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脫貧攻堅收官在即，緩解相對貧困將作為新的時代命題橫亙眼前。相對貧困具有比較性、主觀性、多元性、長期性等特點，它反映的不僅有經濟層面的福利相對不足，還有非貨幣方面的公共服務相對不足。因此，應當積極建立遏制返貧的長效兜底機制、激發活力的長效動力機制、化解約束的長效支持機制、阻斷代際貧困的長效培育機制、廣義福利的長效誘導機制等，不斷提升相對貧困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有效解決相對貧困問題。
關鍵詞:相對貧困 貧困治理 長效機制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后，我國將進入緩解相對貧困的新歷史階段。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這意味著我國扶貧工作重心開始轉向標準更高、人群范圍更廣的相對貧困問題，從而為后減貧時期脫貧工作的戰略性轉移提出了新方向與新目標。為此，構建科學、可持續的相對貧困治理長效機制有著重大現實與歷史意義。
相對貧困的基本性質
反貧困是一個永恒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指出，脫貧和高標準的小康是兩碼事。我們不是一勞永逸，畢其功于一役。相對貧困、相對落后、相對差距將長期存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只是消除了絕對貧困，緩解相對貧困將是長期任務。為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正式提出要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人類的貧困治理主要歷經兩大階段，即絕對貧困治理和相對貧困治理時期。絕對貧困指的是當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無法得到有效滿足時的一種生存狀態，突出表現為物質生活資料極度匱乏。相對貧困則是指個體所擁有的資源明顯低于所在社會家庭或個人所平均支配的資源水平，通常不僅取決于個人的實際生活狀況，還與參照群體狀況緊密關聯。
一般來說，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如以收入來衡量）低于社會平均的水平，并達到一定程度，就可認為其處于相對貧困狀態。其中生活狀況多指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生活質量主要包括資產積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生活環境、政治參與等。所以，如果說化解絕對貧困是解決生存保障問題，那么緩解相對貧困則是縮小收入和生活質量差距問題。
與絕對貧困相比，相對貧困治理的復雜性與艱巨性更為顯著。這是由相對貧困的性質所決定的：
一是比較性。相對貧困是不同個體或群體的對比，而這些對比可以表達為物質上的、社會上的或情感上的相對匱乏，并在政治經濟活動過程中不斷被解構與重構。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判斷相對貧困的重要標準，并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作為主要的貧困測度方式。歐盟將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60%（大致相當于平均收入的50%）劃定為相對貧困線，其他國家則往往將收入中位數的50%或接近平均收入的40%作為相對貧困的判定基準。
二是主觀性。相對貧困在滿足基本生存以及其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更多地涉及到貧困主體的主觀感受與社會共識的形成。所以，嚴格來說相對貧困可以表達為主觀貧困。如果說客觀貧困是基于客觀事實（如營養不良）形成的判斷，那么相對貧困則是基于獲得感、幸福感以及滿意度的主觀感受。其中，相對貧困群體的呼吁機制、社會共識所表達的價值取向，不僅決定著相對貧困的標準，而且決定著公共治理政策的方向與力度的取舍。
三是多元性。相對貧困往往集中表達為免受困苦、接受教育、享受政治權利、參與社群生活等能力的缺失。貧困主體能力的缺失主要源于：資源貧乏（貧困群體可支配的資源嚴重少于其參照群體）、社會排斥（貧困群體被排除在社會認可的生活模式、習俗和活動之外）、相對剝奪（貧困群體無法獲得有尊嚴的生活條件和便利設施，以及進入市場、獲得教育與健康等經濟和社會權利），因而在相對貧困的主體及特征上呈現多元性。
四是長期性。相對貧困的比較性與多元性，決定了貧困治理的結構性挑戰與長期性困境。從資源稟賦來說，可利用的自然資源，在地理區域分布上不僅是差異化的，而且是天賦外生的，從而產生了區域間的不平衡與群體間的相對差距；從經濟機會來說，處于不同社會網絡、不同分工網絡的個體或群體，由于網絡位置、網絡分割、社會固化及其傳導機制的不同，意味著機會不平等的必然性，從而造成內生經濟權利與生活質量的相對差距；從個人能力來說，一個人有價值的行為能力主要包括擁有獲得食品、衣著、居住、行動、教育、健康、社會參與等各種功能性活動的能力，但因為個人能力的不同，使其在資源獲取、機會俘獲、權利行使等方面出現差異，進而導致其在擺脫收入貧困并改善生活質量方面的選擇空間受到約束。稟賦、機會與能力的差異，不僅決定了緩解相對貧困的艱巨性，而且會因為市場競爭機制及其“優勝劣汰”的特點而具有長期性與歷史性。
相對貧困的治理策略
相對貧困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之后必然面臨的問題，一端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絕對貧困人口的消除，另一端卻是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和相對貧困人口增加，即從發展不足轉向發展不平衡。解決前者通常需要依靠政府的援助，而如何緩解后者則存在理論分歧。
在經濟學領域，治理相對貧困的傳統策略大體包括兩個維度。一是發展經濟學的主張。與納克斯所揭示的“因為窮所以窮”的貧困惡性循環相對應，學者們設計了眾多由政府主導的通過投資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備選方案，包括萊賓斯坦的“臨界最小努力”理論、羅丹的“大推進”理論、羅斯托的“起飛”理論等。但多年的事實證明，這些策略并未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有效的經濟增長，更不能徹底解決由經濟增長伴生出的相對貧困問題。這一結果主要是因為貧困與短缺并不完全是由資源與資本所決定，還與心態、文化、行為能力以及激勵機制緊密關聯。
二是廣泛流行于主流經濟學的“涓流經濟學”。該學說基于其市場信念而天然地假設，富裕群體獲得的利益最終會通過涓流效應傳遞給貧困人群。例如，在區域發展方面，涓流效應（或擴散效應）會通過區域中心的經濟擴張，帶動外圍地區基礎設施的改善，并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市場等，進而促進本地區的整體發展。充分的市場競爭因要素報酬的邊際遞減而誘致要素流動，要素回報率的均等化將實現區域均衡，經濟增長的成果最終將惠及到普通勞動者與低收入群體。但事實上，由于資本的壟斷天性以及資本與勞動要素的異質性，由市場競爭而形成的增長紅利及其涓流效應，不僅難以填補“資本鴻溝”導致的財富差距，甚至也難以填補由勞動能力差異所導致的收入差距。因此，涓流效應不可能緩解相對貧困問題。正如馬克思早就強調的，“雖然工人的生活的絕對水平依然照舊，但他的相對工資以及他的相對社會地位，即他與資本家相比較的地位，卻會下降”。
對相對貧困最有現實影響力的理論思考來源于彼得·湯森和阿瑪蒂亞·森。湯森將相對貧困視為與參照群體相比較而體現出來的一種“相對被剝奪”的社會現象，從而揭示了相對貧困的社會公平性質。貧困不僅限于基本生活資料的不足，還表現為資源的剝奪與缺乏，而正是這種資源的缺乏導致窮人不能達到正常的生活水平和不能獲得有效參與正常社會活動的機會。森進一步從權利相對剝奪的視角，提出了多維貧困和可行能力的分析框架。收入不足確實是造成生活貧困的重要誘發性因素，但更好的教育和醫療保健不僅能直接改善生活質量，而且能夠培養出獲取更高收入并擺脫貧困的能力。由此，應該從獲得食物、飲用水、衛生設施、健康保健、住房、教育和信息等基本能力方面來測量貧困與發展。這一方法不僅擴展了社會福利和貧困的視角，也被廣泛應用到人類發展指數和多維貧困指數。為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首次基于多維貧困指數對全球104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測算，并隨后每年對該指數進行更新。事實上，我國制定的農村收入貧困線也具有多維性，包括維持基本生活的食物與非食物消費支出（衣著、住房、交通、燃料、用品、醫療、教育和娛樂等）兩部分，體現了中國全面治理貧困問題的決心與探索。
在上述多維貧困的治理思維中，“貧”反映的是經濟層面的福利相對不足，主要用收入相對貧困來測量；“困”反映的是非貨幣方面的公共服務相對不足，主要用教育、醫療等的相對貧困指標來測量。但應該強調，多維相對貧困及行為能力理論，表達的主要是社會經濟運行所伴生的不公平結果，但卻不能從根源上解構相對貧困的生成邏輯。鑒于劃定絕對貧困線的目的是維護生存，通常能夠找到客觀且科學的標準，而劃定相對貧困線的目的是維護公平，往往具有主觀性與可變性，并受到來自社會不同群體與心理態度及價值偏好的挑戰。由此，一個具有動態性、可調整性及操作性的相對貧困治理策略，應該包含遏制返貧的底線邏輯、化解資源約束的配置邏輯、開放競爭機會的放松邏輯、改善行為能力的提升邏輯以及改善相對福利的心理邏輯。
緩解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底線邏輯：建立遏制返貧的長效兜底機制
這一邏輯的核心是反對絕對貧困，遏制返貧現象，建立長效兜底機制。重點關注三類人群：一是無勞動能力的群體。對于無勞動能力的家庭來說，應該由國家提供“兩不愁三保障”的剛性兜底，各地應根據其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具體的“兜底生活保障線”。二是社會邊緣群體。對于單身母親、留守兒童、獨居老人、失業者等脆弱群體，建立物質與精神層面的“兜底援助保障機制”。三是高風險群體。高杠桿率家庭、隱形貧困人口以及能力貧困人群、因病因災人群等將是潛在的相對貧困人群，應采取精準識別的方式，建立“兜底風險規避機制”。
配置邏輯：建立激發活力的長效動力機制
這一邏輯的核心是盤活資源，提升經濟效率，建立長效動力機制。發揮集體經濟組織的整合優勢，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鼓勵企業家能力的創新性融入，由此形成“政府支持、市場主導、社會參與、低收入群體響應”的經濟激勵體系。重點在于：促進扶貧產業轉型升級，增強市場競爭力，增加低收入地區群體的經營性收入；改善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集體成員的享益性收入；盤活農村土地資源，挖掘土地制度紅利，增加欠發達區域群體的財產性收入；開發生態與人文景觀以及鄉土資源，誘導農耕與鄉愁的產業化，增加邊緣地區群體的功能性收入。
放松邏輯：建立化解約束的長效支持機制
這一邏輯的核心是弱化管制，擴大選擇空間，建立長效支持機制。重點在于：一是賦予邊緣群體自由遷徙權、自由擇業權與自由定居權，由此擴展要素流動機會，實現既“挪窮窩”又“換窮業”，改善收入流；二是對因管制造成機會約束的低收入區域群體，比如禁止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應該按照公平原則在財政上給予功能性補償與轉移性支付補貼，與此同時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與交易平臺建設的支持力度，并按照包容性增長原則，鼓勵相容性的功能拓展、產業創新、業態轉型與綠色化發展；三是在發展大中城市的同時，重視農村城鎮化。做大縣城不僅有助于農民就近實現非農轉移，降低融入門檻，減少大規模跨區域流動的交易成本，化解過度城市化帶來的擁擠、病毒與疫病傳播風險等“城市脆弱”難境，而且有助于通過增長極帶動和支持鄉村振興。
提升邏輯：建立阻斷代際貧困的長效培育機制
這一邏輯的核心是能力建設，阻斷代際傳遞，建立長效培育機制。重點在于：一是加強欠發達地區或邊緣區域兒童的營養干預，改善其智力基礎；二是扶持欠發達地區的義務教育、高中、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改善其就業能力；三是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強化具有比較優勢的繼續教育行動，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路徑；四是加大對欠發達地區醫療基金的撥付力度和醫療保險的補貼力度，提升其脫困能力。與此同時，培育和引進企業家能力，形成異質性人力資本，提升市場機會的發現能力，激發貧困群體的創業潛能，鼓勵和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培植社會資本，提高貧困群體從社會關系網中獲取各種資源的能力；深化產業分工，鼓勵貧困群體融入多樣化的產業網絡、商務網絡與價值鏈網絡，進而促進職業與身份轉換、促進分享分工經濟與網絡經濟。
心理邏輯：建立廣義福利的長效誘導機制
這一邏輯的核心是心智培育，轉變價值觀念，建立長效誘導機制。貧困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是低收入群體對其貧困的認知、形成貧困的生活習慣沒有警覺，也沒有改變貧困的行動力量。窮人看起來總是不斷做出錯誤的選擇，而這些選擇使得他們陷入貧困陷阱無法脫身。實際上，因為他們的生活狀態很差，理性能力受到約束，而不得不安于現狀。長效誘導機制的關鍵在于，一方面是理解窮人群體的心理特征、文化稟賦及行為邏輯，調整認知模式，強化扶智扶志，提升相對貧困群體基于內在素質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另一方面是構建新的財富觀，改變以經濟收入為單一目標的財富最大化觀念，誘導“為增長而增長”轉向“為福利而轉型”的目標導向，推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培育生態財富觀，重構低收入群體廣義福利的目標函數，由此實現生態、康養、人文和社會的多功能融合與可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為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參考文獻
[1]王小林、馮賀霞：《2020年后中國多維相對貧困標準：國際經驗與政策取向》，《中國農村經濟》，2020年第3期。
[2]吳振磊、王莉：《我國相對貧困的內涵特點、現狀研判與治理重點》，《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年第4期。
責編：賀勝蘭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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