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技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的迅猛發展在給人民生活、國家治理帶來新變化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新問題，如生物科技中的生命倫理爭議、大數據應用中的公民隱私問題等等。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在實現重大突破的發展時期，加強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為全球前沿科技治理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構建全球科技治理新格局的應有之義，更是化解這些新問題新矛盾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科技治理 全球科技治理 治理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科技全球化成為重要發展趨勢。前沿科技的迅速發展對我國經濟發展、生產生活方式及社會治理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生命科學技術通過改造人類細胞的基因組能夠顯著提高疾病治療水平、快速實現藥物靶點篩選鑒定，通過改造動植物細胞的基因組，高效培育優良性狀物種，從而極大地改善生命質量和提高糧食安全；人工智能、5G及大數據等前沿技術為連接數據和信息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也為城市治理提供了實時采集、運行相關海量數據并進行智能處理的能力。

然而，前沿科技的迅速發展也衍生了一系列治理問題。如目前生命科學領域內已產生了多項人工合成生命體，而這項技術的倫理界限和不可預知的風險引起了國際社會大量關注和討論；如何平衡政府公開數據和保護公民隱私之間的關系，既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原始數據的利用價值，又可以避免公民個人信息泄露風險。新發展階段，國內外形勢的深刻復雜變化、前沿科技多學科交叉融合和高度不確定的特性使得加強科技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推動科技治理體系變革，構建更加完善的全球科技治理體系，顯得十分重要且非常緊迫。

前沿科技治理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政府為前沿科技發展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引導科學家和科技企業進行負責任的創新；第二，政府加強對前沿科技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所引發的問題和風險的監管和治理，如生物科技中的生命倫理爭議、大數據應用中的公民隱私問題等等；第三，政府通過應用前沿科技去治理社會，如政府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通過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手段來提升行政效率、優化公共服務。

隨著中國部分前沿科技發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甚至領跑全球，我們對前沿科技治理問題的探索也進入了“無人區”。面對這樣全新的局面，中國應該如何回應國際上對中國科技發展與治理的諸多質疑？如何妥善處理前沿科技發展和前沿科技治理間的關系？如何站在中國立場上回應前沿科技治理的呼聲，并針對科技領域“治理真空”提出中國主張？如何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全球科技治理體系的構建？在某些領跑的前沿科技領域，中國已無法再參考沿用西方國家傳統科技治理經驗，而是要充分探索、試驗具有中國特色的前沿科技治理體制機制，為全球前沿科技治理體系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

前沿科技發展中存在的爭議與風險

前沿科技的迅速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對于科技倫理、公民隱私與數據安全等風險的關注與爭議。近年來，在全球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技術等新型基因技術科研領域涌現出了豐富的研究成果。這類研究在揭示傳染病機理的同時，也為高致病、強傳染病原體的合成與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2017年7月，據《科學》雜志報道，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病毒學家大衛·埃文斯成功研究出合成馬痘病毒。該病毒與天花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且合成所用DNA原料極易獲得，若被惡意使用可能會引發大規模病毒傳播。基因編輯技術導致的生命倫理問題也預示著大量未知的風險。如2018年11月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基因編輯倫理問題的關注，并在國際上引發了巨大的科技倫理爭議。

又如，人臉識別技術中的公民隱私與數據安全問題也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討論。微軟MS Celeb數據庫據稱是全球最大的公開人臉識別數據庫，擁有超過1000萬張圖像以及將近10萬人的面部信息，但數據庫中采集的部分圖像卻并未獲得用戶授權。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微軟于2019年6月整體刪除了這一人臉識別數據庫。

人工智能領域內信息偽造和算法安全性也引發了人們的擔憂。深度學習算法的發展一方面使得人工智能和生物識別等技術的精準度不斷提升，并大規模投入社會應用。但另一方面，機器也可以通過深度學習生成新的人臉甚至“換臉”。這種“深度偽造”（Deepfakes）技術對個人隱私和財產安全都形成了巨大挑戰。除了人臉合成，目前的語音合成技術也達到了以假亂真的效果。以GPT-3（第三代生成式預訓練變壓器）為基礎的人工智能創建和生成的新聞報道，可以達到人類都無法辨認真假的高度。這些涵蓋視頻、語音乃至文本的造假效果極佳的媒體合成技術不僅會影響個人的隱私和數據安全，更有可能混淆公眾判斷，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深度神經網絡算法雖然大大提升了計算機視覺識別的準確度，但受過數據訓練的算法對于圖像像素或顏色的輕微調整仍會做出錯誤判斷，并且至今無法準確解釋這種失誤。人工智能算法的識別結果尚不穩健，我們對于機器學習結論生成的原理也尚未完全了解，這些算法如果應用到自動駕駛、圖像識別等技術中，有可能產生更大的安全風險。同時，這些由于技術“失靈”導致的社會性風險的責任承擔主體并未被清晰界定，現有的科技倫理準則和相關法律法規體系與前沿科技發展進程不相適應。在這種情況下，科技治理體制機制建設顯得尤為迫切。

前沿科技治理的重要意義

構建前沿科技治理體系不僅有助于規避社會風險、促進經濟發展、指導科技發展方向，更對我國解決科技發展“卡脖子”問題、深度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主導國際科技治理規則制定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前沿科技領域往往存在技術倫理爭議和公民隱私、數據安全等重大風險，因此前沿科技治理的首要內容就是提早研究和識別潛在的技術和社會風險。舉例來說，人臉識別技術由于其采集圖像的隱蔽性和便捷性，往往會引發公民隱私泄露和數據存儲安全等問題；基因編輯技術中也存在對胚胎進行基因選擇而導致的生命倫理問題。對這些技術風險進行前瞻性研究并建立“預防性治理”框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大規模社會風險的爆發。

其次，前沿科技既可以為國民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必要的信息化基礎設施，也可以作為新的經濟增長極參與到經濟發展之中。對于前沿科技的治理既有助于為科技發展厘清社會利益主體關系，提高公眾對于技術的科學認知，從而為科技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也可以進一步為經濟建設夯實基礎，推動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第三，加強對前沿科技的治理，有利于督促有關部門根據實際環境承載能力和科技發展條件進一步完善國家科技發展統籌規劃，并將倫理審查監管及時納入國家科技評估體系，完善科學研究的倫理倡導和行為準則，從而在科學家群體中形成正向激勵。

第四，當前國際普遍通行的科技治理規則仍由少數國家主導，這一規則壟斷局面不利于其他國家科技的整體發展，在前沿科技發展中容易產生“卡脖子”現象。以中國為例，當前中國在生命科學研究、臨床診斷及醫學研究領域中使用的基礎研究材料生物試劑大部分依賴進口，一旦某些生命科技發達國家對試劑耗材的出口加以限制，將嚴重制約中國在生命科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加強對前沿科技的治理尤其是規則治理，積極推動中國科技治理與全球科技治理的接軌，有助于提高中國科技治理規則普及度、約束度和公信力，提升中國科學共同體在國際上樹立的良好科研形象，從而有效保障中國在全球范圍內與各國及各國際科技社團的科技合作，為中國參與世界科技治理的規則制定提供重要的話語權基礎。

為全球前沿科技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當前，全球都面臨著同樣的前沿科技發展的倫理困境與技術風險，且尚未形成建設性的治理框架和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尤其對具有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前沿科技風險的治理，缺乏達成全球共識的治理標準。如果不能及時構建有效應對倫理爭議和社會風險的科技治理體系，前沿科技的發展必然會受到阻礙。

同時，中國在許多前沿科技領域已逐漸從過去的“跟跑”轉變為“并跑”甚至是“領跑”，已經具備探索和構建科技發展的倫理準則與治理體系的條件和能力。如果能為全球提供科技治理的“中國方案”，對于中國在世界科技競爭中爭奪規則制定權，占據前沿科技持續發展的先機大有裨益。

在全球科技治理平臺上發揮中國影響力

為全球前沿科技治理提供“中國方案”，首先要在科技治理規則盲區參與建設新規則。當前，我國在部分前沿科技領域已和國際頂尖科技水平“并跑”乃至“領跑”，要充分借助我國在部分前沿科技領域的發展優勢，在技術領域和行業標準制定上發揮權威性作用；在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新興科技領域要積極發聲，提出建設性意見，拓展國家和科學家共同體的影響力；在國際交流與深度合作方面，要更加積極爭取主導權；此外，要充分發揮國際知名科學家的影響力，樹立“中國科學共同體”的品牌效應。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一大批中國科學家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應抓住這一契機發出“中國聲音”，重塑中國及中國科學家群體的正面形象。

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公信力的科技治理機構

健全科技倫理審查監管體系，充分發揮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的審查與監管職能，制定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科技倫理和價值準則，完善科研項目的倫理審查與評估機制，規范倫理檢查行為，建立健全相關懲處機制與法律約束。另外，還應積極建立科技治理宣傳體系，對中國在科技治理領域取得的重大成果和創新經驗予以充分宣傳，尤其要注重在國際上宣傳中國科研倫理體制機制建設取得的成果和國際協作的成功經驗。

根據前沿科技治理需要加強人才培養

開展交叉學科人才培養，不斷滿足前沿技術發展和治理的需要。一方面要培養能夠連接科技知識、行業研發和市場動態的復合型人才，加速科技產業化的進程；另一方面要推進科技治理與公共管理、倫理的協同教育，培養了解科學技術的監管者和熟悉公共治理的科學家，充分回應科技發展中的倫理爭議和國際爭端。此外，還應培養國際科技治理人才，鼓勵復合型人才積極、主動參與全球前沿科技治理體系建設的交流與合作，通過“有原則的靈活性”治理理念包容和吸納不同國家、不同政治體系、不同科研機構的科研力量和人才資源，推動重大科技領域國際治理體系建設的深度合作。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清華大學科技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樓聞佳、呂姝凝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賀勝蘭 / 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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