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力量在助力基層治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共服務個性化和精細化程度的提升更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需求，但在基層治理實踐中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如基層治理效能提升慢、部門間協調調控能力不對稱、體制機制不夠完善，形式主義致使治理效能低下等。以“大國小鮮@基層之治”網絡主題宣傳活動為契機，專家學者根據實地深度走訪調研，為基層走出務實高效的治理之路提出了諸多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基層治理現代化 治理效能 基層治理創新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善于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優勢，著力推進社會治理系統化、科學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探索基層社會治理新路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由中央網信辦網絡新聞信息傳播局（網絡理論傳播局）主辦的“大國小鮮@基層之治”網絡主題宣傳活動聚焦基層社會治理新路徑，采取“媒體記者+專家學者”組合方式，奔赴6個省（直轄市）的8個城市實地走訪、深度調研，多維度立體展示各地通過“基層之治”筑牢“中國之治”的創新實踐，深入挖掘報道各地在智慧城市治理、生態環境治理、創新鄉村治理等領域積極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新舉措和治理成效。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通過這次實地走訪調研，切身感受到各地在基層治理中激發出來的改革熱浪，對各地基層治理能力和創新發展有了再認識，同時對基層治理創新、制度優勢與基層治理效能轉化等提出了諸多可行性建議。
在基層要把治理效能落到實處
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基層，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不斷總結基層治理的有效方式方法，努力提升基層治理能力，才能走出一條務實高效的基層治理之路。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考察時強調，“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基層”，指出了基層治理之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俊生認為，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觀基礎，基層治理成效好不好，最終要體現在服務、便民上。他提出，我國已由過去的宏大治理轉向微觀治理。基層治理多數體現為微觀治理，老百姓的訴求、建議，都是社會治理的“細微”之處。這些地方基層治理蓬勃發展的背后，也反映出我國經濟社會建設存在的一些重大轉折。只有緊貼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讓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他們才能對基層治理產生更多認同感。
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處在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奮進的關鍵時刻，基層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根，治理有沒有效，關鍵是能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能不能得到全體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就“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唐任伍認為，只有堅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永遠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認清“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才能真正把握“治理”的內涵，理解“治理”的真諦。唐任伍指出，基層治理既關系到社會穩定安全，更關系到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滿足感、安全感，它既是現實的需要，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給理論工作者提出要求，要“深入調研，察實情、出實招，充分反映實際情況，使理論和政策創新有根有據、合情合理”。通過深入基層，了解中國基層治理的經驗，可以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靈感，提供實踐的基礎。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王振民認為，無論是經濟改革、法治改革，還是其他領域的改革，實際上都是從基層做起來的。通過深入基層，了解中國基層治理的經驗，可以為整個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靈感和實踐的基礎。例如此次調研地點之一的蘇州工業園區，通過集中精力開展社區建設、優化社區治理結構、推進基層民主自治、完善社區公共服務、優化統籌公共管理等多重路徑，搭建了一套獨具風格的社區治理體系，為我們提供了社區治理改革的新型經典范本。
做好基層治理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打造標準化、專業化、規范化、智能化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各地積極創新基層治理手段，充分運用新一代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智能傳感、衛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統等現代技術，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通過對6省（直轄市）的實地走訪、深度調研，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唐任伍觀察到，各個城市憑借自己的區位優勢和豐富的資源稟賦，創造了許多各具特色、各領風騷的基層治理模式，許多地方基層政府充分利用大數據和網絡化智能化科技優勢，打造了一種廣覆蓋、全要素、高智能、大聯動的網絡治理新格局。比如，杭州濱江區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創新建設了集智能分案、分層過濾、多渠道解紛、大數據監管等功能于一體的“一碼解糾紛（訴訟）”平臺，打造了訴源治理新模式；湖南長沙縣的網上群眾工作部云平臺，群眾通過“鍵對鍵”即可“網上下單”反映訴求等。唐任伍表示，現在老百姓最多跑一次，事情全辦清，問題全解決，矛盾全化解。不光在基層，甚至連農村都建立了信息網絡平臺來進行治理，給老百姓帶來很多便利。利用智能化、網絡化、信息化的科技工具，通過基層之治，確確實實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成基層社會治理的動能和效率。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燕繼榮認為，在新的發展階段，更好地實現和加強基層治理創新要從四個方面著手：第一，做好基層責任制度創新，進一步細化事務，進一步明確責任人。目前我們已經看到網格化管理、干部駐村、大學生村官、街道經理、小巷管家等治理創新經驗。第二，做好基層治理方式創新，以問題為導向，加強解決問題的責任部門間的協調性，這就要求制度創新，消除條塊分割、責權不對等的現象。例如“一站式服務”“窗口服務”“最多跑一次”等。第三，做好基層社會組織創新，培育基層社會組織，鼓勵社會組織轉化為公益性組織，促進社會組織在社區、街道、村落層面與正式機構合作，共同參與基層公共管理。第四，做好基層治理技術創新，例如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開發基于手機的網絡服務平臺，力求服務的便捷性和及時性。他表示，這一次調研在蘇州、杭州、諸暨、南昌等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典型的治理案例，反映了智能化、數字化和網絡化手段的應用。各個基層單位可以繼續開發基于手機的網絡服務平臺，完善網格化服務管理，提高基層社會服務的便捷性、及時性。
對于本次調研中基層治理創新的鮮明特征，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俊生總結了四方面特點。第一，便民化。基層治理中的許多創新舉措，其目的都是為了方便老百姓解決問題。第二，高效化。通過網絡化信息化手段的運用，讓老百姓“最多跑一次”，老百姓的事情處理起來更高效、社會矛盾糾紛得以有效解決。例如，諸暨市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堅持以人為本，變矛盾“中轉站”為問題“終點站”，不僅打造成部門有效協同、聯動處置的大平臺，一個窗口面對群眾，讓群眾通過“跑一地”提升獲得感，同時還整合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訴訟服務中心、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等7個工作平臺，吸納法調、交調、醫調等13個專業調解中心，入駐各類機構21家，實現信訪整體入駐、公檢法司常駐、社會組織共駐，基本實現“應入盡入”，使老百姓遇到問題都能進中心“找個說法”，讓群眾實地感受“一窗受理、一攬子調處、一條龍服務”。第三，數字化。隨著大數據等技術的出現，基層治理“數字化”的特征愈發明顯，既提高了政府處理事務的效率，又節省了老百姓的時間成本。第四，一體化。政府與社會組織、企業之間互聯互通，實現高度一體化，讓老百姓辦事更方便。
創新從來不單純是技術的創新，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是人類社會創新的兩大基本形式。邁入新的發展階段，如何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成為推進中國社會基層治理的當務之急。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燕繼榮認為，制度優勢是潛在的，要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把制度優勢這塊“好鋼”用在刀刃上；要以人民為中心，以問題為導向，以人民獲得感為標準，制定改革創新方案；要加強制度和政策執行力，在制度政策高效執行的過程中，進一步實現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基層治理的創新發展夯實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扎扎實實向前邁進。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青連斌認為，當前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一定要基于“十四五”這個窗口去實現，要準確識辨、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尤其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既要保證基層治理制度的成熟完備，又要確保各要素的平衡發展。
加強解決問題的責任部門間的協調性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需要多個主體與責任部門共同參與，如何協調發揮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促進社會各方力量資源與社會治理工作深度融合，同時激活基層社會治理“一盤棋”，是基層社會治理邁入新發展階段需要面臨的新挑戰。公共事務的管理當中，只有明確責任分工，強化責任主體，才能在后續工作中抓好任務落實。中國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實際上綜合了政黨、政府、社會、企業等多種要素，在集中性、協調性、持續性和效率性這些方面都有明顯的特點，有效支持了國家的發展，有利于實現危機應對，并且在經濟發展、貧困治理以及基層公共服務方面都積累了重要經驗。
破除社會治理中存在的體制機制弊端，還要建立互信的社會政治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周慶智提出，要通過形成政府治理體系、社會治理體系及市場或者是公司治理體系，建立一個完整的基層治理體系系統。他表示，現在的基層治理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首先需要加強政府的公共權威。治理是常態化的，公眾權威怎樣建立起來，怎樣跟個體民眾一起建立互信的社會政治關系是常態化治理的關鍵。周慶智認為要從三個方面進行完善：第一，把權力和責任關聯起來，政府有權力但是權力是受約束的，不能光有權力沒有責任，要凸顯責任擔當。第二，把權力和義務關聯起來。公民個體不能全依賴政府，政府也不必與公民個體設立一種支配和義務關系，如何建立健康的公共領域是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之一，而這一公共領域是建立在價值共享和利益共享基礎上的。第三，加大政府的公共性建構。公共性的核心是民生，需要努力不斷加強民生這方面的建設，比如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基層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基于此，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能得到恰當的界定和闡釋，系統中每個部分就能合理發揮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克服基層治理過程中的形式主義
中國社會的加速轉型使更多的繁雜社會事務和難解的社會矛盾累積于基層，而科層體制下基層的權力資源與財政能力相對短缺，基層治理的這種責權不平衡嚴重影響基層治理的有效性。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要求切實解決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過度留痕的問題，解決文山會海反彈回潮的問題，嚴控“層層發文、層層開會”，確保發給縣級以下的文件、召開的會議減少30%－50%，發揚“短實新”文風。這些用心舉措均是為了給基層“松綁減負”，以提高基層的社會治理能力。要破除形式主義，除了改善基層治理實踐中表現出來的不良工作方法與作風，還需要從國家社會結構、科層化治理的深層現實基礎來理解基層治理現狀，把握基層治理運行的深層邏輯，分析基層治理實踐面臨的困境，探討推進基層高效治理的對策和出路。
“中國疆域遼闊，地方性差異大，怎樣牢牢把握黨的政治建設的核心要求，推動落實各個地方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建設，這實際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周慶智認為，近年來，通過運用大數據整合信息，最大限度調動社會資源，推動智慧政務和數字政府建設，我國真正做到了“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治理效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在多元化發展進程中，需要一個強大的技術去支撐治理手段的更新。今年以來學術界還有公共政策領域，都對技術型治理做了許多專題討論。技術型治理有很多助力，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運用互聯大數據，但是有一些東西還需要沉淀。技術帶來了治理的進步，但是要克服治理形式主義。周慶智認為，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可能會造成人們過度依賴于技術，導致治理方面的思考缺失。比如，要多關懷老人群體和其他弱勢群體，他們其中大部分看不懂數據，有的甚至不會使用互聯網等信息科技手段。一味地追求技術運用可能會陷入技術治理的“悖論”。技術進步日新月異，但我們在推進技術治理進步的同時，更要聚焦治理的目的，回歸到人這個核心上，讓每一個人都不掉隊。
動員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
基層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探索和創新，但是仍有兩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職能轉變的過程中，由于對一些問題考量不足，還存在沒有充分考慮人民群眾實際需求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給以及公共服務的質量；二是由于基層社會的自治意識不足，導致公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欠缺。黨的十九大報告高度重視社會治理問題，明確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需要社會協作理念支撐，需要引入具有一定專業化能力的社會組織參與到基層社會治理的各項事務當中。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突出的是一個“共”字。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周慶智把社會比作一個有機整體，其中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作為一個系統，系統中每個部分發揮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但也緊密結合在一起無法分割。這意味著，在呈現多元多樣化態勢的社會下，社會治理不能包辦一切，需要動員各方面的社會成分參與其中。各地基層地方政府正在努力跟老百姓建立一種新的情感聯系，一種認知的關聯、認同的關聯，讓人民群眾在理解中增強認同感、擁有更多獲得感，這樣對社會治理來說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對此，周慶智提出三個方面需要加強：一是要形成正確的創新方法論。二是需要確立主體責任者，破除條塊分割。公共事務的管理，只有明確責任分工，強化責任主體，才能在后續工作中抓好任務落實。三是需要對社會組織有信心，對人民有信心。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燕繼榮認為，應把握 “人民至上”的發展理念，始終以黨建為引領，確保基層治理保持正確方向。對于如何提高社區治理效能，燕繼榮表示，需要自上而下的堅強領導，將黨建工作與社區治理深度融合。此外，社區治理應自下而上，鼓勵社區成員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相互交往聯系，形成集體歸屬感、認同感和參與感。專家組在對貴州省貴陽市的走訪調研中了解到，金陽街道在創新探索黨建引領小區治理模式的同時，也時刻關注居民需求，通過打造“15分鐘便民服務圈”、建立物業領域“黨群服務站”，將黨的工作植入小區治理工作中，共同參與小區物業矛盾糾紛調解和小區治理工作，豐富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基層實踐內容，激發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澎湃活力。總的來說，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基層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當前，國家通過加大資源投入、加強制度創新、引入新的治理技術等方式來提升基層治理的有效性，各地方各部門采取了一系列務實創新舉措，助力基層加速推動體制機制改革，提升了治理效能。針對當前基層治理實踐面臨的現實困境，要分類施策，標本兼治，結合基層治理的具體情境重塑基層治理的結構和功能，積小勝為大勝，逐步解決發展，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斷開創新局面。
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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