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產業升級換代的加速，職業的新陳代謝也在加速。新職業轉正為青年人提供了新的職業選擇，會進一步促進以Z世代（1995—2009年出生）青年為主體的新階層的興起。他們的社會參與和利益表達呈現出與以往階層不同的特征，其社會參與水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個維度上分化較大，表現出“強經濟和文化參與、弱政治和社會參與”的基本特征。對此，我們應開辟更加多元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渠道，切實保障新階層青年群體的切身利益，從而實現社會的整合和秩序再建。

【關鍵詞】新職業 新階層青年 社會—政治參與【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7月，人社部、市場監管總局和統計局三部門聯合發布了9個新職業信息。這些新職業包括區塊鏈工程技術人員、城市管理網格員、互聯網營銷師、信息安全測試員、區塊鏈應用操作員、在線學習服務師、社群健康助理員、老年人能力評估師、增材制造設備操作員，大多與互聯網新技術以及相關的社區治理和服務聯系密切，也大多與Z世代（1995—2009年出生）青年的職業發展方向相關聯。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工作塑造人格”，這類新職業會使青年人的社會人格發生新變化，而這些新的社會人格也會促進新的以青年為主體的社會階層的崛起。

新職業的轉正將進一步擴展以Z世代青年為主體的新階層，具有明顯的新時代特征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游離于傳統的黨政機關、國有單位、國有企業以及事業單位之外的“體制外空間”迅猛發展，現代管理革命和技術革命大行其道，促進了“蟻族”（未穩定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工蜂”（高校青年教師）、“洄游”（返鄉青年）、社會組織從業者、新媒體從業者、新生代農民工、城市新移民等諸多新興社會群體的快速崛起。這些群體從改革開放前的傳統社會結構中分化出來，形成一類“新的社會階層”，簡稱新階層。這個新階層以“80后”“90后”和“00后”群體為主，主要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社會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等六個方面的人員。

此次新職業的轉正，將進一步擴展以Z世代青年為主體的新階層。所謂Z世代，是指在1995—2009年出生的人，統指受到互聯網、即時通信、短訊、MP3、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科技產物影響的一代人。他們是我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在全球化、城鎮化、現代化、電子化等發展趨勢的影響下，享受著空前豐裕的物質文明、愈加開放的精神世界以及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務。

中國的Z世代青年有五大鮮明特征。一是新階層青年群體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同時作為“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獲得了全方位的科技賦能。受教育水平集中分布在大學本科和大專/成人教育/電大，研究生及以上水平的青年越來越多。另外，網絡科技的發展和應用改變了新階層青年群體的生活方式，他們更習慣并善于用屏幕進行社交活動以及參與公共事務。

二是新階層青年群體更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對祖國的繁榮發展表現出更高的文化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越來越多的新階層青年群體在城市中出生和成長，形成與農業文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伴隨著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我國消費品市場供給能力不斷增強、供給結構不斷優化，新階層青年群體的幸福感不斷提升，其更加認同祖國、民族及文化，也更加關心、熱愛祖國和民族。

三是群體構成日益復雜和游離，新階層青年組織化水平相對較低。新職業是在單位體制外出現的新興職業。在選擇新職業的青年中，有的是從學校走進社會，有的是從農村走進城市，有的是從“單位”走進市場，有的是從家庭走進社區，還有的是從國營企業走進非國有經濟組織。由于職業類型、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受教育水平存在差異，新階層青年群體構成日益復雜，組織化水平相對較低。值得注意的是，職業的高流動性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并沒有為新階層青年群體帶來較高的階層流動。恰恰相反，“90后”和“00后”青年群體的階層流動性都有所下降。由此帶來的后果是，他們極易成為既脫嵌于鄉村社會和城市社會、也脫嵌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邊緣群體，從而為社會治理帶來挑戰。

四是新階層青年深受消費社會的影響，注重符號消費和精神享受，生活方式趨于多樣化和個性化。新階層青年群體有著與父輩截然不同的生活與消費觀念，更加注重內容享受和精神享受，更加強調追尋自身社會交往和日常生活的內在意義。特別是在餐飲、服飾、休閑娛樂、人情關系等方面，他們的支出比重往往較大。

五是新階層青年彰顯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更加關注社會公平正義。新階層青年群體的價值觀取向呈現出積極進取、健康向上的特征：向往開放和獨立自主的思想與行動，喜愛變化；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凸顯，關注社會公平正義；強調博愛友善，平等接受他人，關心他人福祉；關注社會的安全與穩定，認同奉獻社會的重要價值；自驅力較強，渴望成就事業以實現人生價值。

新階層青年群體的社會參與水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個維度上分化較大，表現出“強經濟和文化參與、弱政治和社會參與”的基本特征

基于以上特征，新階層青年群體有著不同于上一世代的利益訴求，其核心是追求一種平等的公民身份及其享有的權利（其中，參與權利是核心內容）。

從公民身份的理論視角來看，新階層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指向自身發展的個體利益訴求，另一類是指向社會發展的群體利益訴求。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青年發展的政策保障、社會支持、就業環境等都得到顯著改善。現階段，新階層青年群體在教育、就業、住房、醫療、文化、社會治安、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利益訴求仍然十分突出。經過調查，新階層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主要集中于社會環境、職業發展、子女教育和住房等方面。

隨著我國相關法律體系和社會主義民主協商制度的逐步完善，新階層青年群體的經濟訴求、社會訴求、政治訴求和文化訴求都具備了較為體系化和制度化的整合與表達渠道。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或者制度化維權成本較高，不少找不到“娘家人”的新階層青年群體還是會以非制度化的形式進行維權，從而導致一系列集體訴訟、集體維權甚至群體性事件出現。

面對非制度化的訴求表達，亟需理順新階層青年的社會參與機制，以保證其利益訴求可以常規化和制度化。新階層青年的社會參與在廣義上囊括了他們作為社會成員和國家公民所參與的各類公共生活，包括他們基于公民身份認同、為實現自身或群體訴求、維護國家和社會利益所踐行的多種形式的社會參與、經濟參與、文化參與以及政治參與。

在經濟參與方面，新職業青年的工作穩定性差異較大，城市靈活就業者工作穩定性最差。據調查，自由職業者兩年內換一次工作的比例超過四成；新媒體從業者和其他行業從業者兩年內換一次工作的比例均接近兩成。隨著經濟下行和城市生活壓力的增大，越來越多的新階層青年群體選擇擁有多重職業身份。在工作時間方面，加班成為新職業受訪者的工作常態。據調查，每周全職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的受訪者占36.99%。加班最為嚴重的是城市靈活就業者，加班的比例超過七成。在工資收入方面，不同職業類型受訪者的工資收入差距較大。

在文化參與方面，新階層青年群體參與的形式多種多樣。除接受主流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外，動漫文化、二次元空間、網游競技、網絡直播、漢服文化等也構成他們文化參與的重要渠道。對青年人來說，文化學習具有較為明顯的內在驅動力。

在社會參與方面，新階層青年群體對社區的參與程度弱化。調查數據顯示，有22.15%的受訪者表示從來不和鄰居進行社交娛樂活動（互相串門、聚餐娛樂、外出游玩）。在有過與鄰里進行社交娛樂活動的受訪者中，其活動的頻率也不高，集中于“一周一至兩次”（19.78%）和“一個月幾次”（16.34%）。社區層面社會資本的流逝，是現代城市社區生活中居民原子化現象加劇的真實寫照。調查數據顯示，超過四成以上的受訪者沒有參加過社區志愿服務。在參加過社區志愿服務的受訪者中，其參加的頻率較低，“經常參加”的僅占9.68%。

青年人的社會參與還體現在社團參與方面：一是組織化地參與各類公益慈善活動，二是參與一些社會組織和基層自治組織。這些都是新階層青年群體實現社會事務參與的重要渠道。就新階層青年群體參加的公益慈善活動來說，除了社區層面的志愿服務活動外，常見的還有在廣泛社會層面參與的志愿服務、慈善捐贈、農村支教、扶貧救災、環境保護、婦兒服務、醫療救助等。高校內廣泛存在的青年志愿者協會、農村支教服務隊等各類學生志愿組織和議題性社團以及積極推動和指導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共青團組織，較為充裕的課余時間和高校學生對相關社會實踐活動的極大熱情，為其參與各類公益慈善活動創造了重要條件。因此，在校學生參與公益慈善活動的情況普遍較好，但是在他們邁入社會之后，職業壓力、家庭生活和社會環境等復雜因素導致他們參與公益慈善活動的情況有所減弱。調查數據顯示，超過兩成以上的受訪者在畢業后沒有參加過任何公益慈善活動。

青年對社會組織和基層自治組織的參與，主要是指參加居委會、黨群服務中心、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共青團、婦聯、工會、義工聯合會、業主委員會、休閑/娛樂/體育俱樂部、興趣社團、群眾社團組織、校友會、戰友會、行業協會、公益性的培訓機構、學習機構、藝術圈等組織，這也是新階層青年群體較為常見的組織化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形式。調查數據顯示，2018年，受訪者參加過的最常見的社會組織和基層自治組織為“公益組織/公益性志愿團體”和“公益性培訓機構/學習機構”，比例在70%左右；其次為“興趣社團/群眾社團組織”和“休閑/娛樂/體育俱樂部”，比例接近65%。

在政治參與方面，新階層青年的參與較為薄弱。雖然新階層青年對國家發展自豪且認同，但是他們很少看政治新聞，而主要依靠網絡獲得政治信息（線上平臺的使用頻率高于線下平臺，自媒體的使用頻率高于主流媒體）。在政治話題討論方面，很多青年人只是“偶爾”與家人及朋友討論政治議題。在政治活動參與方面，受訪者對各類常見的基層政治活動的參與水平總體較低。參與最多的基層政治活動為“參加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僑聯、臺聯、青聯、工商聯等人民團體組織的座談會、協商會”。

綜上所述，新階層青年群體的社會參與水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個維度上分化較大，表現出“強經濟和文化參與、弱政治和社會參與”的基本特征。一般而言，主觀的社會參與心態和客觀的社會參與效度是影響新階層青年群體社會參與的主要因素。在社會參與心態方面，受訪者參與社區活動的利己動機較為明顯。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社會參與心態首要表現為“可以提高社會影響力”和“能夠有助于工作發展”，而在“我愿意參加社區內的公共事務”和“參加社區活動拉近了社區內居民的關系”方面表現最弱。

如何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中更好調動新階層青年積極性，成為新時代的重要課題

理解新階層青年群體的社會—政治參與特征以及利益訴求，探索如何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中更好調動新階層青年的積極性，成為新時代的重要課題。為此，需要開辟更加多元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渠道，切實保障新階層青年群體的切身利益，吸引其“再嵌入”主流社會生活，從而實現社會的整合和秩序再建。

一要完善新階層青年群體的人才培養體系，為新職業發展儲備專業人才。構建和完善新階層青年群體的人才培養體系是引導和規范其訴求表達和社會參與的活力源泉，有助于吸納新的青年才俊和骨干力量，引領青年有效進行政治參與，為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建言獻策。具體舉措包括：圍繞國家整體發展戰略需要，深化各類建功活動，樹立先進典型，激勵青年在各行各業積極創新，形成發展新動力；發揮共青團、青聯、學聯等青年群團組織的優勢，主動聯系新階層青年群體，以成員、顧問、代表和志愿者等多種形式吸納優秀分子；開展新職業培訓，為新職業發展儲備專業人才。

二要增進不同新階層青年群體之間的互動與交流，提升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認同感。增進不同新階層青年群體之間的交流與認同是引導和規范其訴求表達和社會參與的題中之義。具體舉措包括：積極創造條件，推動不同階層、不同領域的青年群體進行對話交流，增進彼此的理解、認同和包容，促進新生代農民工、青年企業家、青年社會組織骨干、青年新媒體從業人員、高校青年教師、歸國留學青年等群體的政治認同和社會參與；拓寬和暢通新階層青年群體參與國際交往的渠道，為其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搭建更廣闊的平臺。

三要引導青年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強化其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樞紐作用和訴求整合功能。健全黨領導下的以共青團為主導的青年社會組織體系，是引導和規范新階層青年群體訴求表達和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具體舉措包括：一是改進政府部門對青年社會組織的聯系服務，充分發揮共青團和青聯的組織作用，通過加大資金支持、提供陣地場所、培訓骨干人員等方式扶持青年社會組織健康發展，支持各類青年社會組織立足自身優勢，以合適方式參與政府購買服務；二是優化青年社會組織培育機制，重點推動以初創型青年社會組織為主要對象的孵化基地向青年社會組織綜合服務基地轉變，促進團屬樞紐型社會組織的社會化改革，鼓勵民間自主發起的網絡型社會組織以及專業服務型社會組織的發展；三是共青團可以發揮網絡優勢，與當前正在推進的加強基層服務型團組織建設相結合，加大對參與社區治理和社區服務的青年社會組織的培育力度，引導社會組織下沉基層。

四要切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協商制度，暢通新階層青年群體訴求表達和社會參與的制度化渠道。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要求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切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協商制度成為鼓勵新階層青年群體參與政治生活和社會公共事物的核心工作方向。具體舉措包括：一是強化社會主義民主協商制度的宣傳與解讀，提升社會主義民主協商制度在新階層青年群體中的普及性和可及性，大力拓展宣傳渠道、創新宣傳方式；二是推動共青團、青聯等群團組織發揮先鋒帶領作用和橋梁紐帶作用，代表和引導新階層青年群體積極參與有關方面的民主協商工作，吸納和培養優秀青年競選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拓展政治參與渠道，提升政治參與水平；三是鼓勵新階層青年群體積極參與居民自治和三社聯動下的社區共治，推動完善民主懇談、民主議事制度，在實踐中提高青年群體的政治參與能力和社區公共事務參與程度。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共青團中央重點項目“新的社會階層青年群體訴求表達和社會參與研究”（項目編號：19ZD04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高紅波：《我國青年政治參與研究述評》，《中國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

②郭忠華：《變動社會中的公民身份——概念內涵與變遷機制的解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責編/刁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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