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進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制度是深深嵌入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現實之中的。一種制度只有與自身的歷史、文化高度融合，才能最好地發揮其效能。而分析一種制度的效能，也應該考慮到其歷史文化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因素相結合的結果。在決策效率上，中國與西方存在的制度差異，也有文化因素的影子。
東西方文化差異迥然，就對政治制度的影響而言，最突出的可能有以下幾點。一是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東方文化的內斂性。西方文化發源于古希臘沿海島嶼地區，貧瘠的土地使當地人民不得不向海洋尋求滿足生活的資源，從而造就了西方文化中冒險進取的外向型品格；中國文化則起源于非常適于耕種的黃河流域，形成于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導致了這種文化的內斂性以及和平溫順的性格。二是西方文化的競爭性和東方文化的中庸性。西方文明最早起源于古希臘一些互不隸屬的小城邦，這些小城邦在相互競爭中求得生存，從而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影響深遠的獨立意識和個人主義，個人是中心、是目的、是最高價值，為了實現個人的價值，必須與他人進行競爭；中國文化誕生于農耕文化，更強調合作精神和集體主義，在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時，更推薦一種中庸精神，倡導“不爭之德”。三是西方文化的排他性與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西方文化更注重人內心的陰暗面和罪惡本性，亞里士多德就指出人類具有罪惡本性，失德之人會貪婪無厭，成為危害城邦的最骯臟、最殘暴的野獸，而基督教也認為人生而有罪。而中國文化更看重人的可塑性，主張“人之初，性本善”，強調合作共事的可能；在處理事物個體之間的關系時，則采取一種關系性思維，認為事物是相互關聯的，體現的是一種互容性辯證法，主張對立物之間以一種非沖突方式互動。陳獨秀在比較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時候指出：“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徹頭徹尾，個人主義之民族也。宗法社會以家為本，而個人無權力，一家之人聽家長。”
正是基于外向型文化性格和個人主義，西方文化特別強調人與人之間、黨派與黨派之間的競爭；而對人性的懷疑，使西方國家在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時候，是以防備他人的心理作為邏輯的起點，設計出了相互牽制、相互防備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能夠防止公共權力落入個別人手中，防止個人獨裁和專斷的出現，但也容易造成政黨之間、政府部門之間的沖突與摩擦、相互拆臺從而無謂的消耗。而中國文化的內斂與中庸性格，產生的是一種和合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和對權威的服從，這種文化更容易形成有效率的決策體制。明白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當代制度對效率的選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在內的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實現了對西方文化中個體主義的超越，馬克思認為，個人行為所能實現的利益是由整體社會結構決定的，“私人利益本身已經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會所創造的條件下并使用社會所提供的手段，才能達到；也就是說，私人利益是與這些條件和手段的再生產相聯系的。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內容以及實現的形式和手段是不由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決定的”。馬克思跳出了個體主義的分析框架，從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來分析制度，是一種科學的整體主義制度觀。馬克思主義制度觀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是中國特色“議行合一”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得以確立并不斷發展的深刻的文化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