等方面也擁有充分經驗。雖然美國政府對歐日等國家均進行過貿易制裁，但他們仍能夠很快達成妥協，美歐、美日之間的貿易談判磋商機制也還存在。最后，美國自身黨爭激烈，政策轉向頻繁，被霸凌的國家難以對美國政黨、政客進行追責。

我們同時應該看到，美國尚未開始主動顛覆國際秩序，而是運用自身在現有國際秩序里的意識形態優勢、政治同盟優勢、貿易技術優勢遏制別國；雖然美國在經貿和外交等“常規”領域愈發不擇手段，但其退出主要國際組織和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仍然較低。

未來，霸凌主義趨勢或將長期存在，對此，我們應努力在發展中尋求破局機遇

不可否認，面對美國的霸凌主義行為，我國客觀上處于弱勢地位。第一，我國缺乏對美國的有效反制工具，高通和蘋果等公司并不是美國政府的支持者，對其進行對等制裁有可能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第二，我國缺乏對第三方的影響力，尤其缺乏話語權。由于歷史淵源、意識形態等原因，歐洲國家甚至日本等國家的反華勢力仍然存在，并沒有因為美國政府挑起貿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有所改變。第三，我國處于戰略守勢，攻方目前采取“多管齊下”的戰略，能夠主動選擇下一場爭端的時間、地點和內容。第四，相比能源儲備豐富的美國，我國在資源領域仍然存在一定的脆弱性。這些都證明我國在今后幾年里將處于戰略守勢。可以預見，未來一段時間美國的混合策略不會停止，諸如封殺中國公司的霸凌主義行為會反復出現。

對此，我國需要進行幾方面的應對準備。第一是“修煉內功”。應該借助國內市場率先恢復的良機努力發展經濟內循環，通過保障民生、發展就業來拉動內需。美國與歐洲諸國、日韓的經濟互補性有限，這意味著西方資本將難以舍棄中國的工廠和市場。第二是“修煉外功”。事實證明，在道德層面上對美國的譴責是事倍功半的，因為美國并沒有放棄對國際秩序的定義權。因此，我國仍需大力發展現代化、努力提高軍事力量，震懾試圖鋌而走險的民粹主義政客。第三是切實推動多邊外交，培養自身的國際領導力。我國與歐洲、日本、俄羅斯等主要勢力的關系較為穩定，但“中—美—第三方”三角關系的主動權往往被美國掌握。當前美國政府公然踐踏國家交往規則，國際秩序內的主要國家或作壁上觀，或站隊美國。對此，我國應積極推動多邊合作，打破美國鷹派在大國關系上孤立中國的戰略圖謀。我國在對復雜國際問題的治理、調和國家間矛盾方面仍然缺乏經驗，解決爭議較大的國際問題仍然依賴于“一對一談判”的老路，這種弱點容易被擁有戰略主動權、自冷戰時期便熟悉三角博弈的美國利用。如何在多邊外交中爭取盟友、打破包圍，如何與歐、俄、日、東盟等伙伴打破隔閡尋求合作，可以說是當前我國面臨的首要挑戰。第四是分化美國反華勢力。蓬佩奧等政客頻頻叫囂“新冷戰”，但美國內部在反華方式上尚未達成共識；民粹主義支持者中不乏不愿意打熱戰的孤立主義者，部分州、企業和政客甚至反對貿易摩擦。對于反對霸凌主義行為的美國企業、政客和社團，我國應積極接觸。此外，要挫敗霸凌主義者的囂張氣焰，必須設法對其背后的利益鏈條進行有效打擊。

面對美國的霸凌主義行為，我國尤其要警惕“投降論”和“速勝論”兩種思想傾向。本年度，美國的猛烈攻勢令“投降論”沉渣泛起，這是必須予以警惕的。與此同時，中美在疫情處理上的差異也令一些人盲目樂觀，夸大美國與其盟友的分歧，高估國際社會公正調解霸凌現象的能力。事實證明，美國依然具有單邊行動的軍事、經濟以及話語實力，也仍然保有幾百年積蓄的外交資源，與一些盟友仍保持著強有力的合作關系。隨著美國開啟霸凌主義的惡例，“五眼聯盟”國家和印度，甚至歐陸國家和日韓都有可能繼續跟進，5G通信合作和“中國賠償論”的發展都證實了這種危險。未來，霸凌主義趨勢或將長期存在，對此，我們應努力在發展中尋求破局機遇。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劉冰若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