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官員的除、授、擢、貶是行政活動的重要內容，唐宋兩朝很少官員沒有被貶經歷。處于貶謫境地的官員在人生和仕途低潮期，如何繼續自己的行政與文化生命？矚目生活情趣，豐富銳意進取的人生；拓展心理與創作空間，化貶謫為生存延展的契機；貼近民生做實事，化貶謫為實現政治理想的突破點這三種方式，被普遍采用。以此為核心形成的為官文化，也成為唐宋政治的重要活力。

【關鍵詞】唐宋 仕途低潮期 政治理想 生活情趣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公元七世紀初到十三世紀末的唐宋時期，科舉成為選士主要方式，官吏來源更廣泛，素質也相對更高。唐宋官員在出仕、履職、致仕等活動中顯示出更強的活力。即便面對仕途低潮期，這個精英群體也能不改從政初心，從容應對，形成了獨特的、總體昂揚向上的為官文化。

矚目生活情趣，豐富銳意進取的人生

唐宋官員仕途低潮期的出現，多數時候和貶謫相關，這往往發生在激烈斗爭或大刀闊斧改革之際。貶謫像在官員的快節奏人生突然按下“暫停鍵”或“回車鍵”。因此在新的環境中找到新的人生著力點，是唐宋貶謫官員面臨的首要問題。閑適生活的情趣，相對于遭貶前銳意進取的人生，也是客觀上的豐富與調節。

唐憲宗元和十年（815）七月，宰相武元衡被刺，左贊善大夫白居易首先上疏請求緝捕刺客，執政嫌其越職言事，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白居易給好友元稹寫信，以排遣長夜，“有念則書，言無銓次”，“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與元九書》）。他在廬山遺愛寺建草堂，以便欣賞香爐峰、學習煉丹，和附近名僧結成方外之交，一起探險攬勝，流連忘返。醉情山水并非江州生活的全部，他也有觸景生情、抒發遷謫況味的時候：“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琵琶行》成為白居易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十三年（818）冬，白居易量移（酌情調遷）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忠州貧瘠，他便與童仆造景自賞，“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參雜種，千枝次第開”（《東坡種花二首》）。做樂在其中的東坡太守：“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步東坡》）

十四年（819）冬，白居易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后來他任知制誥進入政治中心，還是時常想起東坡的花樹：“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西省對花憶忠州東坡新花樹，因寄題東樓》）

境遇相似者的心意是相通的。兩百余年之后，蘇軾身陷“烏臺詩案”，于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朋友馬正卿幫他向知州徐君猷申請了城東廢棄營地數十畝：“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蘇軾《東坡八首》詩序）蘇軾特意添置了一頭牛，耕作其中，以補貼家用。他也稱這片地為“東坡”，并筑室于側，自號“東坡居士”。蘇軾體驗著黃州每一個散發著煙火氣的細節，如白居易一樣把逆境演繹出詩意，前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寒食詩帖》等都作于此時。煮魚、烹茶、燉肉、釀酒、做羹湯，他都就地取材，親自嘗試。他釀酒，結果蜜酒“不甚佳”，蜜水變質，“飲者輒暴”（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他把不討人喜歡的豬肉做成了美食，在平淡的謫居生活中創造出閑適美好。雖然仕途歷經三貶，但他卻將此調侃為平生功業的高峰。

拓展心理與創作空間，化貶謫為生存延展的契機

處在仕途低潮期，貶謫令官員生存與活動空間趨于縮小，行政影響力衰微。處于這種境地，唐宋官員卻很少一蹶不振、怨天尤人。面對來自行政空間的壓制，他們一般會自覺開啟作為文化精英的屬性，在文學藝術領域開疆拓土，延展其心理生存空間，化解來自貶謫的壓力。

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805），時任尚書吏部員外郎的柳宗元參與政治革新，革新失敗，柳宗元貶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馬，憲宗元和五年（810）冬他寫信給岳父楊憑，說到生活質量之差：“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他反思既往，積極尋找人生新的突破點，寫作重心由程式化的公文，轉向文章之道的探究：“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與楊京兆憑書》）永州十年，他實現了文章創作的突破，“永州八記”成為山水游記文學的標志作品，“三戒”成為寓言文學的楷模，“九賦”“十騷”成為楚地文學的經典。面對仕途空間的收窄，柳宗元開創出了新的文學天地。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左遷九江司馬，柳宗元則移官為柳州刺史，他文章之法大成，追隨者眾：“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于時，時號‘柳州’云。”（《舊唐書·柳宗元傳》）貶謫使柳宗元遠離政治中心，他自己活成了學術中心，成為貶地的文化坐標。

唐朝官員開拓文章寫作空間，趨于內斂；宋朝官員則在文學創作同時，開拓外化內心空間為不朽山水的一部分。宋仁宗朝，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子京）被御史彈劾在涇州（今甘肅平涼涇川）知州任上抵御西夏時濫用公款。慶歷四年（1044）二月滕宗諒徙知岳州（今湖南岳陽），第二年他重修當地岳陽樓。有人祝賀落成，滕宗諒說：“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慟數場。”（周煇《清波雜志》卷四“逐客”）六年九月他讓人畫成《洞庭秋晚圖》送給鄧州（今河南鄧州）知州范仲淹，請其作記。57歲范仲淹在慶歷新政失敗后，此時也處于貶謫狀態，他欣賞滕宗諒才氣，恐其惹禍，但滕又豪邁自負，罕受人言。于是范仲淹在記中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此規勸（范公偁《過庭錄》“范文正規滕子京”）。后來，《岳陽樓記》和岳陽樓一起成為中國文化不朽的內容。兩位貶謫官員攜手構筑了廟堂難以想象的“憂樂”精神境界。

范仲淹、滕子京的好友歐陽修也是如此。

仁宗慶歷五年（1045），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為慶歷新政被貶者鳴不平，八月降知制誥、知滁州，開始了自己第二次貶離京城的生涯。到任第二年，歐陽修在滁州西南瑯琊山讓泉之上筑亭，以自己的新號“醉翁”來命名。在“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的賓客之樂、“蒼顏白發，頹然乎其間”的太守之醉中，歐陽修構筑起自己醉翁世界，他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醉翁亭記》）在滁州南百步遠的豐山，歐陽修又疏泉鑿石，辟地以為亭，名“豐樂”，構筑自己的官員世界，他說自己不忘“宣（皇）上恩德以與民共樂”（《豐樂亭記》）的知州本職。歐陽修比后來蘇軾在黃州要幸運得多，考慮也周全得多：醉翁亭言其頹放，豐樂亭說其盡職。他又在豐樂亭東筑醒心亭，取韓愈《北湖》“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詩意。并找曾鞏作記，闡發自己醉中自樂、醒觀盛世的初衷：“吾君優游而無為于上，吾民給足而無憾于下。”（曾鞏《醒心亭記》）

歐陽修成為一代文宗，滁州三年心理與創作空間的拓展是一個關鍵。宋人《滁陽郡志》說，《醉翁亭記》拓本迅速成為流行物品：“記成刻石，遠近爭傳，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庫有氈，打碑用盡，至取僧堂臥氈給用。凡商賈來供施，亦多求其本，所過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醉翁亭成為滁州文化景觀，可見歐陽修滁州所為是成功的。

貼近民生做實事，化貶謫為實現政治理想的突破點

唐宋官員貶謫之后，雖然處在仕途低潮期，職位有所降低，但卻善于在變小的著力點上發力。以視野開闊、理念先進的前高（京）官身份，改變偏遠一方落后習俗，也相對容易。廟堂之上沒有實現的宏觀規劃，往往在貶謫之地進行了點的突破。

唐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憲宗皇帝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禁中供奉三日，官民奔走布施，唯恐落后，刑部侍郎韓愈上《論佛骨表》，縱論佞佛之害。憲宗怒，貶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刺史。這比十四年前柳宗元被貶的永州更遠，在這一年末，柳宗元逝于柳州。到達潮州，52歲的韓愈并未頹喪，立刻辦公，詢問民生疾苦，眾人反映郡西湫水鱷魚成災，捕食牲畜，導致民生凋敝。他親自查看，以祭品投入湫水，并書祝文一篇，說當今天子神圣，治民是刺史職責，鱷魚如果不如期遷走，到海里生活，刺史將以勁弓毒矢奉陪。這就是有名的《祭鱷魚文》。結果當晚“有暴風雷起于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于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舊唐書·韓愈傳》）。

史書顯然有夸張，但韓愈在潮州治理災害、改善民生的工作是真實的，以致于后來潮人為之立廟祭祀。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潮州知州王滌率民為韓愈立新廟，并請蘇軾撰寫碑文。經歷黃州之貶的蘇軾顯然能理解韓愈在潮州的所為，慨然撰《潮州韓文公廟碑》致敬這位先輩。蘇軾在碑文中還特意指出，之前潮州人不知道讀書，韓愈任命進士趙德為師，于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韓愈改變了潮州舊俗。這年十月，韓愈調任環境相對好些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當地習俗，平民子女立約給人家做奴婢，逾約不贖回，則終身為奴，韓愈設法贖回那些被沒為奴的男女，歸其父母，并與袁人立約，廢除“隸人”舊俗。

治民建功是唐宋貶官不約而同的選擇。

宋仁宗朝，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晏殊反對太后劉娥的親信張耆任樞密使，又以笏撞侍從使之折齒，于天圣五年（1027）春出知應天（今河南商丘）。當時應天府學風不盛。晏殊到任，即聘請附近才學之士擔任教授，提高教學水平，開啟了辦學教育的序幕。而各州、路、府、軍普遍辦官學，要到慶歷年間。當時范仲淹遭母憂居城中，晏殊請其執掌府學。范仲淹不負所托，對府學作息進行嚴格、規范管理；教師命題，自己先做嘗試深淺難易。范仲淹的教學法被學習推廣，應天府學一時成為名庠，司馬光《涑水記聞》都詳細記錄其辦學情形。

唐末五代天下動亂以來，天下學?；膹U，其復興則從晏殊應天府之貶開始。應天之貶持續不到兩年，天圣六年（1028）八月晏殊被召回京城，任御史中丞。但他沒有讓貶謫之地的興學半途而廢，九月他舉薦賀州富川縣主簿王洙“有文行”“明經術”，令其帶所授官“充應天府書院說書”（《薦王洙為應天府書院說書奏》）為府學補充師資；十二月，朝廷有詔免應天府書院地基稅錢，應該也是晏殊的操作。應天府書院名列宋代四大書院，晏殊功不可沒。這年冬，令應天府學名聲大振的范仲淹丁憂期滿，為晏殊舉薦任秘閣校理。范仲淹第二年冬則因請求太后劉娥還政于仁宗趙禎，外放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濟）通判，開啟了他“三貶三光”的名臣之路。知應天府是仕途順暢的晏殊第一次被貶，但在仕途低谷所做之事，能善始善終，其所作所為可謂貶官務實風骨之代表。

概而言之，唐宋兩朝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轉變，官員視野相對開闊，格局也相對大氣。就行政意義而言，貶謫對官員是一種懲罰；就人生意義而言，對文化精英又是一種成全?？v觀整個仕途，貶謫是官員前行歷程的負面狀態，但將負面狀態處理得充滿昂揚向上的氣質，則是唐宋貶官文化的突出特色。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制度、文體與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項目編號：19ZDA24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②[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③[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