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脖子”問題是近幾年縈繞在我國科技創新領域的一個大問題，正確認識和處理“卡脖子”問題對于優化我國創新生態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為此，要提升科技資源的組織水平、集中優勢資源打好攻堅戰，尊重科學規律和市場規律、區別不同性質的問題，推動國際規則體系改革完善、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產業技術交易秩序，并不斷優化創新生態體系，做好迎接世界科技創新中心到來的準備。
關鍵詞:“卡脖子”問題 創新生態體系 科技創新
【中圖分類號】G322 【文獻標識碼】A
解決“卡脖子”問題需要加強科技創新資源的組織能力建設
正確認識“卡脖子”問題的性質和特點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科技創新水平已經獲得巨大飛躍和提升，成為科技創新領域的“準強國”，具備了科技創新的堅實物質基礎、知識和人才儲備。2019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已經增長到2.21萬億元，總量僅次于美國，研發投入占GDP比例也增長到2.23%。同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2020年我國的排名已經躍升至第14位，位于所有發展中國家前列。這些指標表明，我國已初步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經過堅持不懈的自主創新努力，過去很多“卡脖子”的技術和問題已經得到突破，最典型的如5G。在3G、4G階段，我們屬于跟跑、并跑水平，現在我國5G核心專利數占世界第一，并率先實現了5G商用，我國5G基站數已經超過60萬個，用戶數也在全球領先。在LED、OLED等新型顯示技術方面，以京東方、維信諾等企業為代表的我國產業整體競爭力得到了快速提升，進入全球第一陣營。此外，高鐵、北斗導航、新一代核電技術、移動支付技術等都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
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目前已有20%左右的技術處于國際領先，30%左右的技術處于與國外同行并行階段。以芯片產業為例，盡管制造能力和光刻機仍然屬于待啃的“硬骨頭”，但我國在芯片設計、測試及封裝技術等方面已經趕上來。因此，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我們要擁有足夠的戰略自信，并要有針對性地出臺相關支持政策措施。
但同時，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國錯過了前三次產業革命，很多底層的、基礎性、關鍵核心技術并沒有完全掌握，短板和受制于人的地方仍然較多，其中以芯片、工業軟件、航空發動機、關鍵工業原材料為最。尤其是芯片產業，這兩年美國對中興通訊和華為的打壓，使我們更加認識到我國在芯片領域的短板。
現在，無論是互聯網、電腦、手機、工業自動化、家用電器，還是通訊設備行業，芯片無處不在，是一個產業滲透率最高、影響面最廣、發展變化最快的產業。人們熟知的“摩爾定律”就是指芯片中晶體管數量每隔18個月就增加一倍、而價格不變。也就是說，芯片產業每隔不到兩年的時間就要更新換代一次，變化周期之快為所有產業之最。因此，芯片產業不僅是信息產業、而且是幾乎所有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基礎，國外有學者將其稱之為“現代產業的原油”。而且，由于芯片產業是典型的軍民兩用技術產業，技術性能最高的芯片總是率先用在軍事裝備上，因此，美國總是將它與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對于任何挑戰其芯片霸權地位的國家或者企業，都極力進行打壓。
芯片產業的重要性在我國不是沒有得到重視，我們國家甚至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注意到了半導體技術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后的歷次產業規劃和五年計劃中，也都將“核高基”作為重點攻關任務，其中就包括芯片。但是，由于對其產業發展規律、國際競爭格局和趨勢認識不夠，政策上缺乏連貫性，資源投入水平低且不持續，導致我國芯片產業發展長期處于停滯徘徊、甚至倒退狀態。工業軟件和航空發動機的發展也是如此，由于戰略認識不到位，政策出現反復，科研創新的組織體系不健全、資源投入不到位、科技創新鏈條不貫通，導致耽誤了黃金追趕期。
提升科技資源的組織水平，加強組織體系和集成能力建設
攻克“卡脖子”的技術和產業難關，我們必須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良傳統，并與現代市場經濟相結合。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通過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我國實現了“兩彈一星”的偉大壯舉。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再次強調“新型舉國體制”，這無疑抓到了問題的核心。
其實，舉國體制的模式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廣泛存在。例如美國的曼哈頓工程、阿波羅登月計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以及制造業創新網絡（NNMI）計劃等，都是發揮舉國體制作用的典型表現，這些項目的成功組織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離不開產學研用各種主體的協同創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有很多種組織形式。如政府采購招投標制度（美國國防部新型武器研發常用）；產業聯盟方式（如美國NNMI、SEMATECH）；核心企業牽頭成立的“創新聯合體”方式（如中國高鐵模式）；成立高精尖創新國家隊方式，如德國弗朗霍夫研究院（Fh.G）、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等，這些高精尖機構都擁有成千上萬精干研發團隊長期專注于產業共性技術攻關，為解決本國、本地區產業技術難題做出了重要貢獻。
必須要認識到，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科技創新資源組織不力、過于松散。雖然我國已經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科技人力資源，研發資金投入總量也位居全球第二位，但是創新系統的頂層設計缺乏戰略協調，微觀創新主體缺乏協同合作、各個知識孤島聯通融合不夠、重要科技資源不能共享，導致科技鏈、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銜接不暢等等，這些問題都普遍存在。加之對科學共同體的考核陷于行政化、形式化、表面化、短期化的困境，使得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科研創新隊伍中的“五唯”風氣盛行，一些本應該成為我國戰略科技力量的單位變成人們常說的“SCI機器”，被國外評價體系牽著鼻子走。另外，過去有些本來承擔產業共性技術研發的國有科研單位過度市場化改革，與業內同行企業在產品層面進行競爭，失去了產業共性技術研發的能力和意愿，這些都導致了我國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缺失和供給能力不足等問題的出現。
當前，為解決“卡脖子”問題，我們必須盡快提高我國科技資源組織能力，加強戰略科技力量、產業共性技術研究體系的建設和完善，組織優質科技資源對關鍵核心技術問題進行攻堅，久久為功。同時要將科技創新頂尖研究機構對接高技術企業，融合科學家、發明家、工程師、企業家、風險投資家等幾支隊伍，真正做到科技鏈、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的無縫銜接。
尊重科學規律和市場規律，區別不同性質的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卡脖子”問題不是我國科技創新領域的全部，在解決“卡脖子”問題上，個別地方、個別領域存在“病急亂投醫”現象，盲目上項目、低水平重復建設，甚至以不法手段騙取優惠政策和資金的現象時有出現。
我們要尊重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規律，將戰略問題與戰術問題相區分、臨時性措施與制度性改革相區分、市場與政府責任相區分，在市場失靈的政府要有擔當，在屬于市場競爭的地方，要將創新交給市場，形成以市場為基礎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創新體系。在看得見差距、技術和產業方向明確的領域，可以實行集中力量辦大事組織模式，集中攻關；對于一些看不清方向、風險大的前沿和未知領域，要注重發揮市場的力量，由市場來決定和選擇技術路線。
推動國際規則體系的改革完善
除了在硬科技方面加強自主創新、補鏈強鏈之外，我國還要善用軟實力和國際規則的力量，提升產業外交能力。在國際公共外交平臺上，我們要旗幟鮮明代表發展中國家推動形成穩定全球產業鏈、技術鏈的共識，要深刻揭露和批判以美國為代表的科技霸凌行為，共同推動設立全球技術交易組織（World Technology Trade Organization, WTTO），并不斷完善其治理規則，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產業技術交易秩序，使之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
從長遠來看，要不斷優化創新生態體系，迎接世界科技創新中心的到來
剛剛過去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吹響了我國從創新大國到創新強國邁進的號角，中央對創新問題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未來，創新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將越來越突顯，五中全會將極大推動我國創新強國建設的進程。
過去五百年，世界科技創新中心經歷了幾次大轉移，從文藝復興的意大利到工業革命前后的英國，再到第二次產業革命時期的法國和德國，再到二戰后一直處于世界科技創新中心的美國。2050年我國將建成現代化強國，沒有科技創新的現代化不是真正的現代化，因此，我們要建成與現代化強國相匹配的科技創新中心。
要高度重視基礎研究
一般而言，一國成為世界科技創新中心必須滿足兩個“四分之一”的條件：一是科學原理的探索發現成果必須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發明和創新應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
因此，我們首先要打造世界上最優越的促進基礎科學發現和原創的環境，吸引全世界頂尖科學家匯聚中國，盡快提高基礎科研投入占全社會總研發投入的比例，要從現在的6%提升到15%以上，大力提高基礎科研的儀器設備水平和硬環境質量，提高基礎科研人員的物質和精神待遇，推動院士待遇在雙一流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普惠化，通過優厚的待遇讓教授坐得住“冷板凳”，潛心探索前沿基礎科學。要形成科學的科技評價體系，構建優勝劣汰的良性科學共同體，加強人員的流動性和學科交叉碰撞，促進高質量知識創新氛圍的形成。
理順創新鏈條，發揚企業家精神，讓創新道路上的不同人才各展才華
除了基礎研究之外，我們要打通科技鏈、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及政策鏈，讓知識、信息、技術、人才、資金、政策等各種創新要素資源互聯互通，發揮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
在創新的體系和鏈條中，如果說科學家解決了“0-1”的原理性問題，后面還有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的“1-100”，產業化階段的“100-1M（百萬）”，以及產業成熟和規模擴張階段的“1M-∞（無窮大）”，在這四個不同的階段需要環環相扣、棒棒相接，由不同的組織、團隊完成，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人才發揮作用。
因此，除了需要像愛因斯坦、楊振寧這樣的頂尖科學家之外，我們還需要像錢學森、奧本海默這樣的總設計師、總工程師，更需要像喬布斯、愛迪生、比爾·蓋茨、任正非、馬化騰這樣的發明家、創業者和企業家，需要大力優化“雙創”營商環境和弘揚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勞模精神等。在創新生態體系中，每一種人才都不可或缺，每一種優良的文化都值得弘揚。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
責編：司文君 /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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