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社會發展最大的障礙。在新發展階段，我國要大力開展自主創新，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把技術創新置于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當前，我國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仍面臨基礎研究薄弱、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意愿不強、教育體制還不完善等問題，但也具有新型舉國體制、人力資源和產業體系三大優勢。對此，需要從制度和技術兩方面入手，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從數量導向型科研向質量導向型科研、從線性技術創新模式向網絡技術創新模式的三大轉變。
關鍵詞:關鍵技術 “卡脖子” 技術創新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G311 【文獻標識碼】A
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逐步消除了束縛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壁壘和自然障礙，大量引進外資，同時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充分利用人口紅利，發揮生產要素低成本的優勢，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出大國發展的奇跡。但是，我國過去40余年的經濟增長總體上還屬于依靠要素投入增加來實現的增長。這種增長方式創造的財富有限，也難以讓我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2020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在“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實現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為主的轉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長遠來看，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是有限的，且在生產過程中存在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依靠要素投入實現的經濟增長最終會遭遇瓶頸，難以持續。唯有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也能獲得更多產出，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持久動力。特別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背景下，建立在知識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新型經濟形態（即知識經濟）正在興起，推動著人類社會由工業經濟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轉變，知識和技術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當今時代，決定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再只是資本、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而是知識、技術、信息、專利等。正如世界銀行1999年發表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的，“窮國與富國以及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別不僅在于窮國和窮人獲得的資本較少，而且也在于他們獲得的知識較少”。在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不僅僅被看作是物質財富積累的過程，更被看作是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過程。國家的競爭力也不再主要由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所決定，而是由創新能力所決定。我國在未來的發展中，要始終把技術創新置于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基礎仍比較薄弱。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在科技創新領域還是一個“跟跑者”，技術創新的主要途徑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在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進行再升級。近年來，隨著我國科教事業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創新能力與水平上的差距逐漸縮小，在許多技術領域已經具備了自主創新能力，正在從科技創新的“跟跑者”向“并跑者”甚至“領跑者”轉變，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的技術封鎖也隨之不斷增強。如果說在技術追趕階段和科技“跟跑”領域，我國還可以依靠國際技術引進來實現技術進步，那么在核心技術和科技“領跑”領域，則不得不主要依靠自主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實踐反復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近年來，中興、華為遭遇國外技術“卡脖子”和“圍追堵截”，就明確顯示出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種種限制和打壓的企圖，也暴露出我國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方面的短板。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隱患。在新發展階段，我國要大力開展自主創新，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不能永遠跟在別人的后面亦步亦趨，更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
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雖然面臨許多難題，但也有巨大潛力
技術創新不是“碰巧”發生的事情，而是一個國家有意識長期投資的結果。技術創新的實質就是知識創新。而知識生產和創新過程與其他物質生產過程相比，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投入產出關系是不確定的，誰也不能保證投入多少科學家，投入多少研究與開發經費，就一定能產出多少知識創新，一定能轉化為多少經濟價值。正是由于知識生產和創新是一種投入和產出關系由隨機概率形式確定的生產活動，因此，知識生產和創新是具有高風險的生產活動（袁志剛，1999）。對產業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技術，更是需要在長期的基礎科學研究、教育發展和知識創新的基礎上，通過投入大量研究與開發經費才能研發出來。目前，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總體上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適應市場經濟的創新生態系統還不健全，在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方面，還面臨許多難題。但是，也應該看到，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科教事業的發展，我國在自主創新方面也具有了一些優勢和潛力，只要找準問題、發揮優勢，在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方面，是大有可為的。
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面臨的難題
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在創新環境和創新主體之間構建一個完善的創新生態系統，實現多領域、多主體的共同協作，使創新資源能夠持續積累并有效配置，從而研發出關鍵技術，打破國外的技術壟斷，解決我國產業發展中面臨的“卡脖子”問題。目前，我國在創新環境、創新主體和創新資源方面，都還存在不完善之處，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還面臨以下主要難題。
基礎研究較薄弱，技術積累不夠深厚，關鍵技術的供給不足。基礎研究是技術創新的源泉。只有在基礎研究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才能給社會帶來源源不斷的技術創新。但基礎研究投入多、周期長、見效慢，而且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科學的發現與發明，從來都是厚積薄發的結果。西方發達國家在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學等傳統自然科學方面，已有數百年的積淀，我國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不長，追趕還需時日。而且在科技追趕的過程中，我國由于科研體制和評價機制等方面的各種原因，科研人員有些浮躁，難以靜下心攻克重大原創性科研課題，而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放到了發論文、爭項目頭銜、評獎評職稱上，偏離了科學研究的初心。結果導致原始創新能力不強，重大原創成果較少，關鍵技術的供給能力不足。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意愿不強，主體作用沒有充分體現。企業直接面對國民經濟主戰場，對產業發展面臨的技術難題和技術需求最了解，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在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方面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目前我國企業創新的意愿和能力都還不夠強，許多企業處在“不想創新，不能創新，不敢創新，不會創新”的境況之中。一些大型企業有創新的資源，但熱衷于利用市場壟斷地位謀求利潤，缺乏競爭的壓力，也就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大量中小企業有創新的動力，但創新資源有限，承受創新風險的實力不足，對技術創新也存在“畏難”情緒。在經濟景氣和市場需求旺盛的時期，企業產品不愁銷路，沒有創新的壓力和動力。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企業日常經營困難，更不愿意投入研發，開發新產品或新工藝。
教育體制還不完善，尖端人才缺乏。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誰擁有一流的創新人才，誰就擁有了科技創新的優勢和主導權”。人才的培養主要靠教育。從長遠來看，一個國家和民族要形成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根本還要靠教育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按照錢穎一教授的看法，我國現行的教育體制培養出的人才具有“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點，即受教育者平均水平較高，但出眾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創新人才少。這種教育體制適合技術模仿和改進，在“技術跟跑”和經濟追趕階段具有優勢，但不適合顛覆性創新，在“技術并跑”和“技術領跑”階段則弊端顯現，會導致創新不足，對未來中國以創新驅動發展的經濟模式非常不利。
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的潛力
科技創新的舉國體制優勢。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需要動員政府、企業、社會等各方力量，將有效市場機制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起來，實現政、產、學、研之間的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構建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科技創新的舉國體制，這種舉國體制使我國在極端貧窮的年代也取得了“兩彈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我國在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仍然能夠發揮政府強大的動員和組織能力，瞄準重大需要，集中全國資源和力量，長期不懈地投入重大科技項目，打造“國之重器”。歐美國家會由于黨派斗爭和政黨輪替，導致一些重大的科技攻關項目停擺，而我國的新型舉國體制則更有利于國家對科技創新進行戰略性、全局性謀劃，保證那些有長遠效益的科技創新項目堅持下去，給產業部門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提供持續不斷的支持。
科技創新的人力資源優勢。我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人口眾多可以給科技創新帶來兩個方面的優勢：一是豐裕的人力資源給發展壯大人才隊伍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據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和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聯合發布的《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報告（2018）——科技人力資源的總量、結構與科研人員流動》，截至2018年底，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10154.5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位；工學背景的科技人力資源占54.1%，39歲及以下科技人力資源超過3/4。另據國家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19年我國高校畢業生達834萬人，為科技創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二是龐大的人口規模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科技需求，推動科技成果的應用，反過來也會拉動科技創新。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大的新技術需求。在人口不足1千萬的小國，如果一個新技術有1%的人感興趣，可能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規模，新技術開發也難以獲得合理的經濟回報。但在中國，即便只有1%的人對新技術感興趣，那也就意味著存在超過千萬人口的大市場，足以為新技術開發者提供可觀的經濟回報。更何況，許多新興技術如互聯網、高速鐵路等具有顯著的“網絡效應”，加入網絡的用戶數量越多，每個用戶承擔的網絡設施建設和運營成本不僅會大幅度下降，而且網絡的價值將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我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為發展和應用互聯網、高速鐵路等新技術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可以極大地拉動這些領域的科技創新。
科技創新的產業體系優勢。新技術、新產業都是在原有的技術和產業基礎上，通過交叉、融合而誕生出來的，多樣化、完備的產業體系更能孕育出新技術和新產業。中國在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時期，就強調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經過70多年的艱苦奮斗，目前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少有的產業體系完整且自主可控的國家。多樣化的、強大而完備的產業體系，為我國技術創新生態體系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產業基礎，這是我國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的底氣所在。
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需要實現幾個方面的轉變
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是驅動創新發展的兩個“車輪”，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好的制度會促進技術創新，不好的制度則可能扼殺技術創新。同樣，技術創新也會推動生產力發展，進而推動制度變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會逐漸被摒棄。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需要從制度和技術兩方面入手，通過新的思路和舉措，實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
以改革和創新教育體制為抓手，推動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
科技創新問題，說到底還是人才的問題。在科技創新和高技術產業發展中，人才起著決定性作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能否突破和掌握關鍵技術，最終取決于這個國家和地區是否擁有一批高技能的人才隊伍，而人才的成長最終要歸功于教育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各級各類教育事業發展取得了新進展。毋庸諱言，我國現行的教育體制在傳授知識和技能方面很有成效，但在創造知識方面卻存在著明顯的短板；在提高人口的平均知識和技能水平方面效果明顯，但在培養頂尖創新人才方面，效果并不理想。以致有“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在筆者看來，我國現行中小學階段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偏離教育的初心，淪為升學選拔的工具。學生們為追求高分，進入重點中小學，把有限的知識掌握到滾瓜爛熟的程度，不僅學得很苦很累，還扼殺了學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使他們失去了探索和學習知識的興趣。而一旦進入大學，相當一部分學生已經沒有探索和創造知識的激情，他們的目標只求考試及格，順利畢業，憑文憑尋得一份工作而已。總而言之，我國的學生在需要多玩的中小學階段，不得不拼命在學，而到需要拼命學習知識的大學階段，相當一部分學生反而失去目標，僅為混得一紙文憑而學。
我國要具備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的能力，從根本上來講，還得從改革和創新教育體制入手，讓教育回歸本質，讓好奇心和想象力不再被扼殺，讓創造力得到充分釋放。只有構建出適應新時代的教育體制，大幅度提高人民的技能和知識，化人口壓力為發展動力，變人口包袱為人力資本財富，才能在更多的科技創新領域實現由“跟跑者”向“領跑者”的轉變。
以改革和創新科研評價制度為中心，推動從數量導向型科研向質量導向型科研轉變
科學研究是技術創新的源頭，今天我國遇到的“卡脖子”技術大多屬于原創型技術，是從0到1的突破。我國要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打破西方國家的技術壟斷，就必須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引導更多科研人員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在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我國的科研評價制度還存在著“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等頑疾，導致科研工作出現“重數量、輕質量”的不良傾向。我國應圍繞激發科研人員的創造性和積極性這個關鍵環節，在科研評價和激勵機制方面，有新的舉措，出實招硬招，建立起以業績為導向、以實際能力為衡量標準的評價機制，徹底改變目前存在的部分科研人員急功近利的行為，讓科研人員坐得住“冷板凳”，更加深入、扎實地做更前沿、更具挑戰的基礎研究，破解關鍵難題，提升科技成果的質量，創造出“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人才活力競相迸發、聰明才智充分涌流的氣象。這樣，才能縮小在前沿科技領域與領先國家的差距，為中國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以改革和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為中心，推動從線性技術創新模式向網絡技術創新模式轉變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里，創新過程被看作是一個從“基礎科學—應用科學—設計試制—制造—銷售”的單向的、逐次漸進的線性過程。這種傳統的線性技術創新模式一般是“科研—產業”導向的，忽視了創新過程的開放性、創新各階段之間的復雜聯系及反饋等因素，科研部門往往不考慮市場和產業發展的需求，單純從科研的角度進行立項和研究。研究的成果盡管在技術上可能是先進的，但往往沒有商業化的前景，只能束之高閣，難以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造成科研與經濟兩張皮的現象。現在，我國應采取動態非線性網絡創新模式，來逐步替代線性技術創新模式，這種網絡技術創新模式把技術創新看做各創新主體、創新要素交互復雜作用下的一種復雜現象，要求創新企業、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金融中介和金融機構等多種主體構成網絡，各個不同的行為主體之間有效互動，發揮交互作用，以“市場—產業—科研”導向為主，在市場需求的引導下，產業部門和科研部門有針對性地進行研究，成果一旦出來，馬上就具有巨大的市場需求，從而進行產業化。我國要改革和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政府要積極開展技術預見（Technology Foresight）活動，對科技發展現狀、趨勢以及社會發展對科技的需求進行系統研究，了解挖掘產業界急需的關鍵技術和市場前景良好的通用技術。企業要積極與政府部門合作，建立技術創新聯盟，跳出線性思維的束縛，利用自己的后發優勢，避開技術發展的某些階段，直接躍入新的技術領域，實現“蛙跳式”發展（Leapfrogging Development）。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武漢大學兩型社會研究院院長】
參考文獻
[1]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編寫組：《1998/99年世界發展報告：知識與發展》，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16頁。
[2]袁志剛：《論知識的生產與消費》，《經濟研究》，1999年第6期。
責編：臧雪文 /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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