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建設文化強國”成為我國國家文化戰略的集中表達，形成了對以往文化改革發展經驗和未來發展目標的集成性概括。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出了新要求，第一次從國家規劃層面提出了完成文化強國目標的時間表。“十四五”及未來十年，我國傳統文化行業體制將迎來結構性改革的機會窗口，要把握數字信息技術的機會窗口，推進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鞏固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關鍵詞】“十四五” 文化強國 國家文化治理體系 文化自信 【中圖分類號】G120 【文獻標識碼】A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在文化強國戰略的大背景下，21世紀國家文化戰略既是國家文化發展計劃的內部規程，更是全球化進程中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設規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將建設“文化強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的文化戰略目標納入“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這是基于高度凝練中國文明認同型國家文化比較優勢而提出的“十四五”及未來國家文化發展方向和政策路徑的基本策略。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黨和國家立足于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力量、價值支撐，提出了堅定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等一系列戰略設計，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國家文化戰略布局。
“建設文化強國”成為我國國家文化戰略的集中表達，形成了對以往文化改革發展經驗和未來發展目標的集成性概括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座談會，就“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聽取意見和建議。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用“四個重要”闡述文化在未來五年國計民生中的“坐標”：“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內容；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強國”，并且“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這是自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確立“建設文化強國”戰略愿景以來，第一次從國家規劃層面提出了完成文化強國目標的時間表。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文化戰略和文化政策形成了三個重要的變化趨勢：一是文化建設在國家戰略體系中的地位發生變化，實現了從“邊緣”到“中心”的轉變；二是文化戰略和文化政策的目標對象和范圍發生變化，實現了從“小文化”到“大文化”的轉變、從文化系統內部結構調整到“文化+”“五位一體”全面建設的轉變；三是文化行業的性質定位發生變化，實現了從單純思想和文化資源、輔助性社會資本建設到國家資本和核心戰略資源建設的轉變。“一個國家，當文化表現出比物質和貨幣資本更強大力量的時候，當經濟、產業和產品體現出文化品格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才能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才能具有可持續發展和持續創造財富的能力。”這種新文化觀念促動之下的深刻變化，集中體現為國家文化戰略及其政策支撐體系的確立與完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建設文化強國”成為我國國家文化戰略的集中表達，形成了對以往文化改革發展經驗和未來發展目標的集成性概括。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專列“文化強國”專題，提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目標，并明確了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四大任務，使文化建設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顯著提升，成為與經濟、科技和教育等同等重要的國家現代化推進力量。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闡述了文化發展對于國家建設的重大戰略價值，第一次提出將文化自信作為檢驗文化強國的重要標尺。在繼續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基礎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確立了“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鞏固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進一步豐富了文化強國建設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核心內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成為國家宏觀層面與科技強國、教育強國等相協同的總體戰略架構，規定了“十四五”及未來20年我國內部文化發展和對外文化開放兩大領域的發展目標和任務。
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民族興旺、經濟繁榮、文化發展，中華文化整體呈現出強勁的生命力，這為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但未來，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文化聯系的深化，受國內問題國際化和國際問題國內化雙軌并進、相互影響的制約，國家文化戰略將不僅僅是國內文化建設規劃，更是國際文化交流行動規劃和國際文化產業發展規劃。40多年來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實踐證明，“把文化發展戰略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全局，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把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和把握世界文明發展趨勢結合起來，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是兩條重要經驗。對此，必須進一步深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內涵，進一步明確利用數字信息技術機會和國內國際兩個文化市場建設文化強國的政策路徑。
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應以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為目標，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鑒的基礎上構建21世紀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價值基礎
建設21世紀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構建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體現了文化認同型國家建設的內在要求。這既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現實表達，也是測度國家文化強國戰略目標實現程度的標尺。
在全球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化交往深入化的當代社會，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雙向演進，對國家共同體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設形成高度復雜的影響機制。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不僅要把國內自己的事情辦好，完成繁榮文化事業、發展文化產業的既定目標，而且還與中西文化的關系定位相關，會受到外部問題內部化結果的制約。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霸權”，引發了后發現代化國家內部的文化認同危機，導致了維系民族和國家共同體的“價值之軸”的混亂，產生了一系列不良的連鎖反應。這便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強化文化認同、建設民族精神家園的要求。
推進國家文化戰略創新，必須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就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文化現代轉型的基本命題——“中西體用”問題——進行突破和創新，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互鑒中界定中西方文明的差異，建設中華民族自己的精神家園；必須在實踐層面上形成學習互鑒和相互交融的制度通道，形成促進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和創新的可行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因此，應以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為目標，在文化強國戰略中進一步深化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特色內涵，在全球比較的視野下超越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局限，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鑒的基礎上重建21世紀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價值系統和文化象征符號系統，從而構建21世紀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價值基礎。
“十四五”及未來十年，我國傳統文化行業體制將迎來結構性改革的機會窗口，要把握數字信息技術的機會窗口，推進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進入21世紀，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5G、量子計算等顛覆性科技創新及其在文化領域中的普及應用，在改變文化生態、催生新興文化業態、變革文化生產方式的同時，也推動國家文化管理職能體系進行適應調整。一方面，隨著數字電影、網絡游戲、網絡視頻、數字藝術等新興文化產品的不斷涌現，國家需要不斷拓展管理職能范圍，如設置網絡產品、數字產品管理機構部門；另一方面，隨著數字信息技術對于傳統文化行業的滲透，沉浸式、體驗式、互動式等文化消費方式逐步替代單向度“端菜式”、格式化供需方式，從而倒逼文化領域格式化管理模式的轉型。技術革命引發的文化消費革命，為推動建立以移動互聯網為平臺、以數字信息技術為紐帶、包容政府和社會力量的新型文化治理體系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相比于類型技術，數字信息技術是平臺技術，對于基于類型技術之上的傳統文化行業體制是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十四五”及未來十年，我國傳統的文化行業體制將迎來結構性改革的機會窗口。
與以往的管理體系相比，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具有體系結構的復雜化與開放性、運行機制的市場化與平等性、功能內容的復合化與包容性、方式手段的協同化與參與性、整體格局的網絡化與互動性等五個特征。推進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體現為國家對內公共管理職能的現代化，而且體現為國家對外管理職能的全球“并軌”。“互聯網打破了時空界限，克服了傳統人際交往的相對獨立性，把社會各部門、各行業以及各民族、各地區連成一個整體，創造出一個‘虛擬社會’。”全球數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打破了文化傳播特別是文化產業的空間和物理界限，絕大多數的文化載體（包括文字、圖像、聲音、表演等），都可以轉化為數字形式在全球不同領域之間快速轉移。借助于數字信息技術，不同國家的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和消費，與全球的商品市場渠道融合在一起。中國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巨型國家和不斷成長的消費市場，具備天然的競爭優勢，但這種優勢只有通過相互開放文化市場才能得以發揮，從而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同時，數字全球化過程也是全球化利益再平衡過程，給予了發展中國家公平參與全球競爭的機會，為中國實現文化產業升級與開拓全球文化市場提供了良好契機。這就要求國家文化管理職能體系強化對外管理和服務職能，積極主動參與國際文化貿易、數字創意產品交易規則的重建，在全球經濟貿易規則重構中體現“中國要求”和中國標準，承擔起促進全球文化市場持續穩定發展的大國責任。
建設文化強國是通往世界強國的不二途徑，也是增強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的現代化經歷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三重疊加轉型的復雜過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我國迎面撞上了國內文化現代轉型、國民文化身份重建與國際文化交流中“西強東弱”、西方文化霸權之間的結構性不對稱，這種結構性不對稱導致了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民族文化自信不足、文化認同障礙。“如果我們的人民不能堅持在我國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價值，而不加區分、盲目地成為西方道德價值的應聲蟲，那就真正要提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不會失去自己的精神獨立性的問題了。如果沒有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因此，必須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
堅定文化自信，是對西方價值主導下東方文化“他者”設限的超越。西方工業科技文明為近300年來的世界建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和價值觀參照系，即建立了以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文化為底色、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標識的現代化模式的價值尺度，并按照這一價值標準在全球范圍內重繪了現代社會與非現代社會（所謂“他者”世界）的疆域，從而引發了非西方社會的“他者化”和文化自卑心理，導致了世界上后現代化國家、非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障礙。在這一大背景下，堅定文化自信的國家目標和政策體系的探索和確立，能夠為國家文化戰略提供強大支撐，有利于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蘊含的理想目標、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和文化情感等融入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中，把獨特的文化優勢轉變為共同的價值共識，形成中國社會共同的制度意識形態基礎。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要超越西方世界的“他者”設限，以中華文化為本位，從一個被西方“表述”的“客體角色”轉變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獨立主體，重建民族文化自信，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之路。這就要求更加科學地對待中西文化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尊重和承認中西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對中華民族自身文化主體身份的建構保持著文化自覺。“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新中國成立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國家發展成就，為新時期的中國人民堅定文化自信創造了很好的環境條件。“文化的自信心既影響著人們對自我文化發展道路的探索，反過來，一條成功的文化發展道路的探索形成，又激奮著人們的文化自信，延伸著人們推動文化向前的新創造。”
堅定文化自信，必須要將其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來考量。全球化環境下的文化強國之路已經與文化開放聯系在一起。全球經濟文化一體化，國際市場既是經濟的競技場又是思想觀念的交流交鋒場，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越來越離不開國際市場大舞臺，需要借助國際市場的對等開放和公平競爭，獲得自身發展強大的機會。實踐證明，只有在世界市場的開放競爭中實現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創新、傳播，才能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文化強國，才能從根本上增強民族的文化自信。
世界強國都是文化大國，而文化大國的文化無不是由強大文化產業和強大民族凝聚力支撐的開放文化。建設文化強國是通往世界強國的不二途徑，也是增強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在推進中西文化交流和參與國際文化市場競爭的過程中，建立健全國內國際雙循環體系，努力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大力發展民族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題中之義。
（作者為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武漢大學國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
【參考文獻】
①劉倉：《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體制改革的四條經驗》，《求索》，2018年第4期。
②姜義華：《中華文化共同體的百年裂變與重建》，《人民論壇》，2015年第28期。
③景小勇：《國家文化治理體系的構成、特征及研究視角》，《中國行政管理》，2015年第12期。
④鄧純東：《當代中國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反思》，《湖湘論壇》，2018年第6期。
⑤《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網，2014年10月15日。
責編/刁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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