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前大眾傳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中年女性被塑造為“賢妻良母”的刻板形象。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來源于傳統和現實兩個維度、年齡和性別的雙重擠壓，由女性的自我認知和社會評價綜合塑造而成，其根本在于女性的身份角色和行為規范。這種對女性形象單一化塑造的背后是性別不平等的符號貶抑，折射出社會系統中悄然滲透的性別權力關系。破除和改變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需要多管齊下，從尊重女性價值、完善保障體系、重塑社會文化三個方面著手。

【關鍵詞】中年女性 刻板印象 賢妻良母 性別歧視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在大眾傳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不同年齡段的女性被貼上了不同的形象標簽

刻板印象，也稱刻板形象，是指人們基于知識、觀念，按照預期的認知結構，對某類人群、某個地域或某種事物形成的固定看法，是一個源于心理學的概念。關于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往討論得并不多。打開網頁，輸入關鍵詞“中年女性”，會發現相關鏈接十之八九是美容與健康，呈現出一種歲月危機感以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勉為其難。在現代社會中，網絡對生活的滲透無所不在，多元化的媒介提供了對刻板印象最直觀的感知路徑。隨著公共話語空間的拓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形象出現在大眾傳媒中。但由于男性在媒介的話語掌控權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女性的刻板印象不但沒有消除，反而愈加明顯。女性主義者提出，即使媒介對女性異常青睞，也不能掩蓋其性別歧視的實質。一些媒介宣傳沒有展示出女性的真實生活樣貌，而是將原本豐富多樣的女性形象通過固定的成見制造成模式化的人物類型。

在當前大眾傳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不同年齡段的女性被貼上了不同的形象標簽：年輕女性被塑造為“青春靚麗”的女孩，展示的是美的形象；而中年女性則被塑造為“賢妻良母”的婦女，展示的是傳統女性的形象。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呈現了女性身份轉變的困境，即隨著年齡的增長，女性的家庭價值被逐步強化，而社會價值則被日益消解。無論是“賢妻良母”還是“青春靚麗”，都是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單一化的塑造，其背后是性別不平等的符號貶抑，折射出社會系統中悄然滲透的性別權力關系。

“賢妻良母”形象反映了中年女性的兩個主要身份：妻子與母親。女性基于自身的生理特點獲得這兩個身份，從表面上看并沒有性別不平等的內涵，因為在大多數社會中，結婚與生育是女性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但是，社會身份往往與特定社會機制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如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妻子與母親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會束縛中年女性的形象拓展；而對中年女性“賢妻良母”形象的塑造，會進一步加深女性應更多投入家庭的刻板印象，消減甚至抹殺女性在社會中的價值表現，進而在現實中壓縮女性的發展空間。當前，關于女性“工作—家庭”沖突的討論，以及由于“母職懲罰”而對年輕女性生育意愿和行為甚至對其結婚意愿和行為產生的負面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此類刻板印象的社會產物。

“青春靚麗”的年輕女性形象看似被賦予了更多的褒揚，實則同樣是傳媒流水線上的產品。這類符號化的美女形象，不僅成為時尚娛樂的消費對象，更綁架了包括女性自身在內的社會審美。青春和美麗被視為資本，成為不惜耗費巨資和甘冒風險追逐的目標。女性特征被反復強調和不斷擴大，從而凸顯了男性的需求和視角，女性的主體性被忽略。諸多女性渴望留住青春、永葆靚麗，進而對中年女性的家庭生活充滿了恐慌與畏懼。當女性的年齡逐漸增加、由青年變為中年時，社會對女性的評價以及女性對自我價值的判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媒體聚焦并放大的細紋和眼袋，“長期裝嫩、強做小花”的無情揭露，既是對女性年齡的歧視，也展示了中年女性比青年女性遭遇更加嚴重的性別不平等的現實。眾多的中年女性在刻板印象之外被輕視、被忽略。

中年女性形象的再生產：傳統文化與社會機制

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來源于傳統和現實兩個維度，由女性的自我認知和社會評價綜合塑造而成，其根本在于女性的身份角色和行為規范。概言之，“賢妻良母”的中年女性形象，既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又有其存在的深刻社會機制。

數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使中國的父權制文化極為發達，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父權制的家庭制度和文化傳統導致了女性的附屬地位，“三從四德”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束縛了女性的言行舉止，“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阻礙了女性的進一步發展。男權中心意識和話語霸權使得女性在傳媒中或者淪為男性的觀賞對象，或者成為附屬于男性的輔助性角色。這種社會權力等級通過一種無意識的、潛移默化的認知歸類過程傳播了一種價值觀，其反映在當代傳媒中便是女性的刻板印象。

隨著女性廣泛參與社會勞動，性格獨立、能力卓越的“女強人”“女漢子”等新興女性形象逐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這類女強人形象與賢妻良母形象相對立，看似是對女性刻板印象的破除，實則是對原有刻板印象的強化。因為這些新興女性形象吸收與借鑒了男性形象，顯得不倫不類，隱含著褒貶之義。事業強勢但感情生活或家庭生活一敗涂地，或者事業遇到瓶頸時仍然需要一個更為強大的男性來解救與保護，往往是這類形象的標準配備。由此可見，在父權制文化作用下，女性形象被大眾傳媒遵循文化陳規加以編排和塑造。盡管現實社會中女性發揮的作用日益增長，但由于女性在公共話語體系中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女性形象仍被作為男性主角的點綴和附庸，具有被消費和刻板化的特點。

“賢妻良母”中年女性形象的基礎是社會生產方式產生的性別分工。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下，人類的活動區域相對狹小。作為一個基本的生產單元，家庭中的男女兩性需要同時參與生產勞動，性別分工一般遵循“男耕女織”模式。而工業革命帶來的現代化大生產促成和強化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全職太太一度成為歐美現代城市家庭女性的主要形象。這一形象在后現代社會才有所改變，與之相伴隨的則是婚姻家庭形態的革命性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極大提升，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勞動參與方面絲毫不遜于男性。但在快速變遷的社會背景下，文化的滯后性和依賴性使得“賢妻良母”的中年女性形象仍相當頑固，呈現出形象與現實嚴重脫離的特點。例如，當前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緊密結合，客觀上要求家長承擔輔助學校教育的任務。在父母雙方都需要工作的情況下，“做家長”往往成為中年女性而非男性的主要職責，因為男性的工作成就和女性的家庭付出仍被視為理所當然。家長會上高比例的媽媽群體，以及關于“喪偶式育兒”或“詐尸式育兒”的討論，顯示了男性家長在中國家庭教育中的缺位。

大量研究顯示，中年女性一般是家庭中孩子和老年人的主要照料者；而老年女性則是其配偶和孫子孫女的主要照料者。貫穿生命歷程的女性承擔主要照料者職責的現象是性別不平等機制在家庭中的呈現。即便近年來男性在家庭中的責任被不斷強調，總體上對家務勞動的貢獻顯著增加，但也始終無法真正打破中年女性“賢妻良母”的刻板印象。面對迅疾的社會變遷，巨大壓力下的男女兩性有時面臨激烈的競爭，形成兩性間的巨大張力。在有限的資源和機會條件下，蘊含在女性形象背后的性別不平等機制蠢蠢欲動，“女性回家論”的老調時不時會被重彈。對于一些大眾傳媒平臺而言，推崇單一化的女性形象是更為保守、風險更低的選擇。單一化的女性形象背后是顯性或隱性的性別歧視，它與其他社會機制交織，共同規訓女性的社會行為、發展方向以及價值判斷。

女性的自我認知對于女性形象的再生產也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自我認知是對自己的洞察與理解，包括自我觀察和自我評價。教育是提高自我認知能力的重要條件，但長期以來，女性普遍缺乏受教育機會，致使其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更易于在渾渾噩噩中接受社會分配的角色，呈現逆來順受的特點。自我認知特別是自我評價與社會評價相互影響。中年女性的自我認知不僅源于自身的性別特點，更源于社會對中年女性的群體塑造。從對“婦人之見”的輕慢，到“河東獅吼”的調侃，再到“徐娘半老”的感慨，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在文化和實踐中點滴成型。在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的父權制文化傳統的熏陶下，有相當一部分女性形成了男女地位不同的思維定勢，自覺地站立在男性身后，以妻子和母親的身份，心甘情愿地承擔奉獻者和支持者的角色。這種女性集體無意識的生存狀態，不僅體現為主動屈從和示弱于男性，還通過代際傳承被復制和擴散。20世紀80年代延續至今的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的根源，就是社會性別不平等文化機制下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在技術進步的背景下為了獲得男性后裔殫精竭慮甚至不擇手段。總之，女性自主意識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對女性的偏見與歧視。

學習能力與就業困境：后喻時代的中年危機

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源自年齡和性別的雙重擠壓。年齡擠壓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并不區分性別，“油膩中年”的標簽往往針對的是男性，也是一種刻板印象。

中年是一個壓力重重、充滿危機的年齡。雖說不一定“人到中年萬事休”，但中年危機是每個人都需要經歷的一段或明或暗的心路歷程。“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壓力、身體健康的每況愈下、職業生涯的瓶頸期等同時橫亙眼前。在人口老齡化形勢迅猛發展、老年人口數量激增的背景下，中老年人的危機成為日益普遍的現象，從生命事件累積效應來看，狼狽中年后往往緊跟著弱勢老年。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高科技、網絡化、信息化對于年輕人而言是與生俱來的生活環境和生存技能，對于父輩而言則需要不斷學習。人類社會進入“后喻時代”，知識不再主要由長輩傳授給晚輩，更有可能的是晚輩傳授給長輩。在這樣的時代行進中，中年具有被低齡化的趨勢，而且與學習能力構成緊密聯系。在某種意義上，一個人若不再具有如饑似渴的學習欲望和與時俱進的學習能力，就會被視為進入落伍、怠惰和不思上進的中年了。有相當一部分30多歲年輕人的焦慮癥源于年齡帶來的危機感和新技能帶來的壓迫感。

就業困境是中年危機的另一個主要壓力源。一則“不要大聲責罵年輕人，他們會立刻辭職的，但是你可以往死里罵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車有房有娃的那些”的段子，映射出中年的不堪與不易。雖然年齡歧視被嚴令禁止，但從招聘廣告上仍可以看到年齡的分明界限。已經成為專有名詞的“4050人員”，就是指勞動年齡人群中40歲（女性）、50歲（男性）以上，具有強烈的就業愿望，但因自身就業條件較差、技能單一等而難以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的勞動者。這一類人群在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時期或紛紛下崗失業，或需要轉業安置。雖然國家出臺了各項政策進行優惠補貼或扶助，但這些人群的就業困難并不能被輕易解決，直接影響了其家庭生活水平和社會穩定。現實中，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一旦失去原有工作，便很難再找到新的崗位，他們是對失業風險感知最敏銳的人群。

在同樣的年齡擠壓中，女性承受的壓力更大。性別上的生物學優勢使得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一般高于男性，但就業遭遇的瓶頸時間卻比男性早10年。中國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仍遵循的是1978年國務院關于干部和工人退休的相關暫行辦法規定，即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性60周歲、女工人50周歲、女干部55周歲；工作條件或身體健康情況特殊的，男性滿55周歲或50周歲、女性滿45周歲即可退休。退休制度中的性別差異原本是為了體現對女性職工的保護，但在壽命普遍延長、健康狀況大幅改善的現實中，反而造成了對女性工作權利的一種侵犯。比如，在一些地方，女性早于男性退休往往成為女干部獲得進一步提升的天花板因素。

破除中年女性刻板印象，應從尊重女性價值、完善保障體系、重塑社會文化三個方面著手

“賢妻良母”的中年女性刻板印象，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對女性整個生命過程加以塑造和建構的結果。從孩提時期的“過家家”游戲，到男女有別的行為規范教育，再到就業時的性別隔離與歧視以及結婚、生育等生命事件，都充斥著女性應該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家庭中、應該更多地承擔照顧孩子和老人的責任的選擇邏輯。性別不平等社會機制下的女性生命歷程，在年齡和性別的雙重擠壓下，進一步加深了中年女性遭遇的性別不平等，進而維系著既有的中年女性刻板印象。一旦女性脫離這個生命軌跡，就會被視為離經叛道，特別是在中年時期，會承擔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面對難以調和的家庭矛盾以及自我認同的困境。因而，女性在工作上表現不如男性被視為正常態，尤其是中年女性，其社會價值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多樣化的人生選擇逐漸被單一化，最終以“賢妻良母”的社會期待面貌出現。

破除和改變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應從尊重女性價值、完善保障體系、重塑社會文化三個方面著手。

尊重女性價值，包容個體發展多重路徑。隨著時代的發展，個體越來越突破集體主義和家庭主義，不斷追求自我獨立價值的實現，女性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后悄然興起的個體化趨勢與更加包容的社會環境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和展現機會。一方面，在個體化趨勢下，個人試圖脫離家庭的束縛，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獨立”“個性”“自主”等標簽成為新生代形象創造的典型代表，“獨立”“自信”“成熟”的成功女性形象也隨之呈現。在義務教育幾乎全面覆蓋、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只要擁有過硬的工作能力、良好的業務成績，無論男性或女性，都可以獲得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個體化趨勢下隱含的不確定性加劇了個體的分化。擺脫集體主義和家庭主義的一個代價，是個人面對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增加，集體和家庭的保護屏障后移或消失。在經歷高風險時，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性別不平等機制使得一些女性主動選擇做“賢妻良母”，以獲得相對安全的環境。“尋找霸道總裁”“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小女人”“學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現象，在更加包容的社會環境里也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理解。由于“賢妻良母”形象建立在高度重視女性的家庭價值而忽視女性的社會價值之上，有一些較為極端的女性主義者把家庭視為女性的囚籠，高度贊揚女性的社會價值而貶低女性的家庭價值，這種矯枉過正同樣與女性的多元化訴求相違背。實現女性形象多樣化，應尊重女性多元化的價值追求，包容、保護和開拓女性發展的多重路徑，重視女性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不同領域的價值表現，營造有利于女性自主選擇的社會氛圍。

完善保障體系，建立社會性別平等機制。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改善民生水平。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強與完善，有助于促進家庭功能的社會化，有助于改變當前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老人照護、幼兒撫育等問題既是新時期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重要內容，也是家庭內部分工最為束縛女性社會價值發揮的羈絆。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下，身負“賢妻良母”社會期望壓力的中年女性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了家庭，多元化的女性訴求被壓制，一些事業與家庭難以兼顧的女性在綜合博弈中往往為了家庭利益而不得不放棄工作，退守家庭、撫育孩子、照護老人。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養老、撫育等功能有更多的替代選擇，女性的多樣化訴求會有更多的選擇空間和滿足渠道。平等是人類追求的最基本的價值之一，而社會性別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大眾傳媒中的女性刻板印象與父權制文化下的社會性別觀念密不可分，因此破除中年女性刻板印象的根本之策是建立社會性別平等機制，使所有人（不分性別）都可以自由發展個人能力、自由作出選擇，使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行為、期望和需求均能得到同等考慮、評價和照顧。社會性別平等機制的建立需要在觀念、制度和實踐方面不斷發力。

重塑社會文化，展現時代女性多樣風采。福柯認為，“話語即是權力，權力通過話語而在文化機制中起作用”。網絡化時代，大眾傳媒成為話語的最主要表達渠道，也是社會文化的展示窗口，直觀地呈現出基于社會經濟關系以及現代價值基礎之上的現代社會的兩性關系。無論是“賢妻良母”還是聚光燈下言行被放大和傳播的演藝界女性明星，都只是反映了一部分女性的社會現實，并不能代表女性群體的整體樣貌。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勞動參與率等指標衡量女性的社會地位變得日益普遍，這都為社會文化的重塑和刻板印象的破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新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體的信息壟斷，豐富了社會信息系統，女性由此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利。展現中年女性的多樣化形象，需要提升女性在現代傳媒中的敘事地位。大眾傳媒要客觀展示與事實相符的女性社會狀態，從關注女性的外表走向關注女性的內在世界。女性自身也應重構自我認同，充分利用自媒體的優勢，表達主體話語、伸張自主意識，多渠道、全方位地展示新形象和新風采，努力破除刻板形象。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2017級博士研究生鄭航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家庭轉變研究”（項目編號：16JJD840013）階段性成果】

責編/刁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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