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奉“差不多主義”的“差不多”干部，滿足于對知識和事態的一知半解，將“量的接近”視為“量的等同”；工作方法簡單機械，信奉“大道至簡”“一招通吃”，懶得動腦子去分析問題、辯證施策，集體行動“搭便車”、自選動作“玩花樣”、規定動作“搞形式”；凡事云淡風輕，不求完美，但求及格，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

【關鍵詞】基層干部 “差不多主義” 基層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差不多”是最為常見的漢語用詞之一，從語言學角度看，“差不多”既可用于實指，指稱某種“接近于……”的事態，更常見的用法是用作情態詞，表達言說者對于某種“差不多”事態的主觀觀點、情感和態度。偶爾為之，或許情有可原；但若凡事皆以“差不多”為目標，滿足于、止步于“差不多”水平，用“差不多”作為評判標準，那么，就可能犯上“差不多主義病”。胡適曾寫過一篇名為《差不多先生傳》的傳記題材寓言，用以諷刺差不多主義者，“差不多先生”的口頭禪和座右銘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只求“大概”“差不多”：紅糖同白糖、陜西同山西、千字同十字、8：30同8：32……都差不多。時隔百年，“差不多先生”依然活躍于全國各地、各行各業。毋庸諱言，基層治理中就有不少信奉“差不多主義”的“差不多”干部。

“差不多”干部從某種他們認定的“差不多”實然推導出了“差不多”應然，且經由一些“差不多”現象強化其“差不多”觀念

“差不多”干部擁有一套“差不多主義”的心智模式。所謂心智模式，即根深蒂固于人們心目中、影響其如何了解這個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動的許多假設、成見。心智模式決定人們如何看和看見什么、導引人們如何思考和行動，甚至導致人們把自己的推論看作事實。“差不多主義”的基本主張是：萬物相近、世事趨同，事物間的近似性遠超其差異性，因而不必計較事物間的差異。差不多主義者似乎戴上了一副磨砂眼鏡，世界如同被披上了同色面紗，模糊、朦朧、混成一色；差不多主義者認為朦朧是美、糊涂是境界，何必分得那么清楚、算得那么精細呢？知足常樂、適可而止，為何要煞費苦心甚至是得不償失地追求極致呢？顯然，差不多主義者從某種他們認定的“差不多”實然推導出了“差不多”應然，且經由一些“差不多”的現象強化其“差不多”觀念。

差不多主義往往還會借力于對“遠敵”的批判和“近友”的支持。被差不多主義視為遠敵的是“完美主義”。確實有不少社會心理學家對完美主義傾向的缺陷進行了批判，但這些研究者也未否定完美主義的益處；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對完美主義進行了政治道德與公共倫理上的辯護。林德布洛姆漸進主義決策理論的“滿意原則”堪稱差不多主義的“近友”。然而，漸進決策并不意味著對于決策條件不加審視，也不意味著不努力去爭取盡可能好的決策方案。事實上，與其說漸進決策是差不多主義的“近友”，不如說是它的“近敵”。顯然，差不多主義者對相關研究現實進行了選擇性認知，以支持和強化自身的觀念與實踐。

“差不多”干部對“差不多主義”的信奉和實踐體現在諸多方面

認知和理解上的差不多主義。一是將“量的接近”視為“量的等同”。事物間的“量的接近”大致包括數量和程度的接近、范圍和過程的接近、關系和狀態的接近等。眾所周知，接近并不等于相等、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何種情況下可以合理忽視其間差異，哪些情況下不能小覷，這本身需要仔細、認真地對待，絕不能概不理會。然而，“差不多”干部卻往往對這種差異不屑一顧、對這種較真顯得很不耐煩。譬如，一些干部對于自己的民意測評滿意度、對于行政服務中心民眾滿意度達到80%、90%以上就覺得“差不多”甚至“難能可貴”了，殊不知對于基數巨大的民眾而言，一個百分比的不甚滿意就已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了，更遑論不滿人群的傳播效應，以及可能由此引發的社會性“蝴蝶效應”。此外，隨著“微粒社會”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正在經歷著由數字化引起的幾場特殊革命——差異革命、智能革命、控制革命。合乎差不多主義認知偏好的總量、均值、總體情況、基本情況等“大顆粒”、大口徑概念和數據，將日益失去其昔日的闡釋力。二是認識上片面不全面、一知半解不深入。“差不多”干部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甚至有時懂得很多，但由于其差不多主義作祟，使得他們往往滿足于對知識、對事態的片面認知和一知半解。譬如，“差不多”干部盡管一般還不至于將“人治”和“法治”混為一談，但往往將“法治”等同于“法制”、片面強調其工具性意義。還有一些干部往往只“鸚鵡學舌”式重復西方自由民主論調，無視關于自由民主權利的中國理解。再譬如我們黨對于人民群眾的主體性有著多重復合辯證的理解，但“差不多”干部往往只是片面地取其一，致使其群眾工作走偏。三是寫錯、念錯字符，恐怕是最低級的“差不多”謬誤，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工作方法上的差不多主義。一是不深入調研，不扎實貫徹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它要求廣大干部關心群眾、深入群眾、聯系群眾、依靠群眾。但“差不多”干部往往憑借其想當然或覺得群眾實際與自己想象的、看到的“差不多”，或覺得隨便走走看看也就“差不多”了，因此，不肯深入群眾生活去體驗民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一些鄉鎮干部本應扎根基層，但卻有相當一部分時間生活在城市，嚴重脫離鄉村生活，覺得聽聽匯報、看看簡報即可了解轄區民情民意民生。近年，不少地方都在搞“大調研”“大走訪”活動，但不少干部既不知道如何調研，也不知道該如何寫調研報告。一些領導干部提交心得報告時，憑空臆想，或者根據上報的各種材料胡編亂造，并沒有什么親身體會和感受。據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年度民生實事清單，也未經過充分科學的調研，一些項目是領導“代表民意”提出來的。二是工作方法簡單、機械。在“差不多”干部看來，無論是思想教育，還是行為助推，抑或是社會促進等方法，本質上都“差不多”、都是行政手段，沒必要“玩那么多花樣”；他們信奉的是“大道至簡”“一招通吃”。不少干部把制度執行等同于強制執行，將制度執行力等同于強制推行力；一些干部談到執法問題時，想到的只有“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八個字，只知道機械執法，忽視了制度的規范力和文化—認知力；只動用了促進制度遵從的利弊權衡邏輯（回報遞增機制），忽視了制度的社會規范邏輯（信奉遞增機制）和文化—認知邏輯（觀念固化機制），更遑論利用人們行為心理的助推技藝，或“贏得遵從”的組合戰略了。三是習慣粗放式管理。在制度體系和組織構架趨同的情況下，真正能體現一個地方治理水平的是其精細化程度。譬如，同樣是現代化的行政服務中心，民眾的體驗相差懸殊。為何？原因就在于規劃設計、工作思路和具體實施時的精細化程度不同。無論是“治大國若烹小鮮”，還是“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都強調公共治理的“微操技術”；若不重視，“差不多”就會“差很多”。大數據時代和“微粒社會”的到來，更是要求我們強化數字管理的意識和能力，特別是要學會基于循證決策的精準治理和差異化治理。“差不多”干部習慣于模糊地制定工作計劃、工作流程、事后監督等，重視管理心法而不是算法，強調“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注重的是個人的體驗和感悟，不太去注意形成客觀或量化的標準，部分“差不多”干部往往不是“暈數”，就是“厭數”，甚至還會哲思般地反思和批判數字的冰冷和反人文，在被迫給出數據時，則可能估摸著給出甚至捏造數據。此外，“差不多”干部還喜歡搞“一刀切”“大水漫灌”式強刺激和運動式治理。

敬業度上的差不多主義。敬業度是指員工充滿活力、甘于奉獻、專心致力于工作的程度，敬業度高的員工往往精力充沛、工作投入、高效能，而“差不多”干部的敬業度明顯偏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工作態度不認真，缺乏激情。“差不多”干部在工作中遇到新問題時，懶得動腦子去“格物致知”、分析問題、辯證施策，要么憑直覺、要么憑經驗、要么照搬照抄，久而久之就喪失了思考的習慣和能力。一些干部在“差不多”的心態下似乎無論什么事都“看得破、想得通”，凡事云淡風輕，或懶于較真，或不敢較真。譬如，在集體討論時，三緘其口：不表態、不發言、不建言；在民主生活會上，只象征性地“點到即止”；在對領導或同事的民主測評中，盡量保持沉默。在他們看來，較真就是“鉆牛角尖”、認真無異于天真、激情實為多情。當干部不把事業當志業、僅把工作當作謀生的職業時，忘了初心、遺棄使命時，工作自然就沒了激情、少了活力。二是工作目標設置降格以求。敬業度高者工作起來精力充沛，銳意進取，“不待揚鞭自奮蹄”。“差不多”干部在工作中卻有些無精打采、干勁不足，主要是因為他們給自己設的工作目標就比較低，甚至是底線水平的。在他們看來，人沒必要活得這么累、工作沒必要要求這么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求完美，但求及格；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差不多”干部這種降格以求的目標設置，不僅扼殺了追求完美的動機，也滅絕了“卓越為公”的可能。關鍵時刻不是站出來擔當，而是選擇退縮、回避或防御。三是工作投入和效能不足。由于其“差不多主義”的工作態度和目標設置，一些干部在工作時總是在權衡個人利弊得失、謀求雙重平衡，一是自己的付出（貢獻）與自己的所得（報酬）之間保持某種差不多的平衡；二是自己的報酬/貢獻與參照對象的報酬/貢獻之間的平衡。由于人們常見的“損失厭惡”和“敝帚自珍”心理，這種主觀權衡往往會導致不公平感，從而抑制了“差不多”干部的奉獻傾向。懷著這種不公平感知偏差，“差不多”干部往往會“出工不出力”、集體行動“搭便車”、自選動作“玩花樣”、規定動作“搞形式”。譬如，為了促進干部務實敬業，近年來不少地方政府實施“痕跡管理”，卻被一些干部鉆了空子，淪為飽受詬病的“痕跡主義”。

“差不多”干部是多方面原因復合作用的結果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原本屬于人類本性的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行為動機，之所以會被差不多主義所遮蔽，是多方面原因復合作用的結果，因此，赫茨伯格雙因素理論中的保健措施也應是組合性的。

將差不多主義的成因歸結于個體利己主義，不失深刻卻有些無助。當然，這并不是說集體主義思想政治教育不重要。思政教育的關鍵是要通過政治學習和民主討論，讓干部們認識到“卓越為公”不僅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需，也是其人生價值實現之所需；使他們認識到公共精神和“社會興趣”既利人也利己，因為只有通過我們對其他人的興趣，我們人類的各種能力才得以發展。黨和人民不滿意“差不多”干部的表現，這些干部內心對自己的表現其實也不滿意，因為這會使他們感到自卑，缺乏成就感和勝任感，因為人生在世的價值和意義不是自足的而是社會性的，這會使他們大部分人生都處在無聊、無趣、缺乏激情的狀態之中。他們內心也希望自己能走出“差不多主義”困境，只是有點“欲罷不能”。領導干部和組織人事部門除了幫助他們認識到這一點以外，還應創造支持性的環境和條件。

毋庸諱言，個別公共組織甚至系統中存在著明顯的“二八現象”——20%的人干了80%的活，20%的人活力四射、80%的人“行尸走肉”，20%的人銳意進取、80%的人碌碌無為。一些公共部門的人事管理和績效考評不科學、不合理，讓一些干部覺得“干好干壞一個樣”；一些公共部門在職務晉升中仍有不正之風，未能把工作績效作為干部晉升的主要依據和激勵杠桿，從而帶偏了一些干部的努力方向；還有一些公共部門的價值分配（包括工作崗位、評優評先、進步機會等）明顯有失公正，讓一些干部“學習性”地調低自己的努力和貢獻以取得心理平衡。我們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批評“差不多”干部。但是，倘若這些系統性問題得不到解決，就必然會催生基于社會認知學習邏輯的“差不多”干部——我們最多只能批評他們存在“環境適應偏誤”。

“差不多”干部的另一個成因是專業能力與專業精神不足。對此，應該以促進性、生產性、建設性為原則，通過一系列專業教育培訓來解決問題。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教育亟待加強：一是大數據時代“微粒社會”的公共治理能力培訓，主要用于強化干部“用數據說話”的意識以及面向未來社會的精準治理、差異化服務能力；二是循證決策和循證管理能力教育，旨在提升干部獲取、分析和評估來自實踐、專家、科學研究和利益相關者等方面的信息的能力，強化基于可獲得的最佳證據進行決策和管理的意識與能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重大項目“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法治與德治研究”(項目編號：17JZD005)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彼得·圣吉：《第五項修煉》，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

②[美]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決策過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

③韓志明：《從粗放式管理到精細化治理——邁向復雜社會的治理轉型》，《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④蔣勛功：《謹防決策中的“集體沉默”現象》，《領導科學》，2004年第7期。

責編/趙橙涔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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