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在歷史上多次遭遇艱難困境，為此，黨員干部和群眾同心同德過“緊日子”，省吃儉用，先后大規模地開展節省運動，實施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或者精減職工等，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和財政困境，有力支援了革命和建設。這些做法是中國共產黨應對和化解困境的成功經驗，克勤克儉、厲行節約逐漸成為黨員干部的一種自覺和行為習慣，成為黨的一項優良傳統。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緊日子”   優良傳統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所謂“緊日子”，通俗說就是“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一般是因遭遇極大困難，必須過“緊日子”，節衣縮食，勤儉節約。另外，也有人憑借內心理想信念的驅動，刻意過“緊日子”，克勤克儉，寧簡勿奢，并成為一種習慣和美德。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風雨歷程中，曾經遭遇了數次困難時期，都是通過精打細算，想方設法過“緊日子”，順利渡過難關，并使勤儉節約成為一種優良傳統，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土地革命時期：黨員干部帶頭省吃儉用并廣泛開展節省運動

1927年8月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時期，由于敵人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中央蘇區出現嚴重的物資匱乏，導致軍民生活極其困難。為應對危機，黨員領導干部自覺自愿地厲行節約，過“緊日子”。同時還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節省運動，以充裕革命經費、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

一方面，黨員領導干部帶頭省吃儉用，厲行節約。例如，毛澤東同志當時只有一床連棉花帶布不到三斤半的舊棉被，晚上睡覺用禾草做枕頭，衣服只有兩套，而且還打了很多補丁。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說：“好在苦慣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中央蘇區的干部和工作人員都是一雙草鞋、一頂雨笠。可見，過“緊日子”，艱苦奮斗，已經成為當時黨員干部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為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籌集軍事經費，黨和中央蘇區政府提出“節省每一個銅板”的口號，在中央蘇區群眾及蘇維埃機關團體中開展節省運動，全力以赴支持在前線作戰的紅軍官兵，有力保障了革命戰爭的供給。

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政府發布《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通令，要求各地方政府必須盡量減少預算、雜費、特費等，牢固樹立節儉一文錢即是對革命工作有一分幫助的觀念。同年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指出：各級蘇維埃政府要領導群眾團體做節省一切開支以充裕戰爭經費的運動，節省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因此，這次運動強調節約為革命，這一切的節省，雖在各部分為數甚少，但積少成多，并可以養成艱苦樸素、節省的蘇維埃工作作風。

1933年12月，當時的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號召全中央蘇區的工農群眾共同開展節省運動。該報提出，開展群眾性“每天節省一個銅片”的持久競賽、不進館子不吃小食、節省辦公費百分之三十、普遍建立節省箱等節省規約。1934 年，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呼吁：“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因此，《紅色中華》充分發揮作為中央機關報的作用，“節省每一個銅板”成為當時中央蘇區一句響亮的口號。

1934年3月，《紅色中華》號召全體蘇維埃工作人員及各學校，“節省每一個銅板”來幫助戰爭，同年4月至7月四個月內節省80萬元經費。該報還提出，政府工作人員每人每日節省二兩米；裁減非必要人員；分了田的工作人員自備伙食一個月；減省國家企業工作人員的津貼；節省辦公費及用品；后方軍事機關盡量減少浮支等。1934年3月24日，中華全國總工會也要求中央蘇區工作人員自帶伙食。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帶頭回家背米去機關吃。因此，中央機關和領導干部率先垂范，帶動黨員群眾積極響應。閩西有一首歌謠，“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飯包去辦公。穿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真實地反映了當年中央蘇區干部訪貧問苦、節約奉公的動人形象。

中央蘇區的節省運動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績。經中央審計委員會核查統計后顯示，中央各部門1934年4-7月的開支總和比2月份減少625876元，節省款項共計87896.208元。這只是金庫收到的數字，實際節省的數目遠不止這些。中央各部門不僅完成了四個月節省80萬元的目標，而且還比計劃數超過近一倍即130萬元以上。①

因此，迫于當時的狀況，黨和中央蘇區政府在工農群眾及蘇維埃機關團體中持續開展了大規模的節省運動，全力以赴支持在前線作戰的紅軍官兵。“自帶飯包去辦公”的口號充分體現了中央蘇區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厲行節約、省吃儉用的優良品質。在運動中還創造出多種形式的節約方式。無論是政府工作人員、紅軍官兵，還是學校和醫院等單位，都積極參與節省運動，自愿把節省下來的錢物都捐獻出去。善于過“緊日子”逐漸成為中央蘇區軍民的一種工作方式和習慣。

抗日戰爭時期：積極開展節約運動并實施精兵簡政

抗戰時期，尤其是1940年至1942年，抗日根據地處在最艱苦的時期，財政發生嚴重因難。因此，黨員干部群眾厲行節約，過“緊日子”，齊心協力渡難關。例如，毛澤東同志居住在簡陋的窯洞，周恩來同志睡土炕，彭德懷同志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制的背心，林伯渠同志戴著用線繩系著斷了腿的眼鏡。

陜甘寧邊區還積極開展大規模的節約運動。1942年10月，陜甘寧邊區號召黨政軍民學全體動員，厲行節約，養成愛惜公物的習慣與切實樸素的作風，在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連隊設立組織節約委員，互相勉勵，互相督促。在機關、學校中開展嚴格的節約運動，包括：確定編制后非經上級允許，不增加人員馬匹；極力減少客飯與招待；減少雜務人員與馬匹的使用；愛惜公物，嚴格落實個人與集體訂的節省文具燈油的公約等?？梢?，面對陜甘寧邊區遭遇的困境，開始推行群眾性的節約運動，并且還創造性提出選任節約委員和訂立節省公約等方式。

此外，中共中央還決定實施精兵簡政，以減輕人民負擔，節省民力，解決“魚大水少”的矛盾。1942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為《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中提出：克服今后物質困難的“重要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政”，“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同年12月，毛澤東同志又強調：這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精簡后“減少了消費性的支出，增加了生產的收入，不但直接給予財政以好影響，而且可以減少人民的負擔”。因此，實行精兵簡政成為擺脫當時各個抗日根據地困境的一劑良方，可以節省許多不必要和浪費性的支出，減少人浮于事的現象。

陜甘寧邊區最先制定了機構和人員精簡的具體政策。1943年2月實施的《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提出，邊府所屬吃公糧的人員尚有11500名，這次精簡決定減至7500名，即減去35%。同時還規定：取消應該取消的空頭機關，合并應該合并的機關，緊縮應該緊縮的機關；取消視察室及與此類似的機關；設立合署辦公機關，統一秘書工作和總務工作；因職設人，不因人設職，并提倡一人能做幾人的事?？梢姡ㄟ^合理化的壓縮、裁撤或合并之后，機構和人員大為縮減，不但不會降低工作效能，反而提高工作效率。

與此同時，黨的中央機關也進行了調整和精簡。1943年3月通過的《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明確提出，將黨務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圖書材料室合并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為了集中統一各地民眾運動，還將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青年運動委員會合并成中央民運工作委員會，下設職工、農民、青年、婦女四個組，每組三四人。②因此，黨的中央機構調整和精簡后，更加簡便與靈活，事權更加統一與集中，更能增強中央的領導效能。

其他抗日根據地也響應黨中央號召，積極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因而大大降低了財政支出，提升了工作人員的素質及工作效率，同時減輕了人民負擔。各抗日根據地的精兵簡政從1941年底開始，至1943年底基本結束。

實施精兵簡政的成效是非常顯著的。例如，陜甘寧邊區直屬機關從35個減到22個，人員由469人減到279人。再如，晉冀魯豫邊區總部直屬隊在緊縮后，只留下原有人員的4%，其余的96%用以充實基層或是回到生產第一線。邊區政府機關在緊縮后，精簡人員48%，節省經費46%。太行區三次簡政后，比原來減少12320人，占原有人數的一半。因此，太行區1944年的公糧比1941年也減征了近一半，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因此，在抗日根據地最艱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倡導過“緊日子”，一方面開展厲行節約，一方面實施精兵簡政，黨中央機關也同樣進行了精簡和調整，而且把厲行節約和精兵簡政有機結合起來。通過精兵簡政，一大批編余人員和干部投入到了生產一線，明顯提高了機關辦事效率，從物質和精神上，為渡過困難時期，為邊區的鞏固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倡勤儉建國并實行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情是基礎薄、國力弱、收入少、開支多，因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過“緊日子”，勤儉建國，并實行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屢次強調要勤儉節約、勤儉建國。1950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是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三個條件之一。1953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呼吁：“必須繼續厲行節約，精打細算，把能節省的每一文錢都用到建設上來。”1955年，毛澤東同志提出，“要嚴格地節約，反浪費”，“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1957年，毛澤東同志又強調：“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梢姡瑸榱丝朔敃r的困難，必須學會過“緊日子”，而且厲行節約原則不僅是困難時期短時間的堅持，即使國家富強起來了，同樣也要堅持。

另外，中國共產黨還發動了全國性的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運動，對于國民經濟恢復、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各條戰線開展精兵簡政、增產節約運動。會議還提出：節約兵力，整訓部隊；精簡機關，縮編人員；緊縮開支，清理資財。各地從當年11月起全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提倡節約，嚴禁浪費。③同年10月23日，毛澤東同志號召全國人民“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這是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顯然，增產節約和精兵簡政運動是在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驅動下開展起來的。會后，按照中央的相關部署，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為此，黨報黨刊也增加了對增產節約政策的宣傳力度。1951年11月，《人民日報》社論明確指出：增產節約“不只是解決某些困難的臨時手段，而是建設人民國家的根本方法”， “增產節約是貫穿到一切方面的總方針和總任務”。當年11月23日，《解放日報》社論號召“爭取在一年內完成和超過為國家增產節約價值三萬五千億元的財富而努力”。因此，增產節約應該視為國家建設的長久方針，并提出了具體的完成目標。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正式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該決定要求，人民解放軍應采取精兵政策，實行整編，減少現役人員；精簡機構，提高工作效率。緊縮人多事少的機構，補充事多人少的方面。取消那些可有可無的機構，有些機構和團體可以歸并、兼辦或者合署辦公；進一步地團結、教育和依靠工人和農民，訂立愛國公約，組織競賽，努力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當年12月7日，由薄一波同志任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成立，以加強中央對增產節約運動的組織領導。黨和政府的號召得到了全國各地的熱烈響應，各地區、各行業，包括非生產部門，紛紛召開動員大會，制定增產節約計劃。

這次增產節約運動取得了超過預期的成效。1952年11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向中央報告了《關于全國增產節約運動開展情況及取得的成果》。據統計，1952年全國增產節約總值達31.7億元，其中增產總值11.6億元，生產和基本建設成本節約13.7億元，流動資金節約6.4億元。因此，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增產節約運動順利結束。

此后，增產節約和反對浪費的工作實際上一直在延續。例如，1953年初的收支相抵將發生赤字21.5億元。為解決財政赤字問題，中共中央再次決定開展增產節約運動。1953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通知》，要求削減軍事、經濟、文教、行政一切可以削減、可以推遲的事業撥款，精簡軍政機構，節約行政經費，節約糧食。該通知下達后，各地、各部門及時召開會議進行傳達，并根據實際擬定了執行緊急通知的具體計劃。由此，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又迅速在全國展開，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困難，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倡導過“緊日子”，提倡勤儉建國，并積極推行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同時，還把它作為國家建設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多次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提倡過“緊日子”成為中國共產黨應對國家財政困難的成功經驗。

三年困難時期：領導干部帶頭“勒緊褲腰帶”，并精減職工、壓縮城鎮人口

由于“大躍進”“反右傾”所造成的損失以及嚴重的自然災害，1959-1961年，黨和人民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國共產黨團結群眾，同心同德，共渡難關。領導干部帶頭，“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整個社會形成一種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精神，形成團結互助、共渡難關的凝聚力。

一方面，黨中央號召全體黨員干部帶頭過“緊日子”，對動員和鼓舞全國人民同心同德戰勝困難，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主動下調每月糧食定量，中南海每位工作人員也都跟著下調。毛澤東同志還宣布：“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過定量。”毛澤東同志的小女兒李訥在學校里也經常餓肚子。④毛澤東同志始終與人民同甘共苦。全國人民咬緊牙關，把口糧定量都減到了最低限。

另一方面，為了過“緊日子”以渡難關，還大規模精減城鎮職工和人口，許多城市職工聽從黨的召喚，回到農村落戶。

1961年5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同志指出，城市每年要供應50億斤糧食是困難的。解決的根本辦法就是從城市壓縮人下鄉。就是人從哪里來，回到哪里去。陳云同志非常贊同周恩來同志的意見，認為只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陳云同志還指出：“下鄉1000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45億斤，2000萬人就是90億斤。”會議的最后通過了《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中央明確要求：在1960年年底1.29億城鎮人口的基數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1961年年內爭取至少減1000萬人，1962年至少800萬人，1963年上半年掃尾。1961至1962年度，城鎮糧食銷量爭取壓縮到480億斤至490億斤，比上年度減少30億斤至40億斤。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作出大幅度精減城鎮人口的重大決策，明確提出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糧食銷量的具體目標要求。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即“五月會議”)決定在1961年已經減少城鎮人口1000多萬人、精減職工870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和1963年兩年內，再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精減職工1000萬人以上。當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于進一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要求減少城鎮人口任務必須在1962年、1963年兩年內基本完成，1964年上半年掃尾。精減職工的任務力爭在1962年年內或者1963年上半年大部分完成，1963年下半年全部完成。中共中央的相關決定，推動了精減職工、減少城鎮人口的工作深入開展。

1963年7月，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工作順利結束。據統計，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2800萬人，減少糧食銷量138.4億斤。由于城鎮人口減少，節省了國家工資開支，糧食購銷量相應減少，同時就減輕了農業負擔。這對于緩解農村災情，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具有重大意義。這次任務的勝利完成，廣大職工和城鎮居民犧牲了個人利益，放棄原工作單位的“鐵飯碗”，放棄吃商品糧的城鎮戶口。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中國人民、我們廣大的干部好呀！叫做兩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能辦到!”

因此，三年困難時期，干部群眾上下齊心，“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大規模地精減職工、壓縮城鎮人口，并得到廣大城鎮職工的理解和支持，從而有助于當時較快地走出困境。

總而言之，黨在歷史上多次遭遇艱難困境，為此，黨員干部和群眾同心同德過“緊日子”，省吃儉用，先后大規模地開展節省運動，實施精兵簡政和增產節約或者精減職工等，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和財政困境，有力支援了革命和建設。這些做法是中國共產黨應對和化解困境的成功經驗，而且克勤克儉、厲行節約也逐漸成為黨員干部的一種自覺和行為習慣，成為黨的一項優良傳統。

如今，要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抵制腐敗，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黨員干部仍需要樹立過“緊日子”的觀念，堅決反對鋪張浪費、大手大腳，把有限資源用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部位和薄弱環節，使艱苦奮斗精神成為凝聚人心、共克時艱的重要法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不論我們國家發展到什么水平，不論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思想永遠不能丟”。

（作者為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

①《中央審計委員會關于四個月節省運動總結》，《紅色中華》，1934年9月11日。

②高風：《抗日戰爭時期的精兵簡政》，《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2日。

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是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人民日報》，1951年11月20日。

④毛新宇：《爺爺毛澤東》（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第592頁。

責編/謝帥    美編/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