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知體”曾經一度占據網絡空間，“公知體”逢西必捧、逢中必踩的特征十分明顯，其煽動性的話語擾亂了正常網絡傳播秩序。隨著我國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國民對國家認同感不斷增強，自信、理性漸成常態，“公知體”逐漸失去市場。中國發展日新月異、西方模式時常失靈、信息傳播消弭“知溝”、技術賦權打破話語壟斷、新生群體入網發聲等，加速了“公知體”的失靈。

【關鍵詞】“公知體” 國民心態 信息傳播【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公知”最早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指的是那些熱衷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并有極大影響力的人。“公知”是公共議題最活躍的參與群體，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國啟蒙運動，但現在的“公知”不同于過去習慣稱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今，人們把“公知”定義為那些有目的地引導輿論或發表批判言論，并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簡稱。在我國的網絡環境中，很多人把冒充“公共知識分子”的人諷刺為“公知”。“公知”一般具有站在道德至高點、居高臨下等特征，也有人把這些人稱為“慕洋犬”。

“逢西必捧、逢中必踩”是“公知體”的主基調

“公知”在發表網絡言論時經常會歸納總結，采用一些有煽動性的語言結構和話語方式，人們將這類語言結構統稱為“公知體”。常見的公知體有，這國怎：這國家怎么了；定體問：這一定是體制問題；停等民：停下來等等你的人民；中或輸：中國或成最大輸家；西吃草：西部人民還在吃草。“公知體”作為一種煽動性的語言結構，逢西必捧、逢中必踩是其主基調，具體而言有以下四點特征：全盤肯定西方，認為西方民主自由是萬能的，把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都歸結于體制問題，大肆鼓吹“中國崩潰論”。

一是全盤肯定西方。“公知”全盤肯定西方，逢西必捧，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除了西方模式，其他模式都不可能獲得成功。這種“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的認知成為“公知”的常態心理。2015年1月24日，某網刊發評論文章指出，抹黑中國正成為當下某些人的時尚追尋，一些教師運用他們手中的知識權力影響青年人，不斷抹黑中國。高校教師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傳播西化思想絕非個例，但是高校教師不同于普通民眾，他們獨特的思想和很高的社會地位很容易在互聯網上形成一定的影響力，甚至有網民將這種“大膽”錯誤的言論理解為“敢言”。

二是認可民主萬能論。“公知”認為西方的民主是萬能的，沒有什么問題是民主解決不了的。他們抨擊中國沒有事實上的民主，認為中國必須效仿美國，施行憲政，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他們本身的言行舉止就是反民主，當他們在網絡上討論西方民主的時候，如果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就會被他們集中攻擊，然后剝奪質疑者的話語權。其實這些“公知”追求的所謂“民主”，是不受規則的束縛，要求絕對自由。這種民主在西方社會也不可能存在。

三是體制是原罪。“公知體”一大特征就是把中國發展遇到的問題都歸結于體制問題。典型的一個“公知體”：定體問（這一定是體制問題）。在“公知”的眼里體制就是原罪，中國的貧富差距是由體制導致的，畢業生就業壓力大是體制導致的，房價上漲是體制導致的，甚至婚姻戀愛遇到的現實問題也是體制導致的。

四是鼓吹“中國崩潰論”。有一些“公知”對中國的發展進行選擇性認知，忽視或者無視中國取得的成就，對中國的一些新技術冷嘲熱諷。如中國的高鐵從立項、施工、交付、走出國門等過程中，一直被“公知”質疑和詆毀。即使他們有時候承認中國發展迅速，但是也會用“停等民”（停下來等等你的人民）這樣的“公知體”來回應。不管中國的發展好與壞，“公知”總會去批判和質疑。

“公知體”擾亂了正常的網絡傳播秩序，壓制了其他觀點的表達，甚至制造群體恐慌和對立

擾亂正常的網絡環境。“公知體”出現并長期占據網絡輿論空間，擾亂了健康的輿論環境，是一種病態化現象。網絡本來是一個人人可以參與表達意見的空間，但是“公知”卻對異己意見進行打擊，破壞了“觀點的自由市場”，使得大多數人的觀點不能充分展現出來。網民無法公開表達不同的觀點，公眾也就無法對公共議題進行有效討論，更談不上“真理的自我修正”。有的“公知”甚至利用網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如2015年以來，網絡“大V”陳杰人打著“法律和輿論監督”的名義和公平正義的幌子，以網絡為犯罪平臺，大肆敲詐勒索、瘋狂斂取錢財，涉嫌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等違法犯罪，嚴重擾亂網絡秩序，破壞基層治理和社會穩定。還有些網絡“大V”利用自己在網絡上的影響力，故意發布負面的、不實的信息，惡意炒作，惡意攻擊、詆毀黨政機關，嚴重擾亂了健康有序的網絡環境。

制造群體恐慌和對立。“公知”對一些謠言的傳播會制造群體恐慌和對立，不利于社會穩定和公眾團結。如2012年網絡“大V”薛某某曾經為了博眼球、擴大影響力，對“南京豬肉鉛超標”“舟山人頭發里汞超標”“自來水含避孕藥”等不實言論進行傳播和擴散，引起當地群眾對環境和食品的恐慌。其實，這些謠言剛剛發布到網絡上并沒有引起他人的關注，但是在薛某某轉發之后，成為了熱點，給社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有記者了解到，薛某某通過自己在微博上的影響力，利用千萬粉絲對他的信任，對網絡謠言推波助瀾。

“公知體”失去市場背后反映出國民心態的逐步成熟，這種變化主要是指對國家認同感的增強，自信成為主基調，承認問題存在的理性思維

國家認同感增強。“公知”是一群對國家認同感不強的人，“公知體”也反映出“公知”對國家發展的態度。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不管是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愛國主義始終是激昂的主旋律。但是隨著西方自由思想不斷傳入中國，加之一些“公知”在網上以“意見領袖”的姿態“指點江山”，逢西必捧、逢中必踩，長期壟斷網絡話語權，擾亂了網絡秩序。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成果惠及到更多群體，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不斷增強，“厲害了我的國”等熱愛祖國的話成為網絡流行語，人們對國家的認同感不斷增強。面對西方的一些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在網絡上受到“公知”的吹捧，我國適時提出不斷凝聚共識，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構建網上網下最大同心圓。愛國成為社會主旋律，“公知”和“公知體”漸漸失去市場。

自信成為主基調。“公知”其實是一群缺乏自信的群體，“公知體”實質上也是缺乏自信的一種語言表達形式。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實力不斷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穩步提升。近年來，中國不斷參與和組織重大賽事和會議，如舉辦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等，國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西方模式在應對危機時的無力可見一斑，相反中國應對危機的舉措及時有效，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不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得到更多國家的關注和認可，國民的自信心明顯提升，“公知體”的存在空間被不斷壓縮。

理性思維得到認可。愛國主義成為主旋律的同時，公眾具有一定的理性思維，不回避中國發展進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公眾反感的是“公知”為了質疑而質疑，為了抹黑而抹黑，一味居高臨下指責中國。“公知”利用中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進行造謠、抹黑，煽動對立情緒，危害網絡環境。指出問題應該是為了引發公眾思考，從而探索解決問題的對策。直面問題的理性思維，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更容易被人們所認可和接受。

中國發展日新月異、西方模式時常失靈、信息傳播消弭“知溝”、技術賦權打破話語壟斷、新生群體入網發聲等，加速了“公知體”的失靈

中國發展日新月異。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一窮二白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溫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經濟結構從單一產業結構到百業興旺，從發展落后到創新驅動，從大規模“引進來”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共建“一帶一路”，中國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貢獻了中國智慧，展現了大國擔當，正一步步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一發展事實，“公知體”自然失去市場。

西方模式時常失靈。中國在實現快速發展的同時，一些西方國家的發展陷入困境：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放緩，社會矛盾突出；英國脫歐，歐洲一體化發展困難重重。即使是效仿西方模式的亞非拉眾多國家，也沒有實現期待的發展。與之相對的是，“一帶一路”倡議得到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中國模式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和肯定，欣欣向榮的中國與西方發展模式遭遇瓶頸形成對比，“公知體”的存在空間被不斷壓縮。

信息傳播消弭“知溝”。“知溝”，是知識鴻溝的簡稱。信息的廣泛傳播，可以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對稱，從而消弭“知溝”。 “知溝理論”是1970年美國傳播學家蒂奇諾等人在一系列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關于大眾傳播與信息社會中的階層分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一些“公知”、網絡“大V”在前期能夠受到追捧，就是因為他們利用自身能夠最早獲取信息的優勢，利用了信息不對稱，對一些事實進行拼湊、斷章取義，從而掌握了網絡話語權。然而如今，隨著信息傳播的不斷加快，國民通過網絡新媒體對信息的獲取方式更加便捷和多元，“知溝”的差距呈現縮小趨勢。

技術賦權打破壟斷。技術尤其是媒介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發展進步，打破了“公知”對話語權的壟斷。技術讓人們的知情權和表達權得到充分釋放，人們很容易在網上獲取海量信息并表達自己的觀點。2020年4月28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8.97億人，較2018年底增長7992萬，我國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3%，較2018年底提升0.7個百分點。技術賦權帶來的全民共享麥克風的新時代，打破了“公知”對話語權的壟斷。

新生群體入網發聲。伴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接觸網絡的年齡不斷降低，“90后”“00后”甚至“10后”開始廣泛地接觸網絡。由于“00后”“10后”等新生群體出生時，中國處在快速發展的階段，他們沒有經歷過中國一窮二白的階段，接受并且習慣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國力強盛的這一事實。2019年香港“暴亂”事件發生后，以“95后”“00后”為主的“飯圈女孩”自發組織了數量龐大的“網絡遠征軍”，用特有的飯圈文化，在海外社交媒體上向發表“港獨”言論的人開戰，如“抱走我家阿中（中國）哥哥”“守護全世界最好的阿中（中國）”“球圈top阿中哥” 等話題登上熱搜榜單。新生群體對國家的認同、對祖國的熱愛，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展現出來。

“公知體”曾經在網絡上受到追捧，甚至被不明真相的網友認為是“敢于直言”。然而隨著中國發展日新月異，人們的愛國、自信、理性的態度不斷呈現，國民越來越厭惡“公知”擾亂網絡環境、制造恐慌和對立。國民心態的變化與成熟，折射出國民對國家發展的態度，不斷發展強大的中國、信息傳播功能減少信息不對稱、技術賦權打破了話語壟斷、新生群體入網發聲等都對國民心態產生了顯著影響。無疑，這些都是使“公知體”失去市場的重要因素。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新聞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參考文獻】

①范榮：《“公知體”失去市場見證國民心態之變》，《北京日報》，2019年12月4日。

②姜瑤：《“公知”污名化原因探析》，《新聞研究導刊》，2017年第5期。

③于千涵：《自媒體時代“公知”污名化現象原因分析》，《才智》，2016年第15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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