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外交的實踐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新時代特征的關于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這些重要論述明確了和平發展的目標指向、基本原則、戰略路徑和根本保障，基于中國智慧和中國實踐、圍繞和平發展的理念與道路形成了一套系統完備的科學理論。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與國內環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重要論述，對于謀求中國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應對全球治理困境等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習近平 和平發展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D068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影響，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國人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期待更加強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時代主題的研判，也是值此特殊節點關于和平發展理念的再次強調與重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歷史思維與全球視野相結合、開放包容與堅守底線相統一的原則，在繼承歷代共產黨人關于和平發展的思想基礎上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形成了系統的新時代和平發展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觀點和新實踐。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蔓延再一次加重了已經抬頭的冷戰思維、單邊保護主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形勢更加復雜，國內新的歷史方位與社會主要矛盾交織交融。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與國內環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重要論述，對于謀求中國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應對全球治理困境等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重要論述的深刻內涵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聯合國成立 75 周年紀念峰會、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重要外交會議，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5 周年座談會、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大會等重要國內場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和平發展的重要思想論斷與戰略部署。在這一系列重要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中國和平發展理念與外交實踐不斷作出理論總結與思想提升，圍繞著新時代和平發展理論與和平發展道路的目標指向、戰略路徑、基本原則、動力保障等形成了一套系統完備的科學理論。

明確了和平發展的目標指向。“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中國共產黨有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論述作為中國共產黨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同樣有鮮明的目標指向。一方面，這一指向有著深切的民族情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首要理論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堅持和平發展戰略規劃才能夠實現這一目標。這是因為“中國越是發展，同地區和世界的聯系越是緊密，就越需要一個穩定的地區環境與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仍是這一階段的首要任務。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克服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最需要在和平環境中進行國家建設。另一方面，這一指向具有崇高的人類情懷。以無政府叢林狀態為邏輯起點的西方國家行為主體追求“自利”而非“利他”，甚至為“利已”而“損他”。在以西方價值理念構建的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論述將構建人類美好未來作為終極價值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愿同國際社會、同世界各國人民一起努力，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創造人類美好未來而不懈努力”，并向世界莊嚴承諾中國將積極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維護世界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與共同繁榮。在此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與為世界人民謀大同有機結合起來。中國的和平發展與世界的和平發展互為依存，“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

明確了和平發展的基本原則。作為一名真正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和戰略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一系列論述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將歷史思維和全球視野相統一、平等包容和底線思維相統一作為和平發展需秉持的基本原則，其中蘊含著鮮明的辯證思維和歷史思維。從一方面來看，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一系列論述中，將歷史智慧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相統一的例子可謂俯拾即是。“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歷史并不局限于引經據典，從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收營養，更重要的是深入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精神世界，精準找到中國古代歷史智慧和全球治理現實的共鳴點，以廣闊的歷史視野作出戰略判斷，用凝萃的歷史經驗統籌外交關系，以共贏的中國智慧引領全球治理。從另一方面來看，習近平總書記的和平發展之道堅持了平等包容與底線思維相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是新時代中國處世之道的最好證明，也是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歷史階梯，蘊含著平等包容的對外理念。中國謀求和平發展，并不是關起門來孤芳自賞，旨在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五個世界”科學構想，和平發展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所在。與此同時，在中國謀求發展以助力世界和平的同時，“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各方勢力蠢蠢欲動欲以“共同發展”為由搶奪、竊取我國利益，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回應，“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我們決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彰顯了中國走和平發展之道的決心和底線。時下，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爭取以對話談判解決領土爭端，堅決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利益皆為中國謀求和平發展的題中之義。

明確了和平發展的戰略路徑。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歸根結底取決于自身所具備的實力，因而擁有強健的體魄和昂揚的斗志是謀求和平與發展的前提要件。從一定意義上來看，習近平總書記的和平發展之道堅持“內圣外王”，著眼于各國各方面的溝通與合作。第一，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動經濟發展。中國所堅持的和平發展正是基于世界和平、穩定局勢取得充分發展，并以自身的發展來為世界和平發展注入正能量。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經濟發展是一切發展的動力與根源，應“推進合作共治的共同開放”，實現全球范圍內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以國際國內要素的有序流動來連接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營造共贏和諧氣氛。鑒于此，2013 年金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一帶一路”建設始終秉持著“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致力于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串聯起共同繁榮的發展之路，客觀上有利于解決世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第二，以對話協商化解利益沖突。共建過程中難免存在分歧與爭端，在親誠惠容、以和為貴的思想浸潤之中，中國始終堅持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去開展坦承有效的對話 , 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指出的“堅持以對話彌合分歧，以談判化解爭端”，唯此，各國才能在求同存異中形成并踐行和平發展所需的全球治理新共識。第三，以文化交融匯聚同心共識。和平發展還要著眼于文化、價值觀等軟實力，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和平發展的最可靠保證。習近平總書記汲取并繼承“和合”“大同”“中庸”等傳統文化菁華，賦予之新的時代內涵，將共享作為其意義論指向，并主張將和合文化融入對外交往當中。文化交流互鑒不僅有利于拉近文化同宗的東亞國家之間的距離，同時也有利于把握國際關系中的共鳴點。

明確了和平發展的根本保障。制度是立國之基，社會之規，治國之要。只有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牢牢扎根于人民內心深處，人民才能高度認同、真正推崇、自覺維護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積極投身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中，使制度永葆生機活力，綜合國力更加強大，使中國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囊括黨對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機制、全方位外交布局、合作共贏的開放體系等。只有堅持對這些制度的信心與決心，將制度自信真正轉化為治理效能，才能為中國的發展創造出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與外部條件，以強大的綜合國力爭取更多的國際話語權，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世界和平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強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顯著優勢，是抵御風險挑戰、提高國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證。”在“全球戰疫”的過程中，中國秉持果斷堅決的態度，施以強效有力的舉措，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抗疫斗爭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精神、中國擔當和中國力量。同時，中國積極與世衛組織開展合作，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參與疫苗合作研發、向其他有需國家提供物資和醫療援助等，凸顯了中國和平發展的良好溢出效應，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自我完善能力和明顯制度優勢，中國有意愿且有能力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重要論述的價值意蘊

理論是實踐的指南，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指導思想，是為實現中國夢搭建良好國際環境的行動指南。今日之中國也是世界之中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家根本利益所作的戰略選擇，也是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平穩變革貢獻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更是突破西方話語霸權、為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貢獻的中國新話語。

為中國夢良好國際環境的搭建提供新指南。實現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積極營造良好外部環境”。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全球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造成的沖擊仍未消退，國際經濟增長乏力，逆全球化態勢抬頭；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格局呈現變革態勢，地區間的不穩定性增強 ；國際輿論環境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誤解非議甚囂塵上。可以說，實現中國夢所需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國際體系、國家關系以及國際輿論環境都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形勢。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論述為突破現有桎梏、改善中國發展外部環境提出針對性戰略設想與戰略實踐，是為中國夢創建良好國際環境的行動指南。首先，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只有世界蛋糕越做越大，中國才能相應分到更多份額。“共商共建共享推動經濟發展”戰略路徑和“一帶一路”經濟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等戰略舉措可為中國產業、資本、跨國公司走向他國開辟合理通路、開拓廣闊空間，為中國夢塑造良好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其次，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重塑當前的國際體系。“以對話協商化解利益沖突”的戰略思路有利于我國利用現有國際體系延長戰略發展機遇期，同時在國際體系變革中展現大國擔當、引領百年變局朝有利方向發展。再者，以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處理周邊關系、以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進行大國外交，是改善我國發展的地緣環境、戰略環境的關鍵環節和必要手段。此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倡導中國在自身發展的同時既有利于他國發展又服務于全球和平事業，這一論述是符合國際發展大勢、契合全球人民訴求的科學理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安全挑戰使各國人民越發認識到相互依存、互利共贏的重要性，這與中國倡導的和平發展價值理念不謀而合，因而能夠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廣泛支持，這對于占據道義制高點、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為國際治理體系平穩變革指明新方案。利益是行為體的永恒追求，全球治理體系也因利益的變更與沖突陷入窘境。近些年來，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非政府組織等非國家主體數量猛增，新興經濟體與非國家主體與日俱增的利益訴求與傳統的由西方主導構建、代表其意圖的全球治理格局形成強烈張力，原有治理格局的有效性與合法性已經不足以支撐全球化事業進一步深入發展。與此同時，全球化風險和挑戰也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擴大深入進一步擴散，不同領域、不同層次，傳統、非傳統的全球性風險交織疊加所造成的損失已經成為人類生存不可忽視的問題。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發蔓延更是加速了問題的暴露。“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而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原有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西方主要國家或“脫鉤退群”或背棄責任。單邊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蔓延正在摧毀世界經濟發展，多個“火藥桶”已冒出戰爭的火花，“和平與發展”的世界已經前所未有地接近“戰爭與沖突”的臨界點。全球治理體系的平穩變革，需要有實力能力、有責任擔當的大國重新“補位”。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論述是理念與實踐的結合，因而這一論述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價值也體現在價值理念與行為實踐兩個層面。“理念引領行動，方向決定出路”，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需要正確價值理念的指引。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思想樊籠“不僅根本行不通，最終必然是死路一條”。“世界是各國人民的世界”，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格局轉型需要平等尊重、開放包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中所體現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等價值理念真切反映當前國際社會的普遍訴求，能夠為全球治理提供共通共用的價值導向。在行為實踐層面，“一帶一路”建設的全球公共產品服務、“全球戰略伙伴”的新型國際外交關系構建等實現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路徑和舉措為支撐國際治理體系平穩變革提供物質經濟、保障性制度環境、合作平臺等強有力的現實支撐。

為當代國際關系理論貢獻新話語。自工業化時代開啟，以英、美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獲得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等早發優勢打造出一套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系統，借以商品、資本、暴力、互聯網等傳播擴散至世界各地，形成覆蓋全世界的“西方話語霸權”，第三世界國家則被長期排擠在國際體系邊緣，處于話語劣勢狀態。盡管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在逐步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貢獻者，但國際話語格局呈現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態勢仍未有較大松動。國際關系理論重要議題設置的話語權仍掌握在西方學術界。近年來，西方學界以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概念和價值體系為出發點構建出諸如“全球化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系列國際關系理論，其表象是對多元化政治格局中國際關系的憂心與討論，實質則是對迥異于“西方模式”的他國原創性政治道路、理論、制度的話語抑制，是西方中心主義、霸權思想的話語延伸。

于中國而言，“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成為重要使命 ；于全球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而言，需要更多非西方價值體系理論建樹的產生和壯大以應對和破解西方話語難以解釋回答的時代難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實踐、融通 “天下觀”“道義觀”“和合文化”等中華傳統文化的處事哲學及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凝練總結出的系統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的創建與中國學派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學術創新和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批判性借鑒密切相關，是一種迥異于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的全新話語。以中國在國際關系中日益提升的影響力和領導集體的智慧為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突破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零和博弈”“文明沖突”“國強必霸”等傳統話語的束縛，為全球國際關系理論與全球治理框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新觀點。

（作者為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高校意識形態風險防范機制研究”（項目批準號 ：19BKS150）階段性成果】

責編 / 于洪清 美編 / 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