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國際經濟循環受到沖擊，需要我們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重生產、輕消費，重城市、輕農村，重出口、輕內需，重線下、輕線上等問題，這是造成當前國內經濟循環不暢的主要原因。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需要著力增強企業微觀活力，完善城鄉基礎設施，深化基層綜合治理，釋放市場擴張效應。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 國內大循環 經濟活力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國內外大勢，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著眼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本文就如何理解國內經濟循環的本質、國內大循環的理論依據、內循環不暢的原因等提供基本分析和政策建議，力圖為做好國內經濟大循環提供系統視角。

理解國內大循環的本質和要義

一個源自現實的新命題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社會公眾對經濟活動的認識和參與程度不斷加深，對市場經濟及其規律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關于價值規律、契約關系、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宏觀調控、環境保護等概念的認知逐步深入，并成為指導人們開展經濟活動的規范。然而，在復雜的現實經濟運行中，還有一些問題未能夠引起足夠重視，人們對經濟結構的理解還缺乏系統梳理。例如，經濟增長是不是越快越好、為什么會出現通貨膨脹、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關系是什么、周期性的經濟蕭條和衰退為什么不可避免，等等。

這些問題看似簡單，但深究起來，卻不是一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問題已經涉及到經濟活動的內在機理和結構關系，僅用一個原理或一個概念很難描述清楚。如果把各種問題概括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類，我們發現，前者往往關注概念和邊界，具有靜態化自然屬性的特點；而后者更為關注內在機理和運行，具有動態化社會屬性的特點。在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的今天，生產關系協調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經濟政策的重點也將會從前者逐步轉移到后者上來。

按照經典經濟理論，經濟活動其實是一個邏輯嚴謹、相互關聯、分工有序、不斷演進的基本鏈條。在這個鏈條上，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基于一定的技術經濟和地域空間關系，形成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基本形態，即通常所說的產業鏈。在產業鏈的內部，又可具體分為價值鏈、供需鏈、事物鏈、人才鏈、空間鏈等維度。也就是說，經濟循環的本質是把經濟活動連接起來，以形成對接機制和匹配結構，其核心是經濟活動內部各部門“對接”和“匹配”的狀況和水平。因此，可以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并不是特定行業和特定地區（國家）經濟發生問題的原因，而是因為疫情的迅速擴散以及各國應對措施的不同，降低了原來產業鏈條的對接度和匹配度，使得產業內部循環出了問題，進而引發經濟衰退現象。

國內大循環必須堅持結構優化的導向

根據上述分析，按照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經濟活動劃分標準，所謂國內大循環，就是指上述諸環節在國內完成，即生產和消費（供需關系）的銜接和匹配主要在國內，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穩定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與之相對應，所謂國際循環，就是上述諸環節結點部分在國外，包括過去常說的“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

早期的經濟理論很少注意到“結構”的問題。早在亞當·斯密的時代，發揮自然資源優勢是產業發展的主流。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生產活動表現為無限制的擴張和膨脹，幾乎所有的工業品都賺錢，也就沒有必要考慮結構性問題，當然也不需要關注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區別，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注意到一個現象，同樣的工業品，有些好賣賺錢、而有些不好賣不賺錢，這就是結構的問題。日本是最早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國家，從八十年代開始，日本就開始把國內市場作為重點，通過有效的結構政策，構筑起了與美國、歐洲并駕齊驅的戰略三角關系。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制造業在滿足國內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同時，一些行業、一些產業開始出現過剩，這反映出我國經濟循環中的結構問題。加大內循環就是要通過持續深化改革，提升企業素質和創新能力，采取多種措施優化產業結構，進一步提升產品質量、檔次和水平，使得我國社會經濟能夠走上持續、健康發展的道路。

國內大循環必須堅持效率和質量并重

效率和質量是發展的兩個輪子，沒有效率就沒有發展、沒有質量也沒有發展。早在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工作會議就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強調擴大總需求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主要通過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來實現。由于加大國內循環的目的同樣是擴大總需求，因此，堅持效率和質量原則是保障國內大循環實現的必要條件。需要注意的是，傳統需求政策的著力點是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即通過調動各方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增加各種要素、資本、資源的投入，以達到提高收入、刺激消費、鼓勵投資、增加出口的目的。其核心是要把蛋糕做大、把經濟總量（GDP）做上去。

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蛋糕不可謂不大，收入提升不可謂不快。就在需求政策獲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我們發現，消費者開始大量涌向海外市場，通過B2B、B2C、C2C等方式大量購買海外產品。根據中商產業研究院《2020年中國跨境電商行業市場前景及投資研究報告》的數據，2018年我國海淘用戶規模突破1億人，2019年海淘用戶規模將近1.55億人，預計2020年有望擴大至2.35億人，消費金額將達到2800億美元，導致國內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出現了“國際漂移”。為此，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做好，通過質量和效率雙輪驅動，提高經濟結構的活力和附加價值，以實現國內經濟社會的平穩發展。

造成國內大循環不暢的主要原因

重生產、輕消費的認識原因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消費觀念中，重生產輕市場的“以企業為中心”的消費觀念在我國具有根深蒂固的影響。這種消費觀念的形成和固化與我國傳統文化中“量入為出”“居安思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有著很強的內在聯系；同時，在計劃經濟年代，由于長期物質匱乏造成的倡導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消費意識占據主流，這種“非必要不消費”的觀念，不會因為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很快被改變。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近年我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人均消費支出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呈下降趨勢。例如，從2013到2019年，全國平均消費傾向從72.2%下降到70.1%，降幅為2.1%；其中城鎮居民從70.0%降為66.3%，降幅為3.7%，高于平均1.6個百分點。說明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如果收入增加，人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會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即邊際消費遞減傾向的存在。對于邊際消費遞減的原因，通常可以用人們節儉的天性和消費習慣來解釋。需要注意的是，在影響個人消費的各種因素中，收入、年齡、學歷、性別等對消費變化的影響程度不一，學歷反映的受教育程度對消費的影響程度更大。因此，未來促進消費者向品牌消費、高端消費（健康、舒適、安全）和金融服務消費等轉移將是一項長期任務。

重城市、輕農村的歷史原因

近年，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進入到一個嶄新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升，農村居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均發生了很大變化，初步實現了城鄉之間在生產要素、技術資本、體制機制等方面的融合發展。但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農民人均耕地少（我國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不到），農戶經營規模相對狹小，糧食和許多大宗農產品（如棉花、油料等）生產費用較高，農業生產的純收益偏低，增加農民收入成為鄉村振興的關鍵。

當前，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在管理制度上，我國長期存在的二元戶籍制度，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穩定轉移，成為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主要障礙。二是在公共服務領域，農村在養老、教育、醫療、交通、供水、供電、環境等方面仍然落后于城市，使得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受到抑制。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20年上半年，我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9718元，其中城市居民為12485元，農村居民為6209元，城市居民為農村的2.01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成為制約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重要原因。

重出口、輕內需的現實原因

在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中，投資和出口一直占據著較高的比例。根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2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99.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1%，其中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為57.8%，資本形成的貢獻率為31.2%，出口的貢獻率為11.0%。

從實現規模來看，2019年全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為41.2萬億元，其中城鎮商品零售額為35.1萬億元、占85.2%，而當年進出口總額為31.6萬億元（其中進口14.3萬億元，出口為17.2萬億元），相當于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76.7%、城鎮商品零售總額的90%，即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幾乎相當。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貨物進出口幾乎停滯，加大了復產復工和經濟內循環的難度，對我國經濟擺脫疫情沖擊，尋找市場替代造成了巨大壓力。

重線下、輕線上的政策原因

根據《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的數據，截至2020年3月，中國手機網民用戶規模已達到8.97億，較上年增長7992萬戶。全年移動互聯接入流量消費達到1220億GB，同比增長71.6%，月戶均流量（DOU）達7.82GB/戶/月，為上年的1.69倍。其中，互聯網短視頻應用成為流量增長的主要拉動力。2019年移動用戶使用抖音、快手等短視頻應用消耗的流量占比超過了30%。未來，移動互聯網新業態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由于疫情對消費習慣的改變，許多消費場景已經由線下轉至線上。在疫情期間，利用網絡開展的在線診療、網上授課、視頻會議、遠程辦公以及云招聘、云健身等將推動形成新的消費業態。

然而，有關部門對于經濟活動的監管與服務，還沒能及時跟上互聯網新經濟新業態蓬勃發展的需要，圍繞這些新業態的產品標準、服務規范、糾紛處理、監管政策和法規等亟待制定和完善。為此，全面提升數據要素的價值，建立統一數據標準規范，創新多領域數據開發利用場景等將成為未來移動互聯網發展的方向。其中，加快行業新規程研究制定（例如數據確權、定價、交易機制等），保障數據流動安全性和加強個人隱私保護等，將成為影響線上消費增長的關鍵。

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對策建議

增強企業微觀活力，切實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許多企業的微觀活力受到直接影響，特別是一大批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能力受到嚴重挫傷。隨著我國在疫情管控和市場恢復方面的不斷好轉，在確保市場占有和產品質量的前提下，通過各種財政、金融、稅收等手段為企業紓困，在銷售渠道拓展、流動資金保障、新產品開發、設備改造更新、員工技能提升等方面提供更加精準、有力、持續的生產支持服務，將是實現良好國內循環的基本手段。

完善城鄉基礎設施，補齊市場“最后一公里”短板

廣大農村作為內循環的重要市場空間，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據統計，2019年底，我國貧困村通寬帶比例已經達到99%，移動互聯網在貧困地區的建設和普及，加快了電商扶貧的進程和效果。2019年我國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程已經實現對832個國家級貧困縣的全覆蓋，短視頻及直播帶貨等社交電商逐漸成為推動貧困地區農產品流通的加速器。因此，加快改善貧困地區鄉村治理格局，繁榮鄉村網絡文化，推進貧困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將是促進內循環的基本任務。

深化基層綜合治理，優化營商環境

必須加強對經濟內循環實踐多樣性和多元性的認識理解。從當前情況來看，一個突出問題是面對多樣化的社會經濟實踐，具有創造性、開拓性的基層監管治理模式和政策比較匱乏，基層治理滯后于實踐發展。因此，應積極對各種新型市場問題進行研究，主動地開展基層監管治理創新。在“放管服”政策框架下、在維持市場活力的基礎上，放寬正面清單調控范圍，鼓勵引導電商企業等加入協會組織，以行業組織等為主導開展協同治理將是做好內循環的必要條件。

釋放市場擴張效應，擴大市場消費規模和內涵

促進經濟內循環需要不斷擴大和釋放市場擴張效應（market-expansion effect），實現生產和流通規模的效果放大。所謂市場擴張效應，是指在經濟發達的高梯度地區和經濟不發達的低梯度地區之間，通過建立原材料、初級產品、人才、技術、資金等方面相互銜接的互補型關系，促使經濟不發達的低梯度地區得到發展的一種模式。其中包括扶持不發達地區的初級產品、初級產業和第三產業，以及高梯度地區稅收增加和國家通過稅收轉移支持低梯度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等內容。這種新型投入產出關系和生產流通關系的建立擴大，將是深化內循環實踐的重要方向。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責編：周素麗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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