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數據技術在各國疫情防控中都發揮了突出作用。疫情之后，數據技術將以其在風險預警、輔助決策和精準施控等方面的卓越性能，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組分和使能工具。數據技術能夠促進制度建設和技術治理效能轉化融合，巧用制度優勢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沖擊，全面提升國家治理體系的靈敏度、韌性和反脆弱機制。

關鍵詞: 數字治理 后疫情時代 國家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3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強調，“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廣闊”。如何以數據技術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面臨的重要課題。

數據技術在各國疫情防控中都發揮突出作用

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涉及國家治理體制機制的現代化，而且也與新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以及政府治理的領導力、人民群眾對制度和政府的信任高度相關。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據技術在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中的創新應用，包括將健康檔案數字化、利用智能手機附件讀取生命體征和做心電圖、通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將這些生命體征實時傳輸到云端、大規模進行基因測序以及將人工智能應用于醫學針對和藥物研發等等，為我國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階段性勝利、逐步實現復產復工和恢復正常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的技術支撐作用，不僅有效推動了聯防聯控決策的高效實施，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國在疫情防控等公共事務領域的全球領導力。數據技術以其在風險預警、輔助決策和精準施控等方面的卓越性能，注定在疫情之后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組分和使能工具。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場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事件，世界其他國家在盡力發揮其在應對重大危機事件的體制機制優勢的同時，都采用數據技術來助力疫情防控。英國政府最早資助科學家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和帝國理工學院創建流行病計算機模擬中心，將數據技術應用于流行傳染病的預警分析和政府治理決策。新加坡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間推出名為TraceTogether（“共同追蹤”）的應用程序，利用藍牙記錄不同手機之間的近距離接觸和時間，追蹤接觸者，允許足跡健康的人自由通行和復工復產。以色列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胡則援引“緊急法令”授權以色列安全局部署監控技術以追蹤新冠肺炎患者，以確保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效實施。歐盟一些國家在反復權衡數據技術對個人隱私與健康保護的利弊之后，也相繼推出旨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應用程序，確保社會公共治理目標的達成。

用數據技術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當前，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我們面臨的最大課題之一是如何應用數據技術持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首先，考慮到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據技術作為“正在孵育成長中”的技術形態，以及其創新發展所面臨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即技術的社會控制困境)，我們無法在當下或在其技術生命的早期階段對其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創新應用的風險及社會后果進行預先判斷和有效防控。因此，理性的選擇是認真總結數據技術在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細致檢視我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重大危機管理中存在的體制機制短板。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先試先行的策略，逐步開放設立數據技術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和國家治理領域綜合應用的場景或“試驗場”，通過“干中學”來應用數據技術不斷提升國家治理體系的智能化水平，讓數據技術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非常規經驗轉換為常規化的治理策略，以便更好地服務于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和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

基于應用場景的深度學習試驗和數據驅動的應用研究，很可能引出許多有價值的基礎研究問題，進而為我國的數據科學家在相關基礎研究領域取得逆向突破，做出原創性理論貢獻創造得天獨厚的技術條件。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國數據技術創新的政策更多聚焦在民生領域。疫情后，迫切需要數據技術服務于產業恢復和經濟成長，而且期望數據技術成為提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杠桿。如果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和適時調控等多種策略，在鼓勵數據技術賦能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鼓勵其在國家治理和公共事務管理中的集成創新和示范應用，并加快推進數據技術與社會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率先打造以智能政務、智能服務和智慧管理等為特征的智慧政府，不僅能夠整體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促使社會治理的智能化轉型，而且有可能培育出我國智慧經濟實現彎道超車的生長點，進而為我國實現數據技術革命和智慧經濟繁榮導入強大的創新動能。

其次，作為一種使能性的技術體系，數據技術正在促使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形態出現革命性變化，其在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預示著巨大的商業潛力和美好生活前景的同時，也引出了許多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尤其是相關技術“雙重應用”可能帶來的倫理問題，比如隱私保護、算法濫用、非法監控和社會歧視等，亟需要政府機構、企業和其他社會團體共同面對和協同治理。國際社會和一些企業與社會組織基于不同的價值立場和利益考量，相繼發布了各種促進“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產業發展的倫理指南和治理原則，旨在確保人工智能系統的安全性及其創新發展的道德化。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將數據技術應用于國家治理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保證其在國家治理的創新應用負責任地推進，不會非法侵害社會個體的隱私和正當權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明確數據技術應用于國家治理目標導向是社會公共服務而不是社會監控，必須尊重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人民群眾的隱私權，以構建負責任的國家治理體系，使人民群眾能夠充分享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自由富足的美好生活。

再者，數據技術應用于國家治理現代化必將賦能政府精細化管理，簡化公共服務的申辦和審批流程，減少暗箱操作和設租尋租行為，提高公共治理的透明度，讓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更有效率、更富有智慧和人性。考慮到數據技術應用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的復雜性、多學科性、利益攸關性和全局性，國家有必要設立“數據技術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協調領導機構或委員會”，建立數據技術適應性社會治理的平臺或機制，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倫理規范，為數據技術負責任地應用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制度框架和道德基礎。該機構可以定期就數據技術在公共事務管理和國家治理中創新應用過程中出現的戰略和政策問題，如數據的網格化精細治理和數據共享問題、相關技術應用的立法和居民的隱私保護、數據技術融入社會治理過程的風險預警及監管等問題進行協商解決。另外，引導利益相關者交流對數據技術與社會融合的觀點和訴求，探討預防和解決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新機制，檢驗相關倫理指南和原則的適用性，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可能出現的安全風險和倫理沖突，為數據技術友好融入社會提供安全可靠的社會治理體系，營造服務導向型的、包容性的數據技術友好的創新文化。

總之，數據技術創新不僅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形式，而且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重要工具。讓數據技術賦能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制度建設和技術治理效能轉化融合，巧用制度優勢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沖擊，全面提升國家治理體系的靈敏度、韌性和反脆弱機制，不僅是惠及社會所有成員、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大創新實踐，也是十幾億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良好意愿。可以預期，歷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嚴峻考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將隨著數據技術創新應用煥發出強大的社會治理能力和領導力，為我們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制度優勢和組織保障。

【本文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北京市科協“前沿科技倫理與公共政策智庫基地” 負責人、首席專家】

責編：董惠敏 / 王茂磊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