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技術變革對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模式以及全球發展格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新技術不僅為國家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還推動著文化的不斷演進和制度的不斷革新。技術革命是大勢所趨，但是新技術在國家治理中的應用也伴隨著一定的風險。我們需要興利除弊，將新技術和國家治理進行深度融合，推動技術進步和國家治理現代化。
關鍵詞: 新技術變革 國家治理 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新技術變革引發國家治理模式的變革
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技術變革都伴隨著國家治理模式的根本性改變。火種和耒耜的出現提高了農業產出，進而淘汰了原始部落；青銅器的出現使遠征成為可能，國家的疆土開始外拓；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出現的蒸汽機讓工廠替代了手工作坊，讓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短短幾十年就讓中國這個當時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從“天朝上國”的自我陶醉中跌下神壇，傳統小農經濟被徹底打敗；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出現的電力技術推動了電燈、電話、電力機車、電視、電影的發明，令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了深刻變革，國家間的聯系和競爭也拓展到了新的深度；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出現的計算機技術更是將現代國家的治理水平帶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國家治理所需的工具和手段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治理的復雜性也隨之大大提高。
與歷史上的技術變革相比，當下在人工智能、移動互聯、云計算、區塊鏈、量子通訊、生物技術等諸多領域均不斷涌現出革命性的新技術，這必將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引發一場更為深刻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在這次變革中，信息、生物、物理和數字技術將深入融合，新技術的觸角幾乎延伸到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所能企及的所有空間和維度，必將在深度、速度和廣度上深刻改變我們今天所認知的世界，對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模式以及全球發展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可以說，科學技術已真正成為第一生產力。
國家治理的本質是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會反作用于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我們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新一輪技術革命不僅沖刷著傳統國家理論的支柱性概念——暴力、戰爭、疆域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讓國家治理的核心要素經受著新的洗禮——對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的理解和要求越來越高。
總的來說，新一輪技術革命對國家治理模式變革的推動作用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技術層面上為國家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移動互聯和大數據技術實現了疫情期間對病毒傳播途徑和易感染人群的精準搜尋；云計算和云存儲技術讓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大大降低，移動網絡又讓社會公眾接觸公共服務的成本趨近于零；北斗導航系統的建立為我國交通運輸、農林漁業、水文監測、氣象測報、通信系統、電力調度、救災減災、公共安全等各個領域提供了基礎性的技術支持。
第二，新技術本身也推動著文化的不斷演進以及制度的不斷革新。高鐵技術的迅猛發展使我國成為全球高鐵運營里程最長的國家，高鐵也成為我國對外宣傳的名片，向海外展示著中國基建的強大實力；基于大數據技術的金稅三期工程讓企業偷稅、逃稅無處遁形，政府稅收征管成本大大降低，國地稅合并也變得水到渠成。
總之，新一輪技術革命不僅為政府治理提供了工具，同時也要求政府本身需要具備更高的治理水平。隨著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國家治理的理念和邏輯也要進行革命性調整。我們需要深刻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邏輯，構筑一個與當前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即建立以文化、制度和技術為核心的三位一體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
雖然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但技術的應用卻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消滅愚昧和貧困、帶來技術紅利的同時，也可能帶給人類災難和痛苦。工業機器人的大規模使用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可能會導致大量勞動力失業，特別是容易被機器替代的低端勞動力，這又會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拉大社會貧富差距；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在預防和治療癌癥、延長壽命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倫理問題。科技的發達程度越高，可能產生的風險和危害也越大。但是，技術革命是大勢所趨，它不會因任何人的意志而停滯不前，我們需要興利除弊，將新技術和國家治理進行深度融合，推動技術進步和國家治理向前邁出更大一步。
新技術與國家治理的方式與手段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迭代更新，國家治理也逐步從信息化階段轉入數字化階段，并向智慧化階段邁進。技術的創新與國家治理的變革相輔相成，每一次新技術的應用都可以解決或克服國家治理中的棘手問題，同時，每一次新技術的出現也會使國家治理面臨新的挑戰。縱觀整個國家治理的發展進程，新技術的應用主要在三個方面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第一，提升單個行政機構的治理效率；第二，促進跨機構之間的協同治理；第三，推進政民合作與社會共治。
面對新技術的出現，國家的態度也分為三種：第一，對有利于社會和諧發展的表現出積極支持的態度；第二，對有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進行明令禁止；第三，對那些在國家治理層面利大于弊的技術，一方面鼓勵其發展與應用，另一方面對其采取嚴格監管以防止其對國家與人民的利益造成損失。新技術的出現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新技術的存在也是服務于人類活動的。國家治理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正確引導新技術更好地為人類社會發展與國家安全服務。
新技術與國家治理的體制機制建設
國家行政管理承擔著按照黨和國家決策部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管理社會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因此，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新技術不僅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驅動力，也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社會發展良性循環的核心部件。以數字政府建設為例，行政機關數字化轉型不是簡單地依托數字技術提升行政效能，而是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創新行政方式、優化行政職能，使跨部門之間的權責更加協同。此外，我們還需注意到，新技術本身只能起到輔助決策的作用，如果要建立更加科學的行政決策機制，則還需要從國家治理層面進行頂層設計。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國家治理應以人民為中心，以民眾需求為導向，重視民生服務，讓新技術帶來的便利惠及百姓。
具體來說，首先應通過先進的科學技術應用，縮小數字鴻溝，讓人民群眾真正體驗到依托新技術的行政服務帶來的便捷和高效，從而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其次，應持續推進便民智慧服務體系建設，聚焦民眾所關心的領域，構建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務體系。最后，應利用新技術構建全新的政府與群眾的溝通模式，為營造和諧的政民互動環境打好堅實基礎。
新技術與國家治理的法治建設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科學、合理的體制機制，也需要健全的法治保障。無論是建設數字政府還是發展數字經濟，都需要法治建設作為基礎性支撐。有了法治建設作為支撐，新技術在國家治理中的具體應用才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歸根到底，依托新技術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一定需要依賴于法治建設。
法律法規制度有國家層面的，也有地方層面的，這又會使得新技術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整體協調的問題。如果在新技術應用過程中出臺的一些新規定與現有法律法規發生沖突，這將會使得一些改革措施可能無法實施。比如，目前各個地方政府成立的大數據資源管理局，本是為了協調新技術在地方政府的應用和推廣，但數據的上傳、使用、監督以及銷毀卻與現有法律法規存在大量不協調、不一致的問題，從而滋生潛在的法律風險。因此，在國家治理依托新技術進行變革的過程中，各級立法機關需要因時立法、因勢修法，各級黨和國家機關以及領導干部也應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從而利用法治方式深化行政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
新技術與國家治理的文化建設
文化軟實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也需要以文化的發展和傳承為條件，以文化的繁榮興盛為支撐。比如，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我們可以思考如何利用新興的科學技術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打造受群眾歡迎的文化精品。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國家可以為文化創意產品的創作生產與傳播推廣提供激勵機制，為群眾性文化活動的開展提供技術支持，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新技術的應用可以讓國家更了解人民。只有在正確理解民意的基礎上，國家才能建立有效的輿論引導機制。新技術的產生也是為了更好地輔助人類活動，它本身雖然不是新的文化，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在人民創造文化、塑造文化的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技術支撐作用，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紅色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進行傳播和賦能，進而將文化動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總之，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不僅改變著國家治理的方式和手段，甚至可能也會重新定義和塑造政府、市場以及社會。內生于技術革命中的機遇和風險并存。基于個體主義的西方市場經濟是滿足傳統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大生產時代需要的經濟體制，而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可能會催生出更為復雜的經濟主體、社會結構以及一系列現象級的新生社會物種和政治物種，它們可能是虛擬化的個體或家庭，也可能是集合了權力、技術和資本的“超級權力體”。新技術時代，國家需要引進和吸收新的技術治理手段，吸納新技術因素、團結新技術力量，實現科學技術與國家治理在各個領域的深度融合，共同構筑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構和高效的安全預警機制，增強國家綜合治理能力，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收入分配與現代財政學科創新引智基地主任】
責編：周素麗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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