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具化干部”在工作中缺乏靈活性，思路僵化、落實虛化、創造弱化，原因在于，工作壓力催生工具化傾向、“領導權威”助長工具化風氣、避責心態引發工具化選擇、能力不足需要工具化彌補、“鐵飯碗”“零部件”心態塑造工具化認知、體制誤讀強化工具化自覺。

【關鍵詞】“干部工具化” 干部隊伍 組織建設

【中圖分類號】D262 【文獻標識碼】A

在實踐中，“工具化干部”不可謂不努力，精力投入不可謂不大，但照章辦事過于循規蹈矩，服從領導過于亦步亦趨，“上級指哪，我就打哪”，“會聽話，會做事”，甚至是“會來事兒”，似乎只是上級組織或領導“手”“腳”的延伸，體現不出干部應有的開拓精神與擔當作為，沒有干事業的鋒芒。“干部工具化”現象的本質是，干部在工作中的主觀能動性不夠，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缺失。

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黨和國家需要廣大干部忠誠干凈擔當，以信念過硬、政治過硬、責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硬的高素質，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提供有力支撐。然而，“干部工具化”無疑不符合黨和人民事業的要求，亟需提醒和糾正。

“干部工具化”集中表現在干部的工作思路、工作落實、工作能力上

思路僵化。一些干部在工作中特別是在服務群眾過程中，凡事都按照文件要求辦，按指示辦，囫圇吞棗，“不敢越雷池一步”，理解機械，不考慮實際情況。這么做，雖能保證文件精神在表面上精準落實，但忽視了實際問題的真正解決，偏離了實事求是工作精神，導致民眾辦事面臨各種困擾。現實工作中，被要求提供的各種奇葩證明，證明“我是我”“小孩無犯罪記錄”等，便是典型例證。工作人員嚴格按文件辦事，缺乏常識，只認證件不認人，缺少任何一種證明都不能為群眾服務，這就是不考慮服務對象的特殊性，只認“規定”，否定聯系實際。又如，在疫情期間，群眾委托他人代辦事項、遠程視頻協助核實都不能通過，仍然強調必須本人親自辦理；疫情期間，辦事群眾因材料獲取困難，希望工作人員給予后續補上的機會也不能獲得理解等。種種問題看似體現一些干部辦事認真，實際上是缺少靈活性，是思想方法出了問題，是教條主義在作怪，而不是所謂的原則性強。

落實虛化。文件精神、上級指示取得成效的關鍵在于落實。一些干部對上級的信息不分析，“不增不減”，因此就使得文件精神或領導意圖與實際操作及具體落地之間缺少必要的轉換環節，所謂以文件傳達文件、以會議傳達會議，就是一個具體例證。這樣做，表面上看似不存在遺漏、歪曲上級精神的問題，但由于工作中沒有底氣、不接人氣、不接地氣，嚴重脫離實際，最終使得政策落地與初衷不符合，效果不佳，沒有顯示出政策績效。這種“傳聲筒”式的落實表面上看似乎嚴格遵守了政策要求，實際上完全把政策定方向、謀大局的功能與政策執行的靈活性、可操作性對立起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注意不到現實往往是變動的，充滿了偶然性、突發性因素。不論政策制定多么完美，在實際貫徹過程中都應因時因地作相應調整，以便更好地回應現實。此外，不同地方各有特色，執行過程中也需要講究因地制宜，不能不考慮具體實際，不尊重群眾意愿搞“一刀切”。我們在調研中看到，一些工作表面上干得有聲有色、有始有終，而實際上都是“花架子”，是落實的虛化或表面化、片面化。

創造弱化。“干部工具化”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在工作中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不足，過于謹小慎微，不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比如，一些干部負責處理或者撰寫大量報告，各種報告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在寫作過程中，會按照既定模板完成任務，而不會進行針對性寫作，有所創新、做些突破，當我們在各個層面接觸到這些文件時，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還有一些干部在對待領導交辦的任務時，會嚴格按照領導說的每一個字執行，甚至達到“咬文嚼字”的地步，深怕誤解領導意圖。這些工作形態實際上無法將工作做到最好，都是在工作中不動腦筋，主動降低自己的思維能力，不革新不創造的表現。

“干部工具化”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

工作壓力催生工具化傾向。“干部工具化”現象與工作壓力有關，是在壓力和困難面前缺乏斗爭精神和斗爭本領、“求自保”心態的一種反映。在一段時間內，我們適應了比較舒適的“歲月靜好”的生活，當工作中矛盾和風險比較集中時，就很不適應。比如，近一段時間里，我們遇到的大事、難事很多，而疫情這樣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就給一線干部帶來巨大壓力。在內外壓力下，既要把事情做好，又要滿足上級要求，還要防止工作失誤及追責，壓力值飆升。如何才能減壓？封閉自己、不出頭，“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成了一些干部的合理選項。

“領導權威”助長工具化風氣。廣大干部理應高效完成上級交辦的事項，并及時反饋工作情況。但一些干部為體現自身精明強干、“靠譜”，值得領導信任，在未理解文件精神、未深耕工作實際的情況下，便急功近利地做工作。此外，有的領導在布置任務時，會基于對自身經驗和知識自信等給出幾點工作建議，作為執行人員，必須服從建議，領導和執行人員是指揮與服從的關系，辦事人員即使想創新，也無空間可言。

避責心態導致工具化選擇。在嚴厲追責的情況下，對一些干部來說，如何“避責”成了最先考慮的問題。一般情況下，做事就要承擔責任，不做事就沒責任，但是不做事又會面臨懶政怠政風險，所以避責的“最佳”選擇就是循規蹈矩、無條件服從，完全按上級給定的“路線圖”開展工作。一些認識，如，“創新易犯錯，沿襲更穩重”“照章辦事錯了主責不在我，創造性辦事錯了主責在我”，就反映出一些干部的思想活動，與其花費時間、精力結合實際情況去琢磨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不如按照以往工作思路和既有“模板”做事，常態化工作比創造性工作出現風險的可能性更小，做起來也更輕松簡單，出了問題也較難追責。追責的實際操作過程，也常給干部以做錯事比少做事、磨洋工更嚴重的印象，所以一些干部寧愿選擇少做事也不愿費力去做“不劃算”的事。

能力不足需要工具化來彌補。領導干部是對能力要求很高的崗位。面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新矛盾和新問題對干部把握復雜局面的能力、處置難題的能力以及專業知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雖然有笑談認為，“中國的一個縣長都可以當美國總統”，但也足見我們的干部所做工作的復雜性，以及對干部能力的綜合要求之高。隨著事業的全力推進，能力不足問題對一些干部來說越來越突出。本領恐慌使得個別干部進一步把自己“封閉”到文件和上級的指示中，“天塌下來有高個兒頂著”，既然我不能獨立面對問題和壓力，那只有奉命行事。在現實生活中，對一些年輕干部來說，能力欠缺是更為突出的問題。年輕干部多是通過考試進入干部隊伍的，缺乏實際工作歷練，不具備在短時間內把握和處理復雜現實問題的能力，但問題和矛盾不等人，只能在干中學、學中干，這個學與干結合的過程，更多地反映在對“工具化”的認同上。對一些干部來說，按文件和上級領導指示，把任務傳導給下一級單位，是最為省心省力的選擇。而個別直接面對群眾的基層單位，在壓力超出能力之外時，則往往優先選擇以“上級要求”為由，以“一刀切”的方式應對多種訴求和諸多難點，“執行上級指示”是其能力不足的最佳護身符。

錯誤權力觀契合工具性服從。黨中央高度重視構建良好的政治生態，并把其作為全面從嚴治黨重點解決的方面。但在現實生活中，負面政治生態的不良影響仍然存在。主要表現在錯誤的權力觀仍然沒有被徹底消除，“權力依附”依然存在。一些干部誤解用權為民的人民權力觀，把自己的升遷寄托在“一把手”身上，把自己服務的對象也聚焦于“一把手”身上，因此在領導面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深怕違背領導意志。這種狀況客觀上對于落實工作也有好處，但因其根本上的價值觀錯誤，工作績效終究會成為負值。在下級干部不假思索、不聯系實際地全力執行領導意圖、全面做好領導布置的任務時，如果執行的是科學決策，但因存在“邀功”的盤算，往往會出現不斷加碼的問題，好事變成壞事；如果領導意圖或決策有偏差，則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無論哪種情況，都會帶來糾偏成本極大的問題。此外，權力依附還帶來了人身依附、職務依附、群體依附，使個別干部變成貫徹某個領導意圖的工具，甚至成為所謂混官場的“高級黑”。

“鐵飯碗”“零部件”心態塑造工具化認知。一些干部沒有正確看待公務員職位的“為公”特性，僅僅把工作視為“鐵飯碗”，導致他們不會用心去思考把握工作。在他們看來，工作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生活中還有家庭、各種愛好等，要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以我為主”，不能“舍本逐末”。這種對待工作的敷衍態度，往往造成干部工具化傾向。有些干部缺乏進取心，認為體制如機器，每個干部像機器的零部件一樣支持著體制運轉。“零部件心態”讓一些干部覺得自己卑微渺小，存在可有可無，每天“打醬油”也能“混過去”，伴之“鐵飯碗”觀念，領導推一推，我就動一動，不會多想應該如何使工作做得更出色。我們看到，一些地方良好的政治生態還在建構中，但以往政治生態中的權力依附、人身依附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

體制誤讀強化工具化自覺。個別干部對黨的根本宗旨和權力組織架構的認識不到位，認為我們的體制要求的就是“服從”，強調“權威”“忠誠”“守規矩”，反對靈活與創新，因此我們每一個干部都是“工具”，工具化是必然的。這種認識表面上看似符合實際情況，其實似是而非。這種認識看似忠誠于體制，實際上是囿于體制帶來的資源與好處，并不等于從價值觀上對體制的認同。這種認識在實踐中往往轉化為唯領導馬首是瞻，領導說什么就是什么，不能質疑領導決策，認為這是“政治正確”“大局意識”，進而放棄獨立思考，不斷自我否定。相反，創造性開展工作，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則往往會被個別干部視為挑戰領導權威，不服從組織安排。而上述這些誤讀正在為“干部工具化”背書。

“干部工具化”現象需要否定

有人認為，應該肯定“干部工具化”積極合理的方面，我們的干部不就是要“聽話”嗎？不就是要做我們事業的“螺絲釘”嗎？這是一種錯誤認識，是對共產黨干部定位和要求的嚴重誤讀。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并提出“才德兼備”的干部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毫無疑問，干部必須要堅定地貫徹政治路線，同時必須以實際行動引領群眾沿著政治路線的方針政策前行，而干部只有不違規、不消極，才能組織帶領好人民。我們的干部確實是黨和人民事業的“螺絲釘”，強調的是忠誠、擔當和價值認同，與工具化完全不能劃等號。工具化是一些干部消極的、被動的、得過且過的應付策略，與黨和人民的事業要求相左。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大量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只有廣大干部共同努力才能匯成民族復興的合力。我們黨曾經和正在培養大量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黨務、社會等各方面領導人才，我們的事業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充分說明我們的體制不會限制干部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政治生態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存在的負能量，是發展中的問題，這不是常態，會隨著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化發生質的改變。

“干部工具化”現象是比較普遍存在的，無論何種制度都無法完全克服，但可以有效減少該現象的程度及其帶來的消極影響。2020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清醒認識到，自己手中的權力、所處的崗位，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來為民謀利。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事業觀，不慕虛榮，不務虛功，不圖虛名，切實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廣大干部正確理解自己手中權力、科學看待干部身份和具體職位、摒棄工具化干部的方法論，不忘初心，才能行穩致遠。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習近平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新華網，2020年5月22日。

責編/趙橙涔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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