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物安全攸關國家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生物安全新形勢、新問題和新任務，從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戰略高度完善我國的生物安全風險防御和治理體系迫在眉睫。為此，要充分認識各種潛在的生物安全風險，全面把握國際生物安全格局，制定國家生物安全戰略，通過強化制度保障、科技支撐、法治基礎等提高我國的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能力。

【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 生物安全風險 防控能力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響了生物安全的警鐘，危急時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定，“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這一重大決策體現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思想，也為我國生物安全建設指明了方向。生物安全與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等密切相關，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生物安全新形勢、新問題和新任務，我們應從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戰略高度完善我國的生物安全風險防御和治理體系。

充分認識我國生物安全風險

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的生命工程，與人民健康、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息息相關。在國家安全視域中，生物安全主要是指有效應對生物與生物技術給國家和人民帶來風險或潛在風險的狀態和能力。在一般意義上，這些風險或潛在風險主要包括兩大類：與天然生物因子相關的生物武器攻擊、生物恐怖襲擊、重大傳染病等；由生物技術誤用或濫用導致的基因污染、生物剽竊、生物遺傳資源以及生物多樣性受損等。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面臨復雜的生物安全風險。一是突發大規模傳染病疫情的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鼠疫、瘧疾、傷寒、流行性感冒等傳染病一直威脅著民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并對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防安全造成影響。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感染范圍更廣、感染人數更多。中國人民在眾志成城戰“疫”時，再一次意識到生物安全風險的嚴峻性。二是面臨傳統與現代新型生物武器的威脅。生物武器具有大規模殺傷性，主要是以一些動植物為媒介物投放病菌、病毒、毒素等病原體，使人類感染后致病或死亡。中國人民在二戰期間遭受了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留下了慘痛的歷史教訓。新形勢下，生物技術伴隨戰爭形式的變化而發展，我們要時刻警惕新型生物武器帶來的威脅。三是面臨生物技術濫用或誤用帶來的風險。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以基因工程、蛋白質工程、細胞工程為基礎的現代生物技術，取得眾多突破性成果。但生物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其濫用或誤用將會給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

全面把握國際生物安全格局

生物安全關乎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維護生物安全是人類社會永恒的課題。2020年，全球暴發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經歷了25年來最嚴重的蝗災、澳大利亞持續了五個多月的山火摧毀了大片自然生態……放眼世界，不同地區、多個領域的生物安全事件對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威脅。顯然，人類社會面臨的生物威脅正呈現出多樣化和全球化態勢。

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一直在與生物威脅博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致力于維護世界生物安全，通過《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等國際公約，在預防和應對國際生物安全風險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生物安全領域錯綜復雜，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尚需健全完善。例如，1975年3月無限期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全面禁止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際公約。但是，因為沒有明確規定生物武器研究與發展的界限，也沒有制定核查協議書等，該條約的執行力受到限制。

生物安全攸關國家安全，是大國間博弈的新興領域。為了搶占生物安全領域的戰略制高點，英美等大國從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來重新規劃生物安全布局。2018年7月，英國發布《國家生物安全戰略》；2018年9月，美國發布《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兩國的行動絕非偶然，這反映出他們已經把防御生物安全威脅從公共衛生、糧食安全、環境保護等領域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從戰略高度來打造國家生物安全，并把其作為國家戰略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著國際生物安全格局已經走向全新階段。

國際生物安全的新形勢，迫切要求我們遵循總體國家安全觀，從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制定國家生物安全戰略。一方面，應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看待生物安全問題，加強國際合作，承擔國際責任。另一方面，應充分認識生物風險，警惕海外敵對勢力利用生物事件制造事端。

有效提高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要“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為加強我國生物安全建設提供了系統的戰略構思。

完善生物安全的制度保障。較之于傳統的國家安全風險，生物安全風險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應不斷完善生物安全制度，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為提高我國生物安全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其一，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堅持黨在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中的集中統一領導地位，為維護我國生物安全增強戰略定力。其二，建設國家生物安全防控中心，統籌協調國防、科技、農業、環境、醫藥衛生等涉及生物安全的職能部門，為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構建戰略組織機構。其三，制定和完善生物安全風險監測制度、預警制度、評估制度、聯防聯控制度、輿情引導制度、教育培訓制度等各項具體制度，細化生物安全風險預案，為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奠定基礎。

夯實生物安全的科技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背景下，我國生物安全科技發展態勢良好，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面對復雜多變的生物安全風險，我國生物安全科技能力與需求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從國家安全戰略高度推進生物安全科技進步迫在眉睫。對此，一方面，應強化生物安全科技工作的總體部署和統一規劃，建設國家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網絡體系，集中優勢力量攻克重大生物科技項目。另一方面，應深化生物安全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為目標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生物安全技術創新體系，促進生物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提供技術保證。

強化生物安全的法治體系。立法是促進生物技術健康發展、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防線，也是加強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近年來，我國制定和出臺了多部與生物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為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據。但生物安全涉及領域眾多，面臨的形勢復雜，我國尚缺乏統領全局的系統性的生物安全法。針對這一現實，我國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生物安全立法。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草案）》正在審議中，如若法案得以通過，我國將以更具基礎性、系統性、綜合性和統領性的法律保障國家生物安全，并從法律層面強化中國維護世界生物安全的立場和態度。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面對復雜多變的生物安全形勢，迫切需要確立生物安全的戰略地位，構建中國生物安全的堅固屏障。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經過抗擊生物安全威脅的長期考驗，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能力必將獲得極大提高。

（作者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強調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人民日報》，2020年2月15日。

②鄭濤：《生物安全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

③王磊等：《全球生物安全發展報告（2017—2018年度）》，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

④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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