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高技術產業增長勢頭良好，然而這種良好發展態勢并非一日之功，既有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國家重視科技和創新引領作用從而積累發展實力之功，更是歷史發展和科技發展的大邏輯，還有受到近期國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明晰這種看似必然趨勢背后的內在邏輯，解構各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變遷中的“變”與“不變”，對于把握我國經濟總體發展趨勢與結構性變化特征具有前瞻意義。
【關鍵詞】高技術制造業 逆全球化 雙循環【中圖分類號】F424 【文獻標識碼】A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國內經濟受疫情影響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經濟呈現回暖態勢，增長3.2%。數據顯示，二季度增長主要是由于我國工業生產恢復較快，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增長趨勢明顯，上半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4.5%，比去年同期增長率高0.9個百分點。而同期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高于工業整體增速達5.8個百分點。2019年全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為8.8%，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3.1個百分點。
從今年上半年數據和去年全年數據比較看，高技術制造業增長呈現出高速增長態勢。這一點從高技術產品出口可見一斑，2019年，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9.3%，而今年上半年，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達60%以上。與此同時，高技術產品出口結構明顯優化，由過去出口到亞洲和發展中國家為主轉向出口到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為主。這顯示出我國制造業新興領域加速成長壯大，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驅動力。
新科技浪潮下技術快速擴散與應用推動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
當前，我國總體上處于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時期轉型階段，發達國家歷史經驗表明這一時期工業化發展趨勢具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服務經濟比重日益提升，二是制造業內部結構呈現高技術化特征，各個行業部門越來越多采用高級技術和自動化工藝，以技術密集為特征的尖端工業逐步興起。20世紀70年代，美國處于向后工業化轉型時期，在保持擴大金融業優勢和對跨國資本掌控的同時，將中低端傳統制造業進行全球化轉移和布局，而美國本土則大力發展高端電子制造業、電子信息科技等高新技術產業。德國產業結構轉型后，在發展中國家人口紅利優勢與市場開放推動下，呈現去工業化態勢，將本國產業發展聚焦在制造業產業鏈的中高端環節，包括機械、汽車以及電子電氣產業。日本在這一時期借助持續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以促進本國高技術制造業與經濟快速發展，重點加強對基礎技術和高技術產業扶持，在這種背景和趨勢下，日本的制造業結構逐步實現高科技化和信息化。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憑借柔性化生產和精益制造實現對美德汽車產業的趕超。
可以發現，發達國家在產業結構轉型時期紛紛實現產業結構的高技術化。當前，精密儀器制造、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移動通信、生物工程、醫藥制造和新材料等工業迅速發展，信息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也進一步推動這些產業融合發展。在這種大趨勢背景下，高技術產業發展既支撐了制造業良性健康發展，也成為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必然趨勢。這也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內在邏輯。
進入21世紀，世界科技發展速度刷新歷史記錄，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推動數字經濟崛起，基因工程、生物醫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一系列技術不斷取得突破，這一系列新技術的誕生和沖擊被一些學者稱作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無論是否稱得上是新一代的工業革命，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當前科學技術發展顯示出數字革命的發展趨勢，可以說是數字經濟時代。當前數字經濟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技術進步不是以線性方式而是以指數方式呈現加速發展態勢。由于新技術擴散速度加快、迭代周期越來越短，面向產業應用的新技術之間的融合速度也在加快，推動全球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在我國，這種新技術之間融合推動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憑借我國國內大市場的優勢而獲得發展先機。以高技術產業中的一個典型產品智能手機為例，2019年，中國市場整體出貨量約為3.7億臺，占全球智能手機市場比重達24.9%。與此同時，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也受益于全球市場。2019年我國醫療器械出口增速高達21.46%，出口額287.0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約占全球醫療器械市場規模的6.0%。可以說，當前新科技浪潮下所帶來的技術快速擴散與應用是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因，而國內大市場和全球市場為我國高技術產業增長提供了外在拉力。
此外，科技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也助力我國高技術產業成長。伴隨新一輪工業革命孕育而生的科技服務業，有效銜接創新鏈與產業鏈，推進創新資源高效融入高技術制造業技術創新過程。2019年中國科技服務業市場規模達到了2.23萬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占比在2.2%左右，市場規模同比增長大約10.9%。科技服務業特有的專業化知識和技術服務功能可以有效分離高技術制造業產業鏈的服務環節，以專業化分工方式提升高技術制造業產業鏈整體價值，從而促進高技術產業整體產業鏈的技術水平提升。
逆全球化的影響促使中國高技術產業內生化動力增強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看，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全球化的商業邏輯強調的是全球分工，分工產生價值，亞當斯密早在兩百多年前就發現了分工對生產力的巨大推動作用。全球分工通過利用每個國家（或經濟體）各自的獨特優勢和規模效應構建全球產業鏈，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人類的生產力水平。然而，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從不缺乏“逆全球化”的身影，從重商主義到李斯特的保護幼稚工業理論再到“凱恩斯革命”，以及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逆全球化”始終貫穿其中。進入21世紀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采取了更多投資保護和貿易保護措施，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累計出臺貿易和投資限制措施達1200多項，居全球首位，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推手。面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僅采取關稅等貿易壁壘，還直接采取技術封鎖手段遏制發展中國家在前沿技術領域和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其根本原因在于過去幾十年發展過程中，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全球商品價值鏈格局正在重構，美國一直以來在高端產業鏈環節保持的優勢地位正在被挑戰。
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都面臨巨大風險。短期內，中國高技術產業也面臨這種風險，然而，挑戰也是機遇，風險也是機會。按照聯合國劃分的標準，現代社會所有工業部門總共可以劃分為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當前全世界只有中國擁有聯合國所列舉的所有工業類別，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100%工業品類生產制造能力的最完備工業體系的國家。最重要的是，我國目前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工業技術體系，這意味著自主開發是一條可以走的路。正如2019年7月美國《福布斯》網站刊文指出的：“中國技術公司正在加快研發先進的基礎性技術以擺脫對美國供應商的依賴，美國終將輸掉與中國的技術戰爭。”可以說，逆全球化浪潮和發達國家對我國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封鎖增強了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內驅力。
國家綜合創新能力日益提升為高技術產業快速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根據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我國連續四年保持上升勢頭，2019年排在第14位，位列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第一名。國家綜合創新能力的提高得益于我國在國家戰略層面非常重視和強調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和轉型，在一系列國家層面戰略指引和創新政策體系不斷豐富完善的支持下，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總量快速增長，強大的研發資源投入為國家綜合創新能力提升奠定基礎。《2019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為22143.6億元，繼續位居世界首位；R&D經費投入強度高達2.19%，大體上與歐盟平均水平相當；發明專利授權量達到259.2萬件，繼續位居世界首位。按不變價計算，2000年至2019年中國R&D經費年均增速16%以上，與美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大幅領先于其他國家。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新聞公報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在PCT（《專利合作條約》）框架下提交了58990件專利申請，超過美國提交的57840件，成為PCT最大用戶，中國提交專利申請量從1999年的276件到2019年的58990件，20年間增長了200倍。
與此同時，我國技術體系日臻完善、創新平臺孵化功能日益增強，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所釋放的創新活力推動了科研創新成果向產業應用的轉化。隨著我國綜合創新能力不斷提升和越來越多的科技成果向高技術產業領域轉化，這成為我國高技術產業增長的內生原動力，為不斷涌現更多高技術產品塑造更大潛力空間。
國家政策支持引導、體制機制的不斷完善為高技術制造業騰飛提供更大空間
由于高技術制造業具有技術密集型的特征，其尖端技術的難以復制性以及對全球價值鏈的提升作用，世界各國紛紛加大對高技術制造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搶占國際競爭的制高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美國通過立法和政策文件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詳細且系統的扶持政策，包括確立產業發展的核心技術、中小企業創新創業、企業間合作研發、“官產學研”合作等技術發展戰略，研發成果的歸屬、專利授權、技術轉讓等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財政補貼、政府采購和稅收優惠等財稅政策以及科學園區帶動政策等。通過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實施，以電子信息、生物技術、“自動化生產體系”工業、航空以及核能等為核心的高技術制造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制定了從產業、科技創新、財稅等微觀干涉到宏觀調控方面的一系列系統性政策來支持高技術制造業發展，具體包括掌控國家整體科技發展方向及重點領域的科技和產業政策大綱、科技創新立國、人才培養與引進等科技創新制度、研發費用補助、稅收優惠和研發活動優惠融資等。政策實施后，電子信息、精密設備制造、智能終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術制造業成為日本經濟復蘇的關鍵。為促進高技術制造業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頒布和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產業、科技創新、人才、財稅、高科技園區（開發區）設立等，不同時期其側重點不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高技術成果、產品和企業為重點支持方向；新世紀初有關科技服務平臺、載體、科技園區等各種專項支持政策逐步出臺；2008年金融危機后，創新創業環境建設、投融資體系建設、科技服務體系建設成為政策支持重點。經過多年培育和發展，我國的精密儀器制造、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移動通信、生物工程、醫藥制造和新材料等工業迅速發展，成為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亮點和重要支撐。以半導體產業中的集成電路封裝測試產業為例，目前，長電科技、通富微電、華天科技全國三大封裝測試企業的全球市場占有率約20%，長期占據全球封裝測試企業前7名，技術水平已與國際先進企業基本同步。
體制機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不斷釋放企業主體增長活力。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持續不斷地推進體制機制改革，通過不同時期不間斷地深化改革來釋放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活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市場環境是實現企業活力迸發的外部條件。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日益深化，企業的營商環境也逐步優化，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改善幅度居全球第三；我國總體排名從2017年位列第78位快速躍升至2019年的第31位，企業主體的市場活力得到進一步釋放。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及時出臺了各種稅費優惠政策為企業紓困解難。市場環境的持續改善讓企業主體專注于自身業務謀發展。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深化改革與日臻完善為技術創新保駕護航，促使高技術領域的投資創業迸發出更大熱情。我國知識產權制度自建立伊始就一直在不斷完善，這一過程伴隨著我國知識產權國際化的歷程而展開。1980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隨后在很短時間內實現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與國際接軌。1992年和2000年前后，我國相繼對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制度進行了修訂和完善。2008年，我國出臺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標志著知識產權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為知識產權事業發展作出了很好的頂層設計。與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相伴隨的是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企業日益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主體。根據數據測算，2019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中企業支出占比為77%左右，高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伴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日臻完善而趨于活躍。尤其是在當下知識經濟時代，技術與知識創新活動高度頻繁，不斷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良好的創新環境將會進一步激發高技術人才和資本的創新創業熱情，為未來我國高技術產業的厚積薄發提供“催化劑”。
消費升級與國內大循環為高技術產業開拓增長新空間
當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邁過1萬美元關口，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正邁入消費需求大釋放階段，消費需求正由生存型消費轉向品質型消費。我國擁有14億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市場，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軍。消費升級引發的對高技術制造業產品的需求規模不斷擴大。以電子信息和軟件信息技術服務產品為例，數據顯示，2019年規模以上電子信息制造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4.5%，利潤總額同比增長3.1%，營業收入利潤率為4.41%；2019年在軟件出口形勢低迷的情況下，其營業利潤和人均業務收入依然同比增長9.9%和8.7%。此外，人們在醫療保健、智能家居、交通等領域的消費品質，也呈現明顯的升級優化態勢，需求量在不斷提高。
在當前經濟形勢復雜嚴峻的背景下，黨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重大戰略部署，其核心是構建“國內大循環”。構建“國內大循環”，一方面要依托消費來啟動內需循環，即“消費內循環”；另一方面要依托高技術領域攻克核心技術來實現科技和產業內循環，即“科技及應用內循環”。這兩個內循環都與高技術產業有密切關系：一是啟動消費內循環的一個關鍵點是提升國內供給產品和服務質量，讓海外消費回流，由此帶來的機會是本土品牌的崛起以及對海外高端品牌的替代。高技術制造業、中醫藥產業、電子信息產業、計算機、醫療器械等領域國產品牌將面臨更大市場發展空間。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居民境外年均消費達2000億美元，如果有20%—50%的回流，將至少帶動最終消費提升2個百分點，這部分海外消費的回流主要依賴于高技術領域產品和品牌的崛起。二是啟動“科技及應用內循環”的一個落腳點在于新一代信息技術對產業的再造，具體而言就是推動“大（數據）、智（人工智能）、物（聯網）、移（動互聯）、云（計算）”技術對產業的應用與再造。其中，電子信息制造業、通信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制造業、辦公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這些高技術制造業領域是這些新科技的“最佳良田”，也是這些新技術誕生的產業需求源頭，是我國構建“科技及應用內循環”的關鍵領域，同時“國內大循環”也為高技術制造業發展拓展了更廣闊的疆土。
（作者為南開大學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統籌防疫和發展成效顯著 上半年國民經濟逐步復蘇》，國家統計局網站，2020年7月16日。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決定召開十九屆五中全會 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人民日報》，2020年7月31日。
責編/銀冰瑤 美編/宋揚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