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電子官僚主義,與傳統官僚主義本質相同,都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高高在上、漠視現實、唯我獨尊。只是,電子官僚主義借著加強信息化管理的名義,更加“名正言順”和隱秘,讓人更加難以察覺。遏制電子官僚主義,不能僅僅停留在道德批判上,而應當從其產生的組織邏輯來考察,揭示其背后的制度性和體制性根源。
關鍵詞:電子官僚主義 電子政務 層層加碼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電子官僚主義”,是指披著“洋馬甲”的官僚主義,此種官僚主義借著電子化政務、信息化管理、網上辦理、臺賬管理等等名義和形式,在提高辦事效率的同時,也造成眾多的“數字鴻溝”“信息孤島”等“電子衙門”現象。
與封建官僚主義、文牘官僚主義一樣,電子官僚主義的本質仍然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高高在上、漠視現實、唯我獨尊等。但與傳統官僚主義有所不同,電子官僚主義借著加強信息化管理的名義,更加“名正言順”和隱秘,人們更加難以察覺。
電子官僚主義與電子形式主義,同傳統官僚主義與傳統形式主義一樣,也是一對“孿生怪胎”,正是形式眾多的電子官僚主義,催生了花樣繁多的電子形式主義。其實,當前在基層出現的大量形式主義,正是電子化的形式主義。
為什么中央明確反對、學界不斷批判、基層反映強烈的各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不斷換上“新馬甲”而一再大量出現,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這恐怕不是僅用個別干部的作風素質問題所能解釋的。
那么,電子官僚主義的病根在哪里呢?從電子官僚主義產生的組織邏輯來考察,也許更能夠揭示其背后的制度性和體制性根源。
組織行為:電子官僚主義的強制影響
如果說傳統官僚主義更多的是制度約束下的個人行為,那么電子官僚主義更多的是制度約束下的組織行為,這是兩者區別的關鍵性制度特征。也就是說,電子官僚主義是通過組織決定、組織文件、組織層級、組織程序等組織渠道“正式”下發的,并不是個別領導的口頭指示和命令。如上級組織或部門要求下級組織或部門建立各種各樣的電子臺賬、電子表格、電子匯總、電子反饋等,都是通過正式的組織文件和組織程序下發和要求的。這就體現了電子官僚主義的“正式性”和“合法性”,并具有以下強制性影響力:
一是正式性。上級組織憑借其權力地位和組織層級,對下級組織下發文件要求,具有組織上的合法性,下級組織必須無條件執行和落實。二是隱秘性。電子官僚主義隱藏在組織的正式文件和正式組織程序之中,下級組織和干部難以發現,也就更加難以抗拒。三是組織成本。建立各種工作臺賬,需要一定的電子軟件和APP的技術支持,而開發各種電子軟件的成本,是通過組織經費加以支付的,成本再高、填寫再復雜的工作軟件,也似乎與個人行為無關,電子官僚主義更趨于“無人負責”。四是影響力下傳。縣級政府要求鄉鎮政府、鄉鎮政府要求村社組織,一級要求一級,層層建立工作臺賬,各個部門也要求建立相應的專業臺賬,于是基層政府和村社組織,往往會建立幾十個工作臺賬。其技術成本和人力成本,自然也通過各級組織的經費自行支付。
由于上述的電子官僚主義是一種正式的組織行為,是通過文件一層一層下傳和要求的,至于是否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是否提高了辦事效率,是否有助于各級的實際工作,是否優化了公共服務,似乎沒有多少人來負責,也沒有多少人過問。這便是電子官僚主義雖然造成了巨大的體制空轉和資源空耗,但總能潛滋暗長、甚至愈演愈烈的制度性根源。那么,為什么各級組織會選擇各式各樣的電子官僚主義呢?
組織業績:電子官僚主義的華麗口實
這些年傳統的官僚主義,如大權獨攬、自我膨脹、官氣十足等個人官僚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少,但為官不為、不敢擔當、不切實際、遇事應付等官僚主義卻在暗中蔓延。其中最隱蔽、最容易,也有很好借口的官僚主義,便是借著加強管理、嚴格管理的“華麗口實”,而不斷強化的各種電子官僚主義。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加強部門權力。一定的部門有一定的權力和職責,一些部門抱著“有為才有權”的思想,把自身部門的權力“用足用飽”,不斷要求下級組織上報本部門負責的數字和臺賬。二是提升部門業績。不管下級組織上報的數據是怎么來的,是否真實準確,只要本部門所管任務和項目的材料越多、數據越多,在上級組織檢查本部門時,就會顯得本部門做了更多的工作,完成了更多的任務,取得了更大的“業績”。三是應付部門業務。有些部門所謂的“加強管理”,其實只是加強了“材料上報”和“數據上報”,至于下級組織的工作實際做得怎樣,本部門并不深入基層展開實際調研和群眾訪談。其實,這是典型的得過且過、應付差事的官僚主義表現,只不過借著“管理電子化”而得以隱藏。
組織任務:電子官僚主義的工作機制
正是借著政務電子化、管理電子化的通道,各種官僚主義實現了“華麗轉身”。電子官僚主義既“名正言順”,又“省時省力”:官僚主義干部既用不著下鄉調研、走訪群眾,也用不著深入一線、親身考察,只需通過各式各樣的“電子化臺賬”,就可以坐在辦公室里完成本部門的組織任務。這便是各種電子官僚主義的“工作機制”,并日益成為“工作常規”:
一是通過召開會議(如縣級部門召集鄉鎮干部開會),傳達文件并簽定各種“項目責任書”。會議要求參會者電子簽到、照相留影,并要求參會者回到鄉鎮以后,及時召開本鄉鎮相關干部開會,傳達上級會議的精神和文件,同樣要求電子簽到、照相留痕并及時電子反饋本單位的會議紀要。筆者在調研中,一個中部地區鄉鎮書記反映,他一年之中參加了200多個會議。
二是項目責任書簽訂以后,縣級部門、鄉鎮政府、村級組織,都要建立相應項目、任務的工作臺賬,及時更新、反饋和上報各種材料和數據。筆者在西部某鄉鎮調研時,一個鄉鎮的精準扶貧工作,就有幾十個扶貧臺賬,因為縣級的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農業局、文教局、扶貧辦、維穩辦、衛生局、交通局、環保局等各個部門,都有各自的特色任務和項目的填報要求。
三是工作任務的檢查監督,也主要是臺賬材料和數據更新的檢查監督,一天一報、一周一報、一月一報、一季度一報、半年一報、一年一匯總,等等。筆者在各地調研中發現,每個鄉鎮和每個扶貧村,都有專人每天盯在電腦上,不斷地填報、附加、更新各種各樣的數據和照片資料。同時,扶貧村主要干部的手機上,都有眾多APP臺賬,也需要及時不斷地通過APP上報和更新本村的各種數據和材料,這還僅僅是精準扶貧一項工作的臺賬資料。而每個基層鄉鎮,除了精準扶貧工作以外,還有綜治維穩、防火防洪、交通安全、文化衛生、環境保護、撤村并居、房屋拆遷、土地整理、基層黨建、美麗鄉村、鄉村振興等,幾十項工作都需要建立電子臺賬和填報數據材料。
這便是我們在基層中,普遍可以看到的工作流程和“繁忙景象”。基層干部和辦公室人員,似乎都很忙碌,忙著開會、忙著念文件、忙著做臺賬、忙著填數據、忙著找資料,但上級領導親自參與的調研少了、本身業務工作的推進少了、深入群眾的民主評議和訪談少了。電子官僚主義不僅“名正言順”,而且似乎工作起來“很忙很投入”,看起來也“很漂亮”。
組織責任:電子官僚主義的追責機制
隨著電子官僚主義工作機制的盛行,其組織責任的追責機制,同樣也是電子官僚主義的行為邏輯。上級的組織和部門,既然已把各項工作和任務,通過電子官僚主義的方式布置和傳達給下級組織和部門,以后的組織責任便是各種各樣的檢查驗收和考核評比,這同樣是通過電子官僚主義的方式來完成的:
一是檢查本級組織的臺賬和數據(如縣級職能部門),看看各級下級組織(如各個鄉鎮和村社),是否按照規定的時間和要求,及時地上報了本鄉鎮的材料和數據。至于各個鄉鎮的材料和數據,是怎么得來的,是否準確真實,縣級組織和部門,一般情況下是很難加以逐一核實和檢查的。至于今天下發通知、明天就要上報數據的情況,更是無法檢查核實和審驗的。
二是上級組織到下級組織的檢查驗收。除了精準扶貧還經常走訪貧困戶家庭以外,大多數上級的檢查驗收,一般只有半天時間,只是到鄉鎮政府或村委會辦公室,看看墻上的圖片展覽,翻翻桌子上的各種紙質專題資料匯編(一個村會員辦公桌上就有幾十種這樣的資料匯編),再看看電腦里的各種臺賬和數據。一個鄉鎮政府,一年之中接待100到200個,各式各樣、各個層級、各個部門的檢查驗收組,基本的檢查流程也是翻看各種資料和臺賬。
三是責任的追查。由于幾十項、甚至幾百項的任務和項目,都有各自的電子材料和臺賬,如果一旦出了“問題”和“事故”,第一時間的黨紀政紀追責,也是沿著權力鏈和臺賬鏈向下追責。各個組織和部門,為什么會建立越來越復雜和繁瑣的資料和臺賬,也與越來越嚴厲的組織責任追查相關。本級部門(如縣級部門)的資料和臺賬越全面、完整和細微,就越能表明本部門盡責盡職和嚴于管理,本部門要承擔的事故責任可能就會越少。同時,責任往下級組織(如鄉鎮政府)追查,也是首先查看鄉鎮的資料和臺賬是否有遺漏、篡改和失真等情況,只要鄉鎮政府的臺賬出現任何紕漏和問題,“責任的板子”就會打在鄉鎮干部的頭上。這也是鄉鎮政府不管任務項目完成的怎樣,一定要把資料和臺賬做得完美無瑕的根源。同樣,鄉鎮政府要追查村委會的責任時,也是同樣的邏輯和流程。
這便是電子官僚主義的“隱秘邏輯”:項目任務上“層層加碼”,以便為本級組織留有政績和余地;項目責任上“層層追責”,以便減輕本級組織的責任和追查下級組織責任。而這一切都是在“加強管理”“創新管理”“信息化建設”等口號下隱秘推進的。這也是電子官僚主義更顯得“高大上”,從而更加難以察覺和遏制的制度性根源。
各種官僚主義,包括電子官僚主義,不管其換上什么華麗的“新馬甲”,固然與個別領導忘記了“領導就是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關,但中共幾代領導人鍥而不舍地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還能長期潛滋暗長、頑固不化,這就很難用個別干部的作風素質所能解釋。只有找到官僚主義的“總病根”,消除包攬一切的“全能管理”制度,減緩壓力型體制的體制壓力,激發基層自治的活力基礎,開放民主參與協同治理的制度通道,才能從制度上和體制上遏制各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而這一切的逐漸實現,只有通過制度性的體制改革,從制度機制上消除權力高度集中,壯大社會自治基礎,提升民主治理水平,建構基層治理的現代化體系,才是切實可靠的長久治理之道。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責編:周素麗 /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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