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主動抉擇。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新發展格局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首先要深刻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要在準確把握超大規模市場的特點，充分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經濟韌性和活力的基礎上，從供給側發力，在制度建設上用力，把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為根本落腳點，扎扎實實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關鍵詞:“雙循環” 分工 異質性 產權 經濟韌性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作出重大工作部署。面對新的發展階段、環境和條件，如何認識和把握新發展格局，對于國家、企業和個人來說都至關重要。
深刻把握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
經濟全球化推動各類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實現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有效配置。形象地說，全球化試圖打造一個“莫比烏斯”循環，在這一循環下，“內”“外”只是視角上的不同，內外循環將實現自由聯通。然而，當前少數國家的部分人基于私利，力圖打破和阻隔這種自由聯通，大大制約了經濟全球化的進度。我們既要立足“斗爭”看清和應對好這部分人制造的“麻煩”，更要立足客觀規律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
首先，經濟全球化從來都是人的全球化，是分工的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為比較優勢的發揮提供了廣闊的天地。這里的比較優勢，經歷了由國家或地區的比較優勢，到組織或企業的比較優勢，再到個人的比較優勢的分工細化過程。這個分工細化的過程，從一開始就是指向“人的需求與價值”的，這也使得經濟對物質要素或資源的依賴程度逐步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人的行為，特別是創造性行為。隨著經濟范式由“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轉變，一方面，“零工經濟”“服務經濟”“無形經濟”等新經濟形式逐步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新經濟形式越來越依賴更高水平的全球基礎設施，包括硬件的和軟件的。尤其是在全球基礎設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當下，新經濟形式在特定條件下具有“收縮”的發展態勢，如近年來部分發達經濟體“制造業回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但也孕育著新的更高層次的全球化。新的更高層次的全球化需要一個“突破”，而最根本的就是技術上的突破，如人工智能、區塊鏈、3D打印、基因技術等。我國要在這些領域加大投入，在這些“無人區”中占據一席之地。
其次，新的更高層次的經濟全球化呼喚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全球化也不例外。全球化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要素或資源的跨國流動，另一方面表現為影響和約束這種跨國流動的規則和秩序。生產要素或資源的流動發生了變化，必然帶來規則和秩序的重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狹隘的民族和國家界限，將整個人類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并在此基礎上考量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價值理性，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全球觀。這與少數國家裹挾人民意愿提出的“本國優先”的狹隘全球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三，當前部分國家“去全球化”，維護的只是少數人的利益。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最先進的經濟體，其新經濟形式的發展也是最為成熟的。美國人民主觀上具有突破“以所有權為中心”、實現“以使用權為中心”的需求，這客觀上造成了“制造業回流”的現象。這種需求和現象的演化，會進一步激化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存在這一問題。為了避免矛盾激化，少數國家的部分人將矛頭指向了尚不完善的全球基礎設施，并將之歸結為少數發展中國家的“非市場化行為”。這是典型的置分工細化的客觀規律于不顧、置本國人民的真正需要于不顧，綁架人民意愿、實現個人私利的行為。這種行為對內具有隱蔽性，對外具有威脅性，其隱蔽性又進一步強化了威脅性，給世界經濟蒙上了一層陰影。因此，對于我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不能陷入“去全球化”的“陷阱”，也不能將對少數人的制裁惡意擴大化。
最后，我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對于我國來說，無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這些理念和舉措都是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主動抉擇，而非被動選擇。“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對上述理念和舉措在當前國際語境下的一種闡釋。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此外，由于國內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當前部分發達地區、部分先進產業已經具備接納新一輪全球化的基礎設施，但廣大內陸地區、大部分傳統產業還處在上一輪全球化階段。擴大對外開放、暢通國民經濟大循環，都是推動平衡充分發展的重要條件，必須長期堅持。
辯證看待我國超大規模市場，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
我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這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天然條件。對于這個市場，既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視角來看，又要從優勢和不足兩個方面來說。前兩個視角的關鍵詞是分工與競爭，供給細分是需求多樣化的基礎，供給主體間、需求主體間的競爭直接影響著供給細分的程度和方向；后兩個方面的關鍵詞是異質性與競爭，超大規模既會帶來優勢，也會帶來不足，超大規模競爭下的異質性和同質性，在不同的語境下具有不同的意義。這些不同視角、不同方面的具體情況，共同構成了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特點，共同奠定了我國國民經濟循環的基礎。
首先，改革開放是激活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關鍵一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延續活力的戰略方向。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引進先進技術，啟動了我國的后發優勢，從供給側激活了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這里強調供給側，一方面是因為新技術的引進細化了分工，創造了更多的供給；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新技術引進的初期，需求仍然主要集中在國外。需求是在供給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才發揮作用的。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改革開放雖然帶來了后發優勢，但“福”與“禍”總是相依的，“后發”有優勢，也存在一定的隱患。與后發優勢相伴的隱患主要有兩點：一是創新的路徑依賴問題，主要表現為后發優勢客觀上提高了自主創新的機會成本，降低了另辟新路的可能，為今天的“卡脖子”埋下了隱患；二是發展基礎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發展注重速度而忽略質量，客觀上帶來了今天發展質量不高的一系列隱患。面對這兩大隱患，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一方面要抓住“卡脖子”降低自主創新機會成本的契機，瞄準科技前沿，使“卡脖子”清單變成科研任務清單，讓“卡脖子”卡出創新的更多路徑；另一方面要夯實傳統優勢產業，推動分工在較高層次實現細分，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切實解決發展質量不高的問題。
其次，供給多元化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繁榮的重要基礎，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異質性是持續繁榮的必要條件。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建立起了最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個體系帶來的供給多元化，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繁榮的重要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在規模和競爭的雙重作用下，很多主導產業的利潤將會迅速趨于零，經濟發展也將失去動力，陷入“辛苦”而沒有“意義”的境地。2015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服務業在我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首次超過50%，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服務經濟時代”。之所以說重要，是因為服務業尤其是傳統服務業相較制造業具有勞動生產率低的特點，當前很多經濟體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后都面臨高就業、低增長的困境。其背后是經濟實體已經開始從同質性的規?；a轉向異質性的個性化生產，而衡量經濟實體的理論和實踐并未發生相應的改變。經濟學研究的范式面臨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重大調整。雖然“互聯網+”“零工經濟”“無形經濟”等經濟形式的發展為各個經濟體走出困境提供了出路，尤其在我國超大規模需求的條件下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只是一個過渡的形式，我們仍需進一步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異質性，以更好地匹配“人的需求與價值”，實現有“意義”的發展。當然，這種異質性是建立在同質性基礎設施之上的。這也是未來更高層次的全球化的重要內涵——同質性基礎設施與異質性產品或服務的全球化。
第三，創新的本土化應用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更新的重要來源，推動邊際上的創新是市場升級的有效方式。實現超大規模市場的不斷更新是暢通內循環的關鍵。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先進技術，除了實現供給細分外，客觀上也帶來了市場的更新換代。盡管大部分時間、大多數產業都處于追趕地位，但在服務國際產業鏈的過程中，我國一方面構建起了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啟動和擴大了國內需求，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成功接軌。以此為基礎，我國在一輪又一輪的產業、產品、技術的更新換代中，逐步將它們與發展的實際需求相結合，使供給更多地滿足國內市場，從而推動出口占GDP的比重逐漸降低，到2019年降至17.4%。近年來，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很多企業發揮技術優勢、市場優勢等，不斷在人工智能、大數據、5G等領域的技術邊際上取得突破，有的甚至在國際上率先進入了“無人區”。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企業在推進技術邊際上的創新時，除了在前沿領域突破外，還在我國現有的約束條件下、利用我國經濟的特有韌性謀求突破，達到“以退為進”的效果。所謂“退”，就是做到在現有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既非一味地瞄準世界一流，更非一味地壓減成本；所謂“進”，就是多個約束條件最大化下的系統性“涌現”，探索出更符合我國實際的創新路徑。
最后，“內卷化”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面臨的重大挑戰，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是戰勝挑戰的重要保障。“內卷化”通常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內卷化”有了更多的表現形式，如最近熱議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滴滴”司機困在算法里，年輕人困在“996”里等。這些困境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外部收益內部化的條件尚不成熟；二是簡單勞動對經濟的貢獻度較低，在分配中處于相對劣勢地位；三是財富的積累和存儲手段不夠豐富。這些困境在超大規模市場的競爭中得到了強化，在發展質量不高的問題中產生了路徑依賴。而要突破這些困境，需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其本質是激發不同群體的理性人意識、主人翁意識、共同體意識，激活政治家精神、企業家精神、科學家精神等。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7月至9月召開七次座談會，征求黨外人士、企業家、科學家、基層代表等多領域群體的意見，就是要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為“十四五”謀好篇、布好局。
充分認識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凸顯了我國的制度優勢，也進一步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于我國發展繁榮穩定的重大意義。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接連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進一步展現了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戰略定力和堅強決心。
首先，產權是核心，以使用權為中心鞏固國民經濟循環的根基。產權是人們對生產要素或資源實施一定行為的權利。隨著個性化知識和勞動的投入不斷增加，“行為”相對于“生產要素或資源”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服務經濟”“零工經濟”“無形經濟”等新經濟形式將逐漸成為主要經濟形式。世界經濟也將整體步入由“以所有權為中心”向“以使用權為中心”轉變的過渡階段。“以使用權為中心”，就是在“剩余”分配上向有權實施“行為”的主體，即掌握剩余控制權的主體傾斜，實現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統一。當然，“以使用權為中心”并不代表“所有權”不重要，“所有權”仍將在基礎設施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更進一步說，“以使用權為中心”需要以夯實“所有權”基礎為前提。這種生產關系的轉變，與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特點是相統一的。自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探索，在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特別是在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以及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等領域。因此，要抓住這一過渡階段，一方面不失時機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夯實所有權的基礎；另一方面，繼續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尤其要推進醫生、科學家、教師等群體的收入市場化改革。
其次，合約是抓手，以更廣泛的契約精神鞏固國民經濟循環的動力。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緩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我國推行了價格雙軌制改革。雖然這是一種過渡性的改革，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價格機制已然深入人心，有效激活了我國國民經濟循環。作為基礎性合約，目前價格機制已經滲透到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涵蓋了絕大多數產品或服務。盡管在一些基本的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資本、土地、國有企業產權上，行政機制和社群機制仍然有著較強的影響力，但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已經通過各自的“委托變量”融入到整個社會的價格體系之中，如關系產權、復合產權等。接下來，就是要在鞏固價格機制的基礎上，培育更廣泛的契約精神。一方面，能夠以價格取代復雜合約的，盡可能地采取價格機制；另一方面，暫時不具備采用價格機制的，要找準“委托變量”，以合約的形式將其固化下來，但固化的方向應當是為未來采取價格機制創造有利條件?！蛾P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強調要“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要素價格機制”，這也充分肯定了價格合約的重要作用。
第三，信任是基石，以治理現代化鞏固國民經濟循環的模式。信任通過劃定主體的行為范圍和選擇傾向，成為“以使用權為中心”發展模式的重要基礎設施。“以使用權為中心”所依賴的信任機制，將不同于“以所有權為中心”所依賴的信用機制。信任機制面向個性化生產，建立在更高水平的知識專業化基礎上，對未來收入分配、財富的積累和存儲都具有深層次的影響。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客觀結果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信任機制。在構建信任機制的過程中，黨的領導是強化制度信任的根本保障，探索以區塊鏈技術為代表的機器信任是重要突破口，明晰產權、監管合約是政府參與的有效方式。
全面理解經濟的韌性與活力，不斷拓展我國經濟的回旋空間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特別強調要科學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并首提“更為安全的發展”。這里的安全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發展本身的安全，二是發展環境的安全。而發展本身的安全是根本性的，其核心是經濟的韌性和活力。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注重速度而忽視質量，很大程度上以消耗經濟韌性換取經濟活力，是不可持續的。進入新發展階段，要在鞏固傳統韌性和活力的基礎上，塑造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新韌性和新活力，不斷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的回旋空間。
首先，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經濟最強韌性和最大活力，擴大內需是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黨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前一階段的主要矛盾，決定了我們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側重于“物”；新時代的主要矛盾，決定了我們要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側重于“人”。這也與全球經濟指向“人的需求與價值”的趨勢是相吻合的。接下來，在擴大內需的過程中，要利用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樣性、層次性和遞增性，一方面從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層面實現供給在較高水平的無限細分；另一方面要立足當前發展的約束條件，給予低水平供給以更多的包容，并為供給升級創造必要的條件。這也是在技術邊際上取得創新的重要條件。
其次，集中力量放大比較優勢是利用韌性釋放活力的重要突破口，培育個體內生動力是進一步增強韌性活力的固本之策。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效放大了國家和地區層面、大型企業和組織層面的比較優勢，推動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做大了經濟的“蛋糕”。這種放大比較優勢的做法，無論是雙軌制改革，還是經濟特區的建設，都蘊含著“交叉補貼”的原理，如內陸補貼沿海、農村補貼城市、體制外補貼體制內等，一方面通過把“廉價資源”融入整個價格體系，讓正外部性流入公共領域，提高“能人”尋“租”動力，激發市場整體活力；另一方面通過把“廉價資源”限定在補貼方，為尋“租”失敗留下退路，讓危機“軟著陸”。這種方式在過去四十多年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也將繼續發揮作用，特別是在像美團、滴滴這樣的平臺經濟中。然而，隨著全球經濟逐步進入個體比較優勢時代，培育基于個體的內生動力將是增強經濟韌性活力的固本之策。個體內生動力是基于新全球化的，其本質是基于知識專業化的剩余控制權流入個體層面，個體的供給能夠迅速得到市場的響應和回報。個體將獲得剩余索取權，這是一份相對穩定、可預期的收入，雖然不確定性仍然在增加，但“賭”的成分在減少，知識專業化的成分在增加。這也將給現行的財富積累和存儲機制帶來挑戰，未來一方面需要技術上的突破，如區塊鏈的分布式記賬；另一方面需要制度上的突破，如借助金融領域特別是保險、信托等業務的創新。
第三，生產要素特別是人的流動是韌性和活力的又一來源，讓生產要素在流動中體現價值是進一步增強韌性活力的有效手段。我國利用比較優勢的過程是漸進的、逐步的，釋放生產要素活力的過程也是如此。過去四十多年對各類生產要素活力的釋放，一方面得益于生產要素本身的流動，另一方面得益于生產要素產權以及生產要素屬性的重置。前者是市場迅速做大的基礎，后者是市場不斷更新的重要原因。兩者共同造就了我國社會階層間行為選擇范圍的融合，形成了社會階層的較高流動性，進而提升了我國經濟對發展差距、收入差距的容忍度。然而，我國目前還存在諸多與新發展階段需要的選擇范圍融合不相適應的限制性因素，典型的如利率市場化改革滯后、農村宅基地流轉受限、國有企業人才流動不暢等。在接下來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改革過程中，要在選擇范圍融合現狀基礎上，逐步擴大融合空間。以國有企業人才流動不暢為例，人才流動不暢一方面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和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客觀上使得內部的形式主義問題逐漸成為發展韌性和活力的“大敵”。針對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加快中層領導干部的流動速度，如進一步強化在企業內部甚至不同企業之間開展中層領導干部的交流培養，以此一方面激活人才資源價值和緩解人才流失問題，另一方面緩解中層領導干部長期“不動”給基層人員帶來的形式主義累積性問題。當然，類似的過渡性舉措，要朝著要素在更大范圍自由流動、不同階層或群體間選擇范圍繼續融合的方向發展，進而為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強勁的韌性和活力。
【本文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張曙光、張弛：《使用權的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視域轉換和理論創新》，《學術月刊》，2020年第1期。
[2]王文娟：《因應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國家治理》，2020年第21期。
[3]林毅夫著，蘇劍譯：《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郭華譯：《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
[5][美]黛安娜·馬爾卡希著，陳桂芳譯：《零工經濟：推動社會變革的引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6]江小涓等：《網絡時代的服務型經濟：中國邁進發展新階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7][美]拉杰·帕特爾、[美]詹森·W.摩爾著，吳文忠等譯：《廉價的代價：資本主義、自然與星球的未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8][英]喬納森·哈斯克爾、[英]斯蒂安·韋斯特萊克著，謝欣譯：《無形經濟的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
責編：蔡圣楠 / 賀勝蘭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