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10周年，10年來有效推動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中國與東盟進入了經貿合作的黃金時期。未來，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方興未艾，域內貿易投資往來日益密切，域外合作前景廣闊、蓬勃發展，區域供應鏈、價值鏈構建更加完善。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經貿合作 產業鏈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10周年，從倡議提出到全面建成，再到進階升級，中國—東盟自貿區一路縱深發展，經貿合作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自“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永久落戶南寧以來，為推動我國與東盟拓展區域合作和深化經貿發展發揮了顯著的平臺作用。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經濟陷入深度“負增長”，國際產能合作模式遭受重創，東盟作為世界舞臺中的重要參與者同樣難以幸免。面對疫情的深度重壓，中國與東盟國家致力于維護和發展雙邊經貿合作，在經濟恢復、經貿潛力等方面展現巨大的生命力，2020年前三季度雙邊貿易額高達4818.1億美元，并互為雙方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規模和內涵上均實現逆勢上揚和向好發展。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成功簽署更是為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逆勢回溫提振信心。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經濟格局將面臨動蕩和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以及價值鏈也將進一步發生改變。這種調整，將會改變中國—東盟次區域合作進程中的認知，更好地把握機會，加強自身競爭能力，提升在產業鏈、價值鏈分工中所處的地位，在次區域合作中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次區域內完整的具有輻射全球經濟能力的經濟分工鏈條。

“黃金十年”來，中國具備與東盟經貿合作“引資補鏈”的先行優勢，推動中國—東盟生產貿易鏈進一步鞏固

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建成。10年來，雙邊貨物、服務貿易高速增長，產業鏈、價值鏈深度融合，自貿區用“黃金十年”塑造了世界經貿新格局，為深化雙邊經貿合作奠定堅實的現實基礎。“黃金十年”的發展過程中，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顯著提升，以紡織業、農業等領域為代表的產能合作成果成效顯著，泰中羅勇工業園等境外經貿合作區先后設立，區域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深度融合。隨后，《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全面生效，為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投資深度發展升級加碼，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的規定均降低了門檻，極大地促進了自貿區的進一步發展，在區域層面進一步推動經濟一體化進程，發揮世界經濟增長新引擎作用，助推雙邊經貿合作邁上新臺階。

10年來，多項面向東盟的政策紅利落實落地為深化雙邊經貿合作打造可靠的政策基礎。當前，面向東盟的金融開放門戶、西部陸海新通道等多項國家政策疊加，多措并舉，從國家到地方推動相關政策的實施和落地。金融開放門戶建設縱深發展，將廣西打造成為全國金融業“走出去”的重要窗口，為雙邊經貿合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有序開展，將中國西南打造成為連接東盟的重要物流通道，為雙邊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的軟硬件環境；中國（廣西）自貿試驗區、中國—東盟信息港等國家級開放平臺融會貫通，相得益彰，為雙邊經貿合作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與此同時，在經過長達8年的磋商之后，RCEP協定框架已于2020年11月簽署完成，對于完善區域合作格局，深化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中國具備與東盟經貿合作“引資補鏈”的先行優勢。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各國政府為了挽救受疫情沖擊的產業鏈，紛紛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的流動性進入市場，這些金融性資金必須和產業相結合，才能獲得正常的回報率。隨著歐美疫情的持續，這些逐利資金可去的市場并不多，目前中國國內疫情控制得比較好，具備先行條件吸引國內乃至國外的資本“活水”，灌溉本地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的“良田”，吸引相關產業龍頭企業落地中國，在自貿試驗區內發展產業集群，降低中國和東盟受疫情影響出現產業鏈斷裂的風險，或者彌補已經出現斷裂的產業鏈。

“黃金十年”來中國—東盟次區域合作的機制與模式創新

互信是開展國際合作的基礎與前提，鑒于中國—東盟次區域合作的參與主體包括中國和東盟國家與地區，各主體復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迥異的發展歷程和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如何推動合作進程的進一步發展，成為突出的矛盾和難以化解的阻礙。如何使得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次區域合作中各個國家都能夠受益，實現整體滿意的利益分配方案已然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發展合作中不可避免的突出問題。因此，在創新中國—東盟次區域合作模式、構建各種制度化合作機制之外，還要在治理模式方面不斷進行創新和探索，形成形式多樣的次區域合作模式，包括建設經濟走廊、設立邊境以及跨境經濟合作區、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園區等合作模式。

建設經濟走廊合作模式。經濟走廊合作模式是以貿易通道為聯絡路線、以路線上各個大大小小的經貿合作區為聯絡節點，相互承接、聯系而形成的區域內、國際間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對于中國—東盟合作比較具有代表性。目前現有的經濟走廊合作模式典型代表主要有在2016年第九屆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暨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發展論壇中提出建設的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以及由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5月訪問印度時所提出建設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其中，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的建設構想是以中國南寧和昆明為起點，以新加坡為終點，途經馬來西亞、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越南等國，建成后將成為中國連接中南半島的大陸橋。目前，該計劃內由昆明至越南河內的高速、南寧至河內的鐵路以及高速公路均已聯通，在基礎設施上實現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則是以中緬經濟走廊為核心，建成后將連接起中國和印度兩大市場，為我國從西南走向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最便捷道路的合作計劃。

設立邊境經濟合作區。邊境經濟合作區模式是我國最早面向東盟國家的合作模式之一。與次區域合作相比，跨境經濟合作區可以稱為微區域合作，其合作領域并不只局限于經濟合作，也可擴展到諸如次區域合作過程中的社會、法律、環境等多領域合作。早在1992年我國便在西南邊境的瑞麗、憑祥以及東興等城市設立了邊境經濟合作區域，以便開展面向東盟的一系列經濟合作活動。邊境經濟合作區的主要作用是吸引國內外企業前來投資，同時方便與毗鄰國家展開經貿投資方面的合作。隨著中國—東盟雙邊關系發展，我國的邊境地區不斷擴大開放，逐漸發展演變成跨境經濟合作區。目前我國與東盟國家之間設立了中國磨憨—老撾磨丁、中國瑞麗—緬甸木姐以及中國紅河—越南老街這三大跨境經濟合作區，對于促進邊貿繁榮發揮著較為重要的作用。

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園區。境外經貿合作園區模式對于中國—東盟合作來說是一種創新的合作模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94年新加坡在中國設立的蘇州工業園。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走出去”的步伐越來越快，中國開始逐漸嘗試在國外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園區。中國與東盟國家首個境外經貿合作園區設立于2011年，是由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和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宣布設立的中馬欽州—關丹雙合作園，在促進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作用不容忽視。10年來，中國已在東盟設立25個境外經貿合作園區。這些園區的設立不僅給雙方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還解決了許多東盟國家國內市場的各類需求，對于促進雙方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未來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將迎來更多機遇

未來，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方興未艾，域內貿易投資往來日益密切，域外合作前景廣闊生機勃勃，區域供應鏈、價值鏈構建更加完善。基于目前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現實形勢，以及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新動態，要精準施策，把握推動雙邊經貿合作的切入點。

增進中國—東盟互信合作新內涵。中國—東盟政治互信長期穩定，對于雙邊經貿合作的向好發展發揮保障作用。在和平發展的主旋律下，中國與東盟國家間政治互信不斷加深，造就了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雙邊關系發展總體保持向好狀態。面對2020年疫情新形勢，中國與東盟國家秉承互諒互讓的格局理念，聯合開展抗疫行動。為了維護地區關系穩定，第二十三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等系列領導人會議和主題論壇相繼召開，共同探討疫情期間以及之后的發展方向，為深化中國—東盟合作提供了“強心劑”和“新動能”。

未來，中國將繼續不忘初心使命，充分發揮《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等有關綱領性文件的引領作用，明確肯定東盟在擔當區域合作主人翁這一角色的關鍵性和重要性。通過現有召開的域內域外領導人會議開展疫情防控、經濟恢復等緊密合作，借助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等機制成效，充分利用RCEP協議的紐帶作用，增進雙邊友好互信，推進發展戰略對接提速升級，推動區域治理體系革新優化，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為推動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創造條件，為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提供政策保障。

提升中國—東盟產業發展新業態。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國際分工愈加分明，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環環相扣，不可分割，都承擔著生產網絡中重要的節點作用。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中國秉承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理念，與東盟國家一道開展產能合作，提升區域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地位。RCEP的成功簽署，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曙光，對于中國和東盟而言，原有的區域生產網絡不斷擴充，區域產業鏈和價值鏈向外延展。

加強中國與東盟各國在相關產業領域的互補合作，帶動中國—東盟產業發展向高端邁進。一是加強區域內產業生產合作，中國與東盟雙方都需要明確本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分工的地位，并立足本國產業發展現狀，推動雙邊關聯產業上下游聯動互補，通過進一步推動區域內農業、有色金屬、旅游業等產業合作，實現雙邊產業發展優勢互補；二是深化區域內消費領域對接，以雙邊市場消費需求為導向，構建以符合雙方需求為中心的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促進生產要素高效流動，提供符合區域消費需求的產品和服務；三是實現大小區域聯動發展，疫情沖擊迫使全球分工為主導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向區域性轉移，中國與東盟國家都屬于RCEP中重要的成員國，隨著關稅減免等有利措施的推行，原有的中國與東盟小區域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合作將逐漸向外延伸，在更大范圍內構建區域產業鏈和價值鏈新體系；四是發揮金融服務產業合作的功能，金融作為中國—東盟經貿合作過程中的重要工具，為中國開展面向東盟的經貿投資、產業合作提供資金支持和基礎保障。

打造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新景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呈現勃勃生機。數字經濟作為有別于傳統經濟的新業態，是深化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重要工具。從中國—東盟信息港建設到中國—東盟“數字絲綢之路”的構建，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數字經濟合作歷程豐富。面對疫情新常態，中國與東盟國家緊緊圍繞“數字經濟”這一主題展開年度合作，今年11月末舉辦的第17屆中國—東盟博覽會更以“共建‘一帶一路’，共興數字經濟”為主題，旨在通過發揮數字經濟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創新優勢，為恢復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經濟社會發展、增進民生福祉創造條件。

加強中國與東盟各國在數字創新領域的交流合作，引領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向好發展。一是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合作，發揮中國—東盟信息港平臺優勢，充分利用區塊鏈、云計算等大數據技術，加強與東盟國家在5G網絡等新興基礎設施領域合作，重點聯合新加坡、文萊等經濟較發達的東盟國家開展智慧城市等高新科技領域建設，協同柬埔寨、老撾等經濟較不發達的東盟國家升級本國交通等傳統基礎設施領域建設，創新經濟增長方式；二是加強數字消費合作，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全球蔓延引發人民的生活消費方式發生新改變，加快各種遠程辦公、大數據抗疫醫療等高科技產品產業的發展進程，借助跨境電商發展，帶動域內企業開展跨境電商貿易，挖掘雙邊貿易潛力；三是加強數字產業生態建設，聯合東盟共建協同發展的區域數字化產業生態體系，通過數字化手段實現域內產業更新迭代。

探索中國—東盟基建合作新空間。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證明，基礎設施建設對區域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對中國—東盟經貿合作而言亦是如此。以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等有關的互聯互通通道建設，標志著以中國西南為起點、連接東盟的陸路經濟帶發展成為現實，陸路運輸網絡的建設以及公路、鐵路等陸路運輸方式的暢通，為疫情期間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互通、人員流動提供了堅實的互聯互通基礎。經貿合作等系列面向東盟的開放合作活動都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前提，唯有夯實這一基礎，才能進一步促進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深化雙邊發展。

中國應充分發揮與東盟國家地理臨近的優勢，針對鐵路、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共同開發合作，加快構建區域協調、統一的國際運輸通道，實現人員通關、貨運換裝等無縫連接，實現通關便利化和物流低成本化。同時雙方在港口建設及運營、海運航運等方面積極開展合作，增強海上通道的服務和輻射功能，發揮陸海通道雙優勢。

充實中國—東盟人文合作新形式。中國與東盟“陸相通，水相連”，雙方以豐富多樣的人文交流形勢增進彼此了解，人文交流合作成為引領中國—東盟關系發展的新支柱。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雙邊秉承“民相親、心相通”的宗旨和使命，從國家政府到民間公眾，積極推進共同抗疫行動，在政府層面通過共建醫療機構、共同研發中西藥等方式推進雙邊有關部門加強醫療衛生領域合作，積極探索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可行性辦法；在民眾層面，有關民間組織、社會公眾積極發揮自身優勢，開展民間抗疫幫扶行動，實現區域防疫合作與經濟增長的雙贏。

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應對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衛生危機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進一步加強雙方醫療機構間的交流合作和信息互通，為日后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積累經驗；以公共醫療衛生為切入點，加強與東盟國家在相關領域的產學研合作，加強大數據在疫情研判等公共衛生管理方面的作用，協同促進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科學研究；繼續發揮協會等民間外交優勢力量的作用，推進后疫情時代中國—東盟在人文領域的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不斷構筑和夯實雙方的民意基礎，共同維護區域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為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作者為廣西大學副校長、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項目編號：17CJY05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黃奇帆：《新冠疫情蔓延下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三點思考》，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網站，2020年3月29日。

②郭磊、賀驍束：《全球經濟對出口的影響：測算及歷史比較》，《廣發證券研究報告》，2020年3月22日。

責編/賈娜 美編/王夢雅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