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追“思”⑤】
李達（1890—1966），名庭芳，字永錫，號鶴鳴，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縣一個佃農家庭，1920年從日本留學歸國，隨即與陳獨秀等人組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創辦和主編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秘密機關刊物《共產黨》，籌備和組織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在中共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不久后創辦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平民女學。1922—1923年，應毛澤東同志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并擔任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主編。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學被軍閥趙恒惕強令關閉后，先后在湖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湖南大學法科任教。1926—1927年初，先后任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代理政治總教官、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及武漢圖書館館長。1927—1941年，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學、上海法政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廣西大學、廣東中山大學等高校任教。1941年7月在廣東中山大學被教育部電令解聘后，失業困居家鄉零陵五年多時間，于1946年在家鄉創辦輔仁小學并親任校長。1947—1949年，在湖南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和武漢大學校長，并擔任中國哲學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及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委、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籌委會主任及院長等職。
李達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乃至整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史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眾多領域都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最早探索者和奠基性人物，他的《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社會進化史》《貨幣學概論》《法理學大綱》《〈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唯物辯證法大綱》等著作，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名篇。作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卓越貢獻，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是構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拓荒者。
1、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系統傳播
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李達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最為深刻，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最為系統。正如著名史學家侯外廬先生所說，“就達到的水平和系統性而言，無一人出李達之右”。
從五四運動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較為廣泛傳播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里，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建黨前后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批判的武器”的運用。俄國十月革命后，尚在日本留學的李達很快就由一名愛國青年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19—1923年，李達在向國內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當時國內外影響廣泛的各種假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包括以張東蓀和梁啟超為代表的假社會主義、以黃凌霜等人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第四國際的極“左”思潮等作了系統的批判。在這些思想論戰中，李達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武器，注重從世界觀的高度揭露這些思潮的根本錯誤，因而他的這種批判顯得極為深刻。例如，為了回擊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猖狂進攻，李達先后撰寫和發表了《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革命的商榷》《無政府主義之解剖》等一系列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各派無政府主義的共同的世界觀基礎即個人主義。李達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上述思潮的過程中，系統、準確和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二是20世紀20年代對唯物史觀的系統闡釋。從五四運動至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屬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啟蒙傳播階段。在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唯物史觀的傳播。早在留學日本期間，李達就曾翻譯了馬克思《資本論》日文譯者高畠素之的《社會問題總覽》和荷蘭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赫爾曼·郭泰的《唯物史觀解說》，并于1921年4月、5月先后由中華書局出版，開啟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系統傳播。1926年，李達出版了專著《現代社會學》，對唯物史觀作了當時最為系統的闡釋。該書深刻地分析了物質生產在人類社會形成和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明確指出物質生產是“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鑰匙”，清晰地闡明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以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等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代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啟蒙傳播階段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史觀的理解的最高水平。該書出版后，轟動了當時的思想界，至1933年即印行14版之多，在革命者中廣為流傳。著名史學家呂振羽曾說，“李達老師是我國有系統地傳播唯物史觀的第一人”，他的“這部著作在當時影響之大，凡是親身經歷過那些歲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會忘卻的”。正因如此，該書也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驚恐。1927年，李達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其罪名便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
三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對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系統傳播。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通過總結大革命理論準備不足的經驗教訓，同時也受到20年代中期蘇聯哲學界辯證論者在與機械論者的論戰中取得絕對勝利的影響，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高度關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唯物辯證法，逐漸開展了一場氣勢磅礴的宣傳唯物辯證法的思想運動，并由此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由啟蒙傳播階段轉入系統傳播階段。李達就是這場唯物辯證法運動的主將。1929年至1932年，他先后翻譯出版了日本杉山榮的《社會科學概論》、德國塔爾海瑪的《現代世界觀》、日本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蘇聯盧波爾的《理論與實踐的社會科學根本問題》、蘇聯西洛可夫等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這些著作都包含著唯物辯證法方面的豐富內容。其中，《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更是對唯物辯證法作了系統闡述。這部著作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毛澤東同志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閱讀了該書，并寫下了1.2萬多字的批注。當時在毛澤東同志身邊工作的郭化若回憶說：“這些旁批，后來就逐漸發展成為他的光輝著作《實踐論》。”通過唯物辯證法運動，至30年代中期，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有了一個較系統、全面的了解，已經能夠從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有機結合上較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此基礎上，李達撰寫了《社會學大綱》，于1935年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作為講義首次印行，后于1937年正式出版。《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自己撰著的首次系統、完整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著作，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系統傳播階段的基本結束。毛澤東同志收到李達寄來的這部著作后，曾認真地反復閱讀了十遍，作了詳細的眉批，并把它推薦給延安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毛澤東同志不僅稱贊該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列主義哲學教科書”，而且稱贊李達是“真正的人”。
2、對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理論建構
李達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目的，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探尋和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這突出地體現在李達對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理論建構上。
1926年出版的《現代社會學》，是李達對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理論建構的代表性著作，被人們譽為“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標志性成果”。該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最早的一部聯系中國革命實際系統論述唯物史觀的專著”，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首先，《現代社會學》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唯物史觀表述體系。該書依次論述了社會之本質、社會之構造、社會之起源、社會之發達、家族、氏族、國家、社會意識、社會之變革、社會之進化、社會階級、社會問題、社會思想、社會運動、帝國主義、世界革命以及社會之將來等問題，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各種資產階級社會學說，系統地闡釋了唯物史觀是如何“發現社會組織之核心，探求社會進化之方向，明示社會改造之方針”的。
其次，《現代社會學》對唯物史觀作了準確、深刻的闡釋。以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史觀的理解不僅是零碎的，而且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片面性，特別是往往把唯物史觀歸結為兩大要旨，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李達在該書中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則堅持了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法的統一，既強調生產力和經濟生活對人類社會的最終決定作用，也重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并提出了“階級意識”和“社會思想”這兩個極具特色的概念，分析和論述了無產階級的社會思想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現代社會學》注重運用唯物史觀考察中國社會實際。該書對唯物史觀的闡釋，最后落腳到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問題，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任務、動力、對象、領導者和前途等問題作了深入思考和探索。李達明確指出，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革命的前途是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通過把唯物史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該書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所亟待明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正確解答。
《現代社會學》還包含著李達進一步推進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理論綱領。李達在該書中指出，唯物史觀與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諸學科之間有著密切聯系，唯物史觀“欲探求社會進化之原理”，必須借助于這些學科。正是基于這種聯系和推進唯物史觀中國化的需要，李達把唯物史觀運用于這些學科的研究，開拓了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多學科理論向度。
一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經濟學向度。李達不僅翻譯了大量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著，而且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大綱》、中國第一部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專著《貨幣學概論》等重要經濟學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了深入探索，特別是明確提出了“廣義經濟學”的主張。所謂廣義經濟學，就是用“歷史唯物論指導經濟學去研究各種社會經濟構造的各種歷史的特殊發展法則”，從而建立既把握經濟進化的一般法則又反映中國經濟的特殊發展法則、能夠指導中國經濟改造的“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李達的“廣義經濟學”主張，既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他所開拓的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經濟學向度的集中體現。
二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歷史學向度。李達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是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近現代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馬克思主義派的杰出代表，而他對唯物史觀的傳播、研究和闡釋，直接促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形成。為了理解近現代中國社會性質和探尋中國革命道路，李達撰寫了《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等論著，運用唯物史觀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進行了深入考察，在中國思想界最先把中國近現代社會性質確切地概括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會”，并得出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中國產業發展的兩大障礙，也是中國革命的兩大對象的正確結論。李達還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整個中國史的研究，最早提出了按經濟形態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主張，對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他還撰寫了中國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為指導而寫作的世界通史《社會進化史》，系統地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的普遍適用性。
三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政治學向度。李達把唯物史觀運用于政治學研究，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分別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民族理論、建黨理論、國家理論等，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中國化作出了突出貢獻。例如，在社會主義理論方面，早在建黨前后的思想論戰中，他就曾依據唯物史觀論證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完全適合于中國；新中國成立后，他致力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般規律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的研究，成為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理論前奏。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方面，他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作了深入剖析。在民族理論方面，他出版了中國第一部闡述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專著《民族問題》，其關于民族團結和建立廣泛的國際聯合戰線的思想為后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
四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法學向度。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李達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法學著作《法理學大綱》，以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為思想方法，對歷史上各種有代表性的法學流派和觀點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批判，對各種法學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考察，并對國民黨玩弄“制憲”把戲欺騙人民的伎倆作了巧妙的揭露，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最早實踐。新中國成立后，李達又先后出版了《談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等法學著作，對推動我國的憲法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五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社會學向度。李達不僅在社會學的名目下闡釋唯物史觀，而且還將唯物史觀運用于考察一些純粹社會學論題，在社會學領域取得了重大的理論建樹。例如，他從眾多方面對婦女解放問題進行了探討和論述，成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因此，僅從狹義的社會學意義上看，他也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的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50年代后期，李達逐章發表了《歷史唯物主義講座》，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并專章探討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論、中國共產黨的中國革命論、由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等問題，實現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理論建構。
3、對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探索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李達是少數幾位構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代表人物之一，他不僅是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最早探索者，而且在這方面為我們留下了彪炳史冊的兩部著作。
《社會學大綱》是李達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第一個文本。它與同時期國外特別是蘇聯的哲學教科書相比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該書共分“唯物辯證法”“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社會的經濟構造”“社會的政治建筑”“社會的意識形態”五篇。僅從篇名就可以看出，該書的內容已涵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諸基本原理。它不僅是當時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的最完整、最全面的闡述，而且構建了一個“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
首先，《社會學大綱》明確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唯物辯證法或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實踐的唯物論”，認為“實踐的唯物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實質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于舊哲學的根本特質。他指出：“辯證法的唯物論，以勞動的概念為媒介，由自然認識的領域擴張于歷史認識的領域，使唯物論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變成了實踐的唯物論。”“實踐的唯物論，由于把實踐的契機導入了唯物論，使從來的哲學的內容起了本質的變革。”在李達看來，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范疇，實踐具有兩方面的規定性：一是指以勞動為基本形式的感性的現實的人類活動；二是指作為認識的源泉、認識發展的契機和認識的真理性的規準的實踐活動，因此，“實踐”既是一個本體論范疇又是一個認識論范疇。李達對實踐范疇的這兩重規定性及其重要理論意義都進行了深刻論述，但相比較而言，他更強調實踐的認識論意義。這是因為，他認為，作為實踐的唯物論，“唯物辯證法，當作哲學的科學看，原是認識論”，而“當作認識論看的唯物辯證法的內容，又是唯物辯證法的歷史觀與自然觀之普遍化的概括”。
其次，《社會學大綱》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唯物辯證法是“人類認識史的綜合”，闡述和展現了人類哲學思想史上“實踐的唯物論”的生成和發展的內在邏輯。李達指出：“唯物辯證法，是唯一的科學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攝取了人類認識的全部歷史的成果而積極的創造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在研究唯物辯證法的一般原理之時，必須站在歷史主義的立場，說明唯物辯證法的孕育、誕生及其發展的過程，指出這個哲學實是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李達把一切先行的哲學都視為“唯物辯證法的前史”，并認為“唯物辯證法的生成，不僅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與黑格爾辯證法之批判的攝取，還根據了新的豐富的內容”，即人類實踐和科學發展的新成果。李達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歷史上的哲學的關系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的這些論述，較之后來蘇聯及國內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有關看法要全面、深刻得多。
最后，《社會學大綱》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唯物辯證法理解為一個整體、“一塊整鋼”，認為“唯物辯證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歷史觀與自然觀的統一，兩者統一的基礎是社會的實踐”。李達認為，“唯物辯證法是世界觀，同時又是方法論”，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唯物辯證法，必須從歷史—社會的領域貫徹于歷史—社會的基礎之自然領域，它才成為統一的世界觀，成為一般的方法論，所以唯物辯證法必須是唯物辯證法的歷史觀與自然觀的綜合”，而“唯物論的自然觀（自然辯證法）與唯物論的歷史觀（歷史辯證法）”不過是“當作實踐的唯物論看的唯物辯證法”的兩個部分、兩個領域。“辯證法，論理學與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是同一的哲學”。李達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性，克服了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僅僅理解為唯物史觀的局限性，也與當時蘇聯哲學界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為世界觀、視辯證法為方法論并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觀幾大塊構成的片面看法判然有別。
總之，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所構建的“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獨到的理解。眾所周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展了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并遲至90年代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上大體上達成了某種理論共識。李達在30年代中期就已明確主張和系統論證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論”并構建了一個“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僅此一點就足以表明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的深刻性和創造性。
《唯物辯證法大綱》是李達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第二個文本，它是20世紀60年代初李達受毛澤東同志委托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上卷。李達之所以要主持編寫這部著作，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他對當時流行的蘇聯哲學教科書很不滿意，認為其中有很多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二是他覺得自己以前撰著的《社會學大綱》雖得到毛澤東同志的很高評價，但那本書畢竟是20多年前的著述，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概括中國革命實踐的寶貴經驗，不可能論述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貢獻，也不可能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因而僅僅對其作局部修改尚不能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需要。這兩方面的考慮決定了《唯物辯證法大綱》的理論著力點：一方面，該書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學大綱》原有的諸多理論特色，如強調唯物辯證法是“唯物論與辯證法的統一”“科學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以及“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重視考察“唯物辯證法的前史”，突出實踐觀點及其認識論意義，強調“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同一性”，等等。另一方面，該書著力總結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經驗，系統闡述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貢獻。為了實事求是地闡述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該書用整整一篇來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史的唯物的辯證的綜合”，從原始時代的人類認識一直講到毛澤東同志對唯物辯證法的新貢獻。因此，無論是在概念框架還是在理論內容上，該書所構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闡釋體系都克服了當時流行的蘇聯模式的哲學教科書所普遍具有的那種片面性，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風格。
4、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辟闡釋
從建黨時期開始，李達與毛澤東同志之間有著近半個世紀的哲學交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以及譯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都是毛澤東同志反復閱讀過的著作，并受到毛澤東同志的高度贊賞。新中國成立后，李達又對毛澤東哲學思想作了精辟闡釋，為準確理解、系統把握和廣泛傳播毛澤東哲學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經修改后公開發表，李達隨即寫作和發表了《〈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等著作，對“兩論”作了精深研究和系統解說。
一是全面解讀了“兩論”中的基本思想和重要觀點。“兩論”解說采取逐段解讀的方式，不僅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準確地闡明了“兩論”的理論源泉，而且運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發展史實以及中國革命經驗和中國歷史事實，闡明了“兩論”的實踐基礎。同時，李達還運用通俗、生動的語言和直觀清晰的圖解，結合毛澤東同志其他著作中的有關論述，完整地闡釋了“兩論”乃至整個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基本觀點，并對“兩論”中未能展開的一些重要概念、觀點及其所涉及的經典作家的論述作了詳細解說。
二是補充和發揮了“兩論”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兩論”解說并未囿于“兩論”本身的內容，其在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研究中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例如，在討論認識過程中的兩次飛躍時，為了說明人的認識的能動性，李達提出和討論了“認識的受動作用與能動作用”問題，認為認識的受動作用與能動作用是物質生產活動中的受動作用與能動作用在認識過程中的反映；在說明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時，李達發揮了列寧關于“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的觀點，得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的結論。這些真知灼見都為毛澤東同志所接受和吸納。
三是闡述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地位以及學習、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意義和方法。“兩論”解說的一個突出理論特點，是把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宣傳自覺融入對“兩論”的文本解讀中去。例如，在解說“兩論”關于從理性認識到革命實踐的飛躍、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系、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兩種宇宙觀的對立、人類認識包括由特殊到一般與由一般到特殊兩個過程的論述時，李達都以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哲學思想為例來加以分析，彰顯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真理性和創造性，也闡明了學習、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性和科學方法。
李達的“兩論”解說堪稱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典范，它很好地適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提高廣大黨員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需要，為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提供了一個重要范例，為推進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創造了一個良好開端。毛澤東同志曾稱贊《〈實踐論〉解說》：“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
“兩論”解說對毛澤東哲學思想核心文本的精深研究，為李達后來在《唯物辯證法大綱》中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系統闡述奠定了堅實基礎。《唯物辯證法大綱》把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貢獻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毛澤東同志把黨內正確路線同錯誤路線的斗爭提到哲學的高度，作了系統的解決，為堅持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提供了銳利的武器和可靠的保證；第二，毛澤東同志第一次系統地、深刻地、簡要地、通俗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并把它具體化為黨的工作方法，使它成為廣大革命群眾能夠直接掌握的尖銳武器；第三，毛澤東同志在指導中國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把唯物辯證法應用于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的獨特條件之下，創立了一整套關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革命的學說，光輝地發展了唯物辯證法；第四，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把唯物辯證法應用于新的歷史條件，第一次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完整學說，從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該書最后總結說：毛澤東哲學思想“以新的內容獨立地推進唯物辯證法，把它提到了新的階段”。
（作者：汪信硯，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